近些天，有关迎祥观的话题，和雷凡同志有过一些深入的探讨，他提供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可以矫正一些习惯上的认识和说法。
有关初创地址的问题。普遍的说法是，它位于北广济街南口东侧，“创自唐景龙二年，初名景龙观，后明皇迎老君像入内供奉，因更今名”，即迎祥观。这样极容易造成的误解是，该观初建时即是在此位置，其实不对。宋敏求撰《长安志》注中记载说，此观“本长宁公主宅，估价木石二千石。公主随夫为外官，遂奏请为景龙观。”长宁公主是唐中宗与韦后的长女，她随夫出京了，宅邸空了下来，所以奏请中宗改它为景龙观。也就是说，景龙观最初是“舍宅建观”的，它的确切位置是在长宁公主宅邸，在崇仁坊，即现在下马陵一带。“天宝十二载改为元真观。肃宗时设百高座讲。”开元二十九年，即公元七四一年，唐玄宗给它改名为迎祥观之后，天宝十二年，即公元七五三年，它还曾被更名为元真观。当然，一句“肃宗时设百高座讲”的话，也使一种说法，即“迎祥观毁于安史之乱中”，亦不攻自破。
其实还可以通过“以诗佐史”的方法来解决迎祥观的初创地址问题。初、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苏颋留下一首《景龙观送裴士曹》的诗，“昔日尝闻公主第，今时变作列仙家。池傍坐客穿丛筱，树下游人扫落花。雨雪长疑向函谷，山泉直似到流沙。君还洛邑分明记，此处同来阅岁华。”苏颋是公元七二七年去世的，那时的景龙观，还没有被更名为迎祥观，但“公主第变作列仙家”的史实却是被诗词记录了下来。
有关迁建时间的问题。就目力所及，目前还没有看到可资证明的文献资料。前些日子在翻看开元寺的资料时，有一种说法是，唐末唐昭宗迁都洛阳时，长安城大部被毁，时任京兆尹的韩建留守长安，废弃了外郭城和宫城，以原皇城城垣为基础缩建长安新城，大致这个时候，开元寺才从原长安城怀远坊东南隅，亦即现在白沙路附近迁建至目前西安钟楼东南角开元商城这个位置。以此推测，迎祥观的迁建，如果是在唐朝，最早亦应是唐末。其实，如果翻开唐皇城宫城平面图看看，唐承天门外皇城内都是三省六部等权力部门所在地，是不可能有寺、观等宗教建筑出现的，倘若出现，也应是在长安唐政权垮塌之后。目前这一区域内的很多的寺、观遗迹，如迎祥观、开元寺、宝庆寺、大清真寺等等，碑记等文献资料大多以“创建于唐时期”作为记录，实际是一种理解上的偏差，更多只是创建时间的记载，而非创建地即在于此处。
有关初创地址的问题。普遍的说法是，它位于北广济街南口东侧，“创自唐景龙二年，初名景龙观，后明皇迎老君像入内供奉，因更今名”，即迎祥观。这样极容易造成的误解是，该观初建时即是在此位置，其实不对。宋敏求撰《长安志》注中记载说，此观“本长宁公主宅，估价木石二千石。公主随夫为外官，遂奏请为景龙观。”长宁公主是唐中宗与韦后的长女，她随夫出京了，宅邸空了下来，所以奏请中宗改它为景龙观。也就是说，景龙观最初是“舍宅建观”的，它的确切位置是在长宁公主宅邸，在崇仁坊，即现在下马陵一带。“天宝十二载改为元真观。肃宗时设百高座讲。”开元二十九年，即公元七四一年，唐玄宗给它改名为迎祥观之后，天宝十二年，即公元七五三年，它还曾被更名为元真观。当然，一句“肃宗时设百高座讲”的话，也使一种说法，即“迎祥观毁于安史之乱中”，亦不攻自破。
其实还可以通过“以诗佐史”的方法来解决迎祥观的初创地址问题。初、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苏颋留下一首《景龙观送裴士曹》的诗，“昔日尝闻公主第，今时变作列仙家。池傍坐客穿丛筱，树下游人扫落花。雨雪长疑向函谷，山泉直似到流沙。君还洛邑分明记，此处同来阅岁华。”苏颋是公元七二七年去世的，那时的景龙观，还没有被更名为迎祥观，但“公主第变作列仙家”的史实却是被诗词记录了下来。
有关迁建时间的问题。就目力所及，目前还没有看到可资证明的文献资料。前些日子在翻看开元寺的资料时，有一种说法是，唐末唐昭宗迁都洛阳时，长安城大部被毁，时任京兆尹的韩建留守长安，废弃了外郭城和宫城，以原皇城城垣为基础缩建长安新城，大致这个时候，开元寺才从原长安城怀远坊东南隅，亦即现在白沙路附近迁建至目前西安钟楼东南角开元商城这个位置。以此推测，迎祥观的迁建，如果是在唐朝，最早亦应是唐末。其实，如果翻开唐皇城宫城平面图看看，唐承天门外皇城内都是三省六部等权力部门所在地，是不可能有寺、观等宗教建筑出现的，倘若出现，也应是在长安唐政权垮塌之后。目前这一区域内的很多的寺、观遗迹，如迎祥观、开元寺、宝庆寺、大清真寺等等，碑记等文献资料大多以“创建于唐时期”作为记录，实际是一种理解上的偏差，更多只是创建时间的记载，而非创建地即在于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