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后叶江南的社会转型与明王朝的应对6金融资本初步形成
2024-06-21 07:28阅读：
明朝中后叶江南的社会转型与明王朝的应对6
——苏州人心目中的朱明王朝之十二
我楚狂人
一、明朝中后叶江南的社会转型5
4．金融资本初步形成
在中国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多元化货币制和多种货币混合流通状况，使货币兑换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存在。兑换业务则自西汉开始出现，到唐宋有所发展，始由金银店、柜坊等兼营。元及明初，政府欲专行纸钞，民间仍用银锭和铜钱，银、钱、钞三品并行，多种公私机构商号兼营兑换业务。也就是说，我国古代早就有原始状态的金融业存在。
明英宗正统年间（1436-1449），大明宝钞贬值，政府放松用银禁令，银钱公开流通。此后几代，由于私钱庞杂，铜钱轻重不一，成色各异，制钱、私钱、白钱三者之间的比价差异大，变动多，兑换业更为发达。贩卖铜钱和私铸私熔更多，乃出现若干专营铜钱兑换的金融组织，称为钱店，又叫钱铺、钱庄、兑店、钱肆、钱桌或钱摊。嘉靖八年（1529），私贩铜钱猖獗，朝廷下令禁止贩卖铜钱。导致经营货币兑换业务的钱桌、钱铺等“私相结约，各闭钱市，以致物价翔踊”。明万历五年（1577），庞尚鹏奏准设立钱铺，是为钱铺法定之始，以市镇中殷实户充任，随其资金多寡，向官府买进制钱，以通交易。
明末，钱庄已成为一种独立经营的金融组织，不仅经营兑换，还办放款，供给签发帖子取款的便利，原来在两地联号汇兑的会票，也成为钱庄发行有钞票性质的信用流通工具。此外，若干小规模的兑钱铺、钱米铺等，在农村相当活跃。随着钱庄的发展、家数增多，到清朝各地先后出现了钱庄的行会组织。
明正德年间成书的陆粲《庚巳编》卷二《洞箫记》，文中讲的是苏州人徐鏊遇仙女的故事。徐鏊经营的“解库中失金首饰，美人(仙女)指令
于城西黄牛坊钱肆中寻之，盗者以
(已
)易钱若干去矣。
”后徐鏊果然在钱肆中找到失窃的饰物。这是现在可以见到的苏州钱庄的比较早的文学作品的反映。
明代苏州在明朝正德时已有钱铺称“钱肆”。至明万历年间，在黄金水道一吴淞江(苏州河)下游今上海松江县一带“广开兑店”，这些金融机构成为很赚钱的行业。清康熙时，原太仓州的嘉定县(今属上海市)，地方政府还对当地“兑换银店”进行行业规范，如要求店主“明设铺面”，“连名互保”等。
据胡觉民《苏州钱庄史料杂缀》记载：苏州的钱庄最初称“钱桩”。因用制钱时期以千文为一贯，钱铺一般将三百或五百贯彻成一堆，名为“钱堆”。桩的堆砌形式为马鞍式和方桩等几种。马鞍式桩上锐下广，顶上第一层为一贯，第二层二贯，第三层三贯，以后逐层递加，如底层是二十四贯，则一桩是三百贯，两桩相连，便成为马鞍型。方桩则是一层十贯，五十层的一桩更为五百贯。把银锭向钱铺兑钱，只要看到顶层和底层的贯数，就可知道一桩的贯数，无用更加点算了。因此，钱铺子就被称为“钱桩店”。
有关钱庄堆钱的方式，在清光绪年上海发行的《点石斋画报》中多处可看到，一般在柜台里靠墙钉有放钱的壁架，铜钱成贯，堆砌成马鞍型。可见这已成为一种行业习惯。清咸丰年间，政府为推行钞票即有规定，钱兑店在柜上须堆放铜钱，以备持钞券者随时兑换。清乾隆时法式善撰《陶庐杂录》卷五说到，宋代官交子之所以发行顺畅，“实由宫中常蓄桩钱数百万缗，稍寓交子法。减价，即官买之，故其价愈重。”这里讲的“桩钱”应当也是指钱串及钱串堆放的形状。
“钱桩”后来改为“钱庄”的原因是，当时钱桩店的牌号，都简单地仅冠店主姓氏，为“X记钱桩”。后同姓的钱桩渐多，彼此之间对外很难区别，并且认为“桩”字的意义不能说明其业务性质，因而才改用后来的不易雷同的牌号，并把“桩”改为“庄”字。字书上说“五达为康，六达为庄”。“庄”字是有着信用交易，四通八达之意，比“桩”字贴切。另有一种解释，认为“庄”字有“作东”、“作庄”之意，光绪葛元煦著《沪游杂记·钱庄赋》中有“作输赢者输赢也，即庄也。开庄者庄也，即东家也”之语。可见当时开钱庄利润很高，但风险也很大，如同赌博。
明代苏州是我国早期钱庄业的中心之一，金融业多集中在商业中心阊门一带，这就是后来形成西中市金融街的基础。
明中后期苏州的钱庄，已经具备货币兑换、拆借、放贷、质典等基本功能。金融业的出现，这是城市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这说明明代中后叶的苏州已经是一个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城市了。
苏州最早的银行旧址，下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