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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前我这样教书——语文偶记之后记

2022-10-15 07:28阅读:
退休前我这样教书
——语文偶记之后记
我楚狂人
2008年夏退休,教了32年高中语文。我曾经有过作家梦、学者梦,但是最终还是在中学讲台上站了32年。错有错着,总算是没有误人子弟,我的学生中有学者有作家,当然也有官员。这与我关系不大,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语文老师。
我在陈墓中学任教的后几年,已经习惯了外校教师的听课,北到黑龙江,南到海南岛,东到上海滩,西到青海西藏,都有老师来听过我的课。我有一个臭脾气,从来不为有人听课改变自己的授课进度,就是随堂听课——我上课是为了我的学生,不是表演。而且,我不会为了有人听课专门准备,平时怎么上,就怎么上。为了开课,失去本色,学生会觉得很虚伪。
在我退休之前的几年,外校听课的老师多起来了,我还是一支粉笔一本书,上我的本色课。这里面,发生了几件有趣的事情,我记忆犹新。
有一次我校对外教学活动,我应同组老师“点戏”开讲说明文《眼睛与仿生学》,照例学生课前预习。结果,学生对课文该解决的问题全解决了,学生一站起来,滔滔不绝,把我要讲的,全讲完了,我在课堂上成了摆设。课后,老朋友刘锡耀老师说我的课“砸了”。我却自得其乐——叶圣陶先生说,教是为了打到不需要教。我这不是不需要教了吗?
有一次上海晋元中学校长、语文特级教师赵凤飞老师听我的课,我上苏洵《六国论》,我是把《六国论》作为典范的总分论证的议论文来讲的。《六国论》一堂课当然讲不完,赵老师要求连听一节课。课后对我讲,这就是语文课。
有一次北京的校长考察团来校听课,我讲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我讲了王安石的游记过度议论的问题,又联系到苏轼《石钟山记》最后一节也有这个毛病——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文体不纯——我们学生写文章没有大文豪胡言乱语的自由。我发挥出去,说到宋人好发议论的普遍性文学现象,
引入苏轼的诗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和朱熹的诗句“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课后校长们一致要求连听一节课。我又讲了文言虚词“之”的词组连接作用,说到了吕叔湘的《文言虚字》这个部分的缺漏,又用自己探访金华三个岩洞,特别是叶圣陶没有去过的山顶的朝真洞的经历,讲了自己对原文“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的感悟,讲了对王安石改革的自己的看法。下课时,校长们竟然给了掌声,把我和学生都吓了一跳。校长们对我说,老师,你不上“百家讲坛”是“百家讲坛”的损失。我不以为意。
有一次我们的合作单位苏州中学校务委员会来校考察联办班工作,苏州中学校务委员会成员都是特级教师,包含退休特级教师,他们要听我一堂课。正好我讲到孙犁的小说《荷花淀》。教过的老师都知道,《荷花淀》不好讲,但是我还是按进度上课。
我一堂课解决这些问题。一是小说《荷花淀》的“非典型性小说”的体现,经过讨论,达成共识:没有主人公,只有群像“女人们”;没有主要矛盾冲突,就是“女人们”找丈夫见一面的过程;没有情节高潮,连很多作家都会大加渲染的“荷塘伏击战”也被虚化了。结论是,这就是一篇“散文化的小说”。
二是,“接地气”的感情表达。“女人们”心里迫切要找丈夫,偏偏还要种种掩饰种种借口;男人们明明心疼妻子,但是给东西还要“一不小心”丢过去,还要口称“一群落后分子”。这就是那个时代表达感情的方式,与今天在大街上大叫“我爱你”是两个时代。
课后评课,苏州中学老资格的数学特级教师张祖望有点激动地说,这是我听到的最好的语文课,我不知道语文课原来可以这样上。后来张祖望老师回到苏州中学,还多次说到这一堂《荷花淀》。
临退休那一年,教研员傅嘉德老师来校调研,对我说,老朋友,你快退休了,能再听你一节课吗?我说,欢迎指导。那一节我上的是高三学生的作文指导,议论文写作指导。
课后傅老师要我把相关内容给同行们说一说。傅老师的安排下,在我校开展了一次市级教研,我让自己的徒弟殷豪骅老师上了一堂作文课,借的我的班级。然后我做了一个发言。我一是讲了“避免低级错误”的问题,卷面字迹、错别字病句、规定字数等;二是硬伤,那就是审题问题、体裁问题;三是,专谈议论文,那就是“像”,不管内容如何,一定要“长得像”,例如。开头一段就要亮明中心论点,因为阅卷老师没有功夫替你找;结尾最好首尾呼应论点,结论反扣比较妥当;事实论据不得超过三句话,越短越好,坚决杜绝描述性语言,这是为了避免问题不纯。我甚至说到,总分论证可以分论点两正一反,考场作文全文不少于五个自然段,最好有七个自然段。等等。我讲的都是“小儿科”,甚至很“匠气”,但是我认为考分就在这里。理直气壮抓应试,就是这个姿势。
经过三十多年摔打,我觉得自己上的是语文课。至于算不算好的语文课?我不知道,让我的学生去说吧。
退休前我这样教书——语文偶记之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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