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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王安石变法2庆历诸公反对王安石变法

2024-12-29 07:34阅读:

苏轼与王安石变法2
——读苏札记之五

我楚狂人
一、苏轼仰慕庆历新政诸公2
庆历新政诸公反对王安石变法,历史评价两个革新派有天地之别。庆历新政诸公,都被认为是北宋第一流贤臣,范仲淹更是被公认为北宋人物第一。而王安石一党都被视为奸臣,被史学家谴责了上千年。直到解放后老人家才改变了对王安石的评价。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
请看富弼、韩琦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
富弼
苏轼年资都低于王安石、司马光,小了十七八岁,几乎算是后一辈人物。而富弼、韩琦正相反,他们是王安石、司马光的前辈。年长十七八岁,王安石中进士步入仕途的时候,富弼已经是宰执高官,与范仲淹一起主导庆历新政了。富弼是清流标杆,是卓有建树的贤相,更是庆历新政的中流砥柱。但是,富弼也反对王安石变法。为什么?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副相)。王安石向来与富弼不和,富弼多次声称有病告退,数十次上章。神宗将允许他告退,问他说:你告退,谁能够代替你?富弼推荐文彦博,神宗沉默不语,很久了才说:王安石怎么样?富弼也沉默不语。八月,出授武宁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河南府。经富弼请求,改判亳州。
青苗法颁布后,富弼认为这样就会财利聚集于朝廷,而人心分散,坚持不执行。提举官赵济弹劾富弼不执行圣旨,侍御史邓绾又乞求将其交付有司处置,于是以左仆射之职改判汝州。王安石说:“富弼虽受责罚,还不失于富贵。从前鲧由于违命被诛杀,共工由于貌似恭敬而内心傲狠被流放,富弼同时犯有这两条罪行,只夺去使相之位,又怎能阻止奸邪呢?”神宗不回答。富弼说:“新法,臣下不知晓,不能用来在我的郡县实行,愿回洛阳养病。”神宗同意。不久后,富弼上疏请求告老回乡,神宗恢复其武宁军节度使及同平章事之职,命其以司
空、韩国公之衔致仕。
富弼虽然居住在家,朝廷有大事,他都知无不言。郭逵征讨安南,他乞求诏令郭逵选择有利地位以便进退,来保全军队;契丹争执河东地边界,富弼认为朝廷不能答应给地;星象发生变化,请求广开言路;又请求尽快更改新法,来解除百姓倒悬之急。神宗虽然没有全部采用,但眷念礼待没有减少,曾经因为王安石要推行某种新措施,神宗推辞说:“富弼亲手书写上疏称‘老臣无所告诉,只望着屋顶私下叹息’的那种情形,很快就会出现了。”神宗对他如此敬重。
元丰六年闰六月二十二日(108388日),富弼在洛阳的家中去世,终年八十岁。亲手封存遗奏,让他的儿子富绍庭献给朝廷,其内容还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
富弼是干实事的人,更是重视民生的人。实际上从富弼的反对,可以看出王安石变法确实存在很多问题。
韩琦
韩琦是富弼同一辈人物,小富弼四岁。同为庆历新政的骨干。但是韩琦的躁进是造成好水川之败的主要原因。韩琦长期在相位,对北宋政坛的影响极大。但是韩琦也反对王安石变法。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进行变法。九月,颁行青苗法。次年(1070年)二月,韩琦上疏反对青苗法,认为青苗法不论贫富,一律按户等配借青苗钱,上三等户及坊郭大户本是兼并之家,也可贷给青苗钱,这种做法根本不能抑兼并、济困乏。神宗看了韩琦的奏疏,一度动摇了变法决心。王安石将韩琦的奏疏拿到制置三司条例司,逐条批驳,公布于天下。后来韩琦又上疏,申辨愈切。此后,韩琦还对免役法”“市易法等提出了反对意见。同年,韩琦解除了河北四路安抚使之官,仍判大名府。
在对外关系上,韩琦被认为“一改从前的强硬立场而日趋软弱妥协”。当时宋和契丹在“划界”河东问题上争得不可开交,韩琦上疏神宗,认为宋在边防策略上主动进攻,积极防御,有七事致“契丹之疑”,吁请神宗去掉各项新法,并将契丹所疑之事,“如将官(法)之类,因而罢去”,以换取边境安宁。
年轻一辈的苏轼和年长一辈的富弼、韩琦都是一生追求富国强兵的改革派,他们却都反对王安石变法。其根子就在于一个根本性的分歧,这就是民生。富弼韩琦苏轼都看重民生,而王安石变法只注重富国,并不十分注重民生。这就是分歧所在。
庆历新政诸公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根本原因何在呢?就在这里。而王安石变法的根本弊病也就在这里,他们被视为奸臣的根本原因也在这里。
苏轼与王安石变法2庆历诸公反对王安石变法
眉山三苏词,下同。
苏轼与王安石变法2庆历诸公反对王安石变法
苏轼与王安石变法2庆历诸公反对王安石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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