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把春秋三传对照同时阅读。单从体量上来看，《左传》厚厚三大本，《公羊传》和《穀梁传》只有各一本。这至少说明《左传》比《公羊传》和《穀梁传》记录了更多的内容。
《左传》的记录确实经比《公羊传》和《穀梁传》细致了很多。比如说当鲁隐公元年，《公羊传》和《穀梁传》都结束于“公子益师卒”的时候，《左传》却在周历的十二月前前后后又记载了许多当时的大小事情。
先来说说这件事。三传各自的记录表面上看起来有不同，实际上是一回事。简单说，就是鲁隐公元年的十二月，鲁国死了一位大夫。这位大夫的名字叫作“益师”，字“众父”。益师是鲁孝公的儿子，那么就是鲁惠公的兄弟辈。隐公和后来继位的他的弟弟桓公都是惠公的儿子、孝公的孙子，算起来益师就是他们的伯叔一辈。《公羊传》和《穀梁传》称呼“公子“，我个人觉得是指益师的公族身份。但是也有一种解释认为公子为氏，益师是名，类似王孙满。同一件事，《左传》的记载用语是”众父卒。“用的是益师的字。
在这件事上，三传相当的一点是都不记录日期，没有说明益师是哪天死的，即“不日”或“不书日”。为什么不记载日期，三传是三个完全不同的理由，也体现了《春秋》作史者和传承者的思想。
《左传》“不书日”，为什么呢？因为“公不与小殓”。按理说，如果鲁国的大夫死了，小殓的时候即给死者穿衣服的时候，国君要亲临现场。益师这一次死，小殓时鲁隐公没有在场。《左传》认为是这个原因史书没有记载益师死的日期，因为这是不符合礼制的。
《公羊传》“何以不日？”理由是“远也”。公羊氏认为孔子作《春秋》把鲁国的十二公两百多年的历史分成三个阶段，即三世。传闻世，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僖公的时期，年代太久远了，孔子能够知道的事都是传闻于世；所闻世，文公、宣公、成公、襄公的时期，这期间发生的事是孔子父、祖辈发生的，能够听闻；所见世，昭公、定公、哀公的时期，这是孔子及父亲辈生活的时期，很多事是孔子亲见。
益师死的事属于传闻世，孔子高、曾祖辈的事，年代久远，不可确定，所以不记载益师死的日期，这是严谨的态度。
《穀梁传》则认为，“恶也。”认为是因为益师的品行不端，所以不记录他死的日期，益师没有权力名垂史册。
不记录日期，这表明了作史者的一个态度问题。凡不合乎礼的事都不记录日期，甚至连整件事都有可能不记录。比如《左传》里补充的鲁隐公元年“冬
《左传》的记录确实经比《公羊传》和《穀梁传》细致了很多。比如说当鲁隐公元年，《公羊传》和《穀梁传》都结束于“公子益师卒”的时候，《左传》却在周历的十二月前前后后又记载了许多当时的大小事情。
先来说说这件事。三传各自的记录表面上看起来有不同，实际上是一回事。简单说，就是鲁隐公元年的十二月，鲁国死了一位大夫。这位大夫的名字叫作“益师”，字“众父”。益师是鲁孝公的儿子，那么就是鲁惠公的兄弟辈。隐公和后来继位的他的弟弟桓公都是惠公的儿子、孝公的孙子，算起来益师就是他们的伯叔一辈。《公羊传》和《穀梁传》称呼“公子“，我个人觉得是指益师的公族身份。但是也有一种解释认为公子为氏，益师是名，类似王孙满。同一件事，《左传》的记载用语是”众父卒。“用的是益师的字。
在这件事上，三传相当的一点是都不记录日期，没有说明益师是哪天死的，即“不日”或“不书日”。为什么不记载日期，三传是三个完全不同的理由，也体现了《春秋》作史者和传承者的思想。
《左传》“不书日”，为什么呢？因为“公不与小殓”。按理说，如果鲁国的大夫死了，小殓的时候即给死者穿衣服的时候，国君要亲临现场。益师这一次死，小殓时鲁隐公没有在场。《左传》认为是这个原因史书没有记载益师死的日期，因为这是不符合礼制的。
《公羊传》“何以不日？”理由是“远也”。公羊氏认为孔子作《春秋》把鲁国的十二公两百多年的历史分成三个阶段，即三世。传闻世，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僖公的时期，年代太久远了，孔子能够知道的事都是传闻于世；所闻世，文公、宣公、成公、襄公的时期，这期间发生的事是孔子父、祖辈发生的，能够听闻；所见世，昭公、定公、哀公的时期，这是孔子及父亲辈生活的时期，很多事是孔子亲见。
益师死的事属于传闻世，孔子高、曾祖辈的事，年代久远，不可确定，所以不记载益师死的日期，这是严谨的态度。
《穀梁传》则认为，“恶也。”认为是因为益师的品行不端，所以不记录他死的日期，益师没有权力名垂史册。
不记录日期，这表明了作史者的一个态度问题。凡不合乎礼的事都不记录日期，甚至连整件事都有可能不记录。比如《左传》里补充的鲁隐公元年“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