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老师同学们，你们怎么样了，还好吧？

我1978年至1982年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读书，毕业后分配到了北京。后来也回去过几次参加母校的活动。上海爆发疫情以来，我一直关注着上海的局势，期盼着我的老师和同学们都好好的，今天在同学群看到了以下内容，还是很心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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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中国国际电视台采访了钟南山院士。主持人提出了一个很多人都在想的问题：中国防疫政策的可持续性到底怎么样？会不会成本过高？成本，你可以理解为“代价”。钟南山说了几点，我觉得特别到位：
第一，新冠病死率现在大约是2%，我们不能容忍这么高的病死率。
第二，零传播，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因为这个病毒的传播太迅速了，复制指数太高。
第三，现在我们这种零容忍的政策，成本确实是很高，但如果放开不管，成本就更高。
有些国家在有少量病例的情况下，放开了防控，结果病例大量增加，扛不住，又不得不开始收缩政策。这一来一回，代价更大。相比之下，我们目前这种随时发现、随时清零的政策，代价算小的。
第四，目前中国的防疫政策，还会持续相当长时间。到底多长时间，取决于世界其他国家的防控情况。最根本的一点是，新冠感染病死率太高，我们不能接受。
简单粗略地算一下：我们有14亿人，就算一半人感染，就是7亿，2%的病死率，就是1400万。嗯，这个数字太大了。而且我国的医疗资源不太够，一旦大规模感染，很可能把医院挤爆，很多人得不到治疗，病死率还会更高。如果我们现在为了保经济，为了省点核酸检测的钱，导致将来疫情失控，那绝对是因小失大。
说到底，在“要钱还是要命”这个问题上，国家选择保老百姓的命，这是好事。否则谁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