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3月至5月，在南京卫生事务所实习，后由学校又分配到常熟县立医院做助产工作，直到常熟沦陷（1937年11月）。那时常熟时遭轰炸，为了安全起见，我就将母亲送至大东门外淼泉乡下开布厂的三表兄处避难，我本人还在城里医院工作，直至日寇从东门港口登陆时。
记得那是个夜晚，我同也是助产学校毕业的叶同事一家，一起出西门逃难。到第二年的春天才知道，母亲不幸死亡的消息，据说是被日本鬼子枪伤后没人照顾及治疗而死亡。而陪母亲一起逃难的是我的奶妈，家就在淼泉乡下，那一次也被流弹击中当场毙命，后来哥把尸去收了。
叶家带我回到了城里住在他们家，后哥把我带回到他逃难的苏州荡口乡下，住了约二个月。
就在那个春天，我投奔上海阿姐处，由姊夫辗转托人介绍，在1938年5月进上海天津路真心时疫医院做护理工作。
那个医院是短期的，只看时疫毛病，是上海一个慈善机关办的，里面大多数都是宁波人。同年秋天该医院关门结束，又我由真心医院同事周护士介绍，到哈德路上海难民医院工作，至1939年5月，我同周护士又回到真心时疫医院做护理，同样的这次又到10月份解散……
（位于天津路上的上海时疫医院/《老周看野眼》图）
2002年春节，一个晴暖的午后，我推轮椅车陪她去逛南京路，虽说1938年就到上海，也算是“老上海”了，但她对这座城市却是熟悉又陌生。
走到南京路上的某个路口，有幢老建
记得那是个夜晚，我同也是助产学校毕业的叶同事一家，一起出西门逃难。到第二年的春天才知道，母亲不幸死亡的消息，据说是被日本鬼子枪伤后没人照顾及治疗而死亡。而陪母亲一起逃难的是我的奶妈，家就在淼泉乡下，那一次也被流弹击中当场毙命，后来哥把尸去收了。
叶家带我回到了城里住在他们家，后哥把我带回到他逃难的苏州荡口乡下，住了约二个月。
就在那个春天，我投奔上海阿姐处，由姊夫辗转托人介绍，在1938年5月进上海天津路真心时疫医院做护理工作。
那个医院是短期的，只看时疫毛病，是上海一个慈善机关办的，里面大多数都是宁波人。同年秋天该医院关门结束，又我由真心医院同事周护士介绍，到哈德路上海难民医院工作，至1939年5月，我同周护士又回到真心时疫医院做护理，同样的这次又到10月份解散……
（位于天津路上的上海时疫医院/《老周看野眼》图）
2002年春节，一个晴暖的午后，我推轮椅车陪她去逛南京路，虽说1938年就到上海，也算是“老上海”了，但她对这座城市却是熟悉又陌生。
走到南京路上的某个路口，有幢老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