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庚寅本”真伪论 | ||
作者：周文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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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寅本”真伪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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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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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在天津出现一本《红楼梦》手抄本，因为其中有“乾隆庚寅”字样，现一般称为“庚寅本”，也有学者称之为“王超藏本”。
对此本目前还有不同看法，本人从2012年10月开始，到2014年1月，陆续在“中国古代小说网”上发表了十九篇文章，对此本做了深入的研究。
但由于此本一直没有正式出版，这就大大阻碍了对此本的研究。为进一步推动对此本的深入研究，经过一年多的准备之后，2014年10月，天津市红楼梦研究会将庚寅本作为《红楼梦与津沽文化研究》会刊第二辑，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此本的彩色影印本。此书的正式出版不仅对“庚寅本”的研究有好处，对《红楼梦》版本研究也有好处。此书正式出版就可以看到其原貌，这样才可能有更多的人去研究它。无论其是真是假，都会促进《红楼梦》版本研究的深入。
此书前有赵建忠、任少东的序言“影印庚寅本《石头记》序”，和梁归智的序言“我研究王超藏本《石头记》的历程（代序）”，两篇文章对此本进行了介绍和分析。两篇文章都认为此本为晚清抄本，即“真本”。其主要根据是，经过天津文物鉴定专家对纸质、字迹、墨色的分析，一致认定“此本是百年老物，至晚也是出自清末民初。”
两文中对我的研究也做了介绍，但只介绍了我的两个结论，而对于我有关“庚寅本”和俞平伯《脂砚斋红楼梦辑评》1954年版有多处完全相同的论述，以及对于此本出现甲戌本上“附条“批语等关键证据，限于篇幅，就没有深入介绍。由于这两篇序言写于2013年8、9月，而对于判断此本抄写时间的“附条”批语，是我在2013年12月托上海博物馆检查所藏的甲戌本发现的。只有梁归智一文最后的“补记”中对此简略提及。由于此“附条”批语对于研究“庚寅本”很关键，在两篇序言中都来得及做深入介绍，很遗憾。
赵建忠、任少东的序言中称：“我们认为，除了在文本方面应与现存的《石头记》脂本进行文字比勘外，最好由文物专家根据纸质和墨色沉淀分析鉴定，并据此‘断代’”。“仅从文字去判断真伪，这样得出的结论就很可能招致一些人的非议”，序言并以卞藏本的鉴定为例，说明文物鉴定结论“更具参考价值”。
本人对上述结论，及根据所谓的“文物鉴定”来判断版本抄写时间，实在不能苟同。本人在以前的十九篇文章中曾详细谈了本人看法，目前正在撰写有关此本的研究专著，即将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红学会原计划10月29日举行年会，对此书再次展开讨论。但由于和在南开大学举行的2014《文学遗产》古代小说研究论坛时间太接近，而被迫推后了。天津市红学会年会初步计划在11月再择机召开。在这次论坛上，将向所有出席学者赠送了刚出版的此本彩色影印本，希望大家看到此本的真实原貌后，有人对此本再进行深入的研究。
考虑到“庚寅本”已经正式出版，而两篇序言中，对本人看法介绍都不够全面，而本人以前在《中国古代小说网》发表十九篇文章很长，阅读很费事，因此本人再次撰文，对此本的研究做一次全面总结，简介本人对此本的主要看法。
“庚寅本”的书名
目前此本的书名大致有三种。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此书的书名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寅本）》。这是由于此本目录页的题名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和庚辰本目录页的题名完全一样（“庚寅本”和庚辰本目录只有第3回的目录不同，其它9回的目录基本相同）。目前庚辰本的正式书名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由于“庚寅本”中有“庚寅”和“乾隆庚寅”字样，因此仿照庚辰本，把“庚寅本”称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寅本）》也不为过。《红楼梦》很多版本都有不同的书名，此本目前一般已经习惯被称为不加括号的庚寅本，我觉得这只是个书名而已，对研究也没有太大的妨碍。
但我认为，虽然“庚寅本”中有“庚寅”和“乾隆庚寅”字样，但此本是否真与“庚寅”有关，还有疑问，因此目前就把此本直接命名为“庚寅本”不十分合适。因此我还是在我的文章中将“庚寅本”三字全加上括号，表示对此存疑，即称为“庚寅本”。
梁归智在此本正式出版的另一篇“代序”中，将此本命名为“王超藏本”，这是由于此本其目前收藏者为王超。这也是《红楼梦》书名的一种惯例，如“杨藏本、郑藏本、卞藏本”等，是分别指其的收藏者为杨继振、郑振铎、卞亦文等。但这个命名似乎只有梁归智一人使用，其他未见有人使用。
《红楼梦》各种版本书名不统一是常事，如杨藏本曾被称为“梦稿本”，而卞藏本有学者称为“眉本”，这是由于学者看法不同所致，而要在学者中取得一致很难。不同书名有时会带来一些麻烦，但并不妨碍对这些版本的研究，因此我觉得对书名不必过于苛求。
“庚寅本”来历的四种看法
对“庚寅本”的来历，仔细分析有四种看法，按照来历的时间顺序先后，简介如下。
第一种看法认为此本为早期的古本。主要根据对此本的内容分析后认为，此本是一个可与甲戌本、庚辰本等抄本相媲美的《石头记》“脂本”；此抄本是一个百衲本，其中正文来自两个不同时期的祖本，批语至少由三部分组成；其底本抄藏及批语最初过录时间，至迟在清乾隆庚寅年秋①。
第二种看法认为此本为晚清抄本，主要是根据文物鉴定专家的鉴定。天津文物鉴定家、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刘光启先生曾对此本做过鉴定。刘先生认为此本是光绪时的抄本，纸张是那个年代的，从抄写字体看，是典型的翰林体，是模仿晚清状元刘春霖的书法。据此有些学者认为“该抄本系清末旧物。”②
第三种看法认为此本是现代抄本。本人对此本正文、批语两方面众多线索的仔细分析和研究，认为此本的批语肯定来自俞平伯1954年出版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其正文的底本应该属于庚辰本系列。抄写时间应该在1954年以后。但此本是否曾参考过其它“古本”，目前还难以判别。
第四种看法认为此本完全是现代抄本，主要根据此本“红楼梦旨义”中改字和胡适改字完全相同，此本有大量现有“脂本”的批语，还出现了批语题记“丁亥春脂砚”等，因此认定此本是现代抄本，研究价值不大。还有人认为此本可能是书商牟利作假而为。对此本的来历，这种看法认为最大可能是根据某本《红楼梦批语辑校》整理而成，这一点和第三种看法相近。对于具体抄写时间，有些人认为有可能比1954年更晚。
总结以上四种看法，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认为此本为古本，即上述第一种和第二种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是早期古本，第二种看法认为是晚清古本。
第二类认为此本是现代抄本，即上述第三种看法和第四种看法。第三种看法认为此本为现代抄本，但不排除此本曾另有某个古本为参考。第四种看法则认为此本是完全根据现代整理本而抄写的。
一般习惯用“真假”来区分《红楼梦》的版本。按照“真假”来分，则前两种看法认为此本为“真”；第三种看法认为此本是“真假混杂”，基本是“假”，但也可能参考过某个“真本”，即多半是“假”，少量为“真”；而第四种看法认为此本完全为“假”。
《红楼梦》版本非常复杂，历来争论极大，对此本来历有争论是正常现象。要达到完全统一的也看法也很困难，下面分析这四种看法哪种更合理，可能性更大。
“庚寅本”是现代抄本
经本人从2012年10月至今两年多的研究，对此本有如下结论。
1．此本的底本主要有两本
（1）批语部分主要来自1954年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俞平伯《脂砚斋红楼梦辑评》；
（2）正文部分主要来自庚辰本系列的某个版本。
（3）不排除抄写者手中有某个古本为参考本的可能性。
2．批语和正文来源
（1）此本有五种脂本批语，即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戚序本和甲辰本，其中绝大部分批语来自1954年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俞平伯《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以甲戌本为例，其来源如下：
甲戌本原本——周汝昌录副本——陶洙过录己卯本——俞平伯1954年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庚寅本”。
（2）正文基本和庚辰本相近，所以此本可能是来自某个庚辰系列版本，可能就是1955年文学古籍刊印社出版的庚辰本影印本。但有些文字和庚辰本不同，而和戚序本相同。是抄录者又参考了戚序本做了修改，还是抄录者手中还有个“古本”，目前还无法最后下定论。
（3）有少量批语前的正文与庚辰本不同，而是来自俞平伯1954年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中批语的正文，即戚序本、己卯本、甲辰本等。
（4）此本有约60多条独有批语来源不明，有几种可能。
第一，抄写者自行编写，可能性很大，几乎每种脂本都有新增批语，并不奇怪。
第二，来自某个“古本”，如“松轩本”或“鹤轩本”等本。
所以，虽然此本肯定是个现代抄本，但其中还有很多问题无法解释，不排除此本有个“古本”为参考本的可能，因此“庚寅本”对于研究《红楼梦》版本的演变，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3．抄录时间和抄写人
对于此本抄写时间上限，考虑到“庚寅本”中绝大部分批语肯定来自俞平伯1954年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因此其抄写时间的上限应该在1954年。不太可能更早了。
对于此本抄写时间下限，要考虑到，1961、1962年台湾和大陆相继影印甲戌本，俞平伯遂根据影印甲戌本，对1954年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中批语做了大量修改，中华书局1963年《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出版新1版第2次印刷，新版中很多批语就和“庚寅本”批语完全不同了。如果“庚寅本”抄写于1963年以后，抄写者应该看到新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不会再发生如此之多的错误。
所以此本的抄录时间应该在1954年以后，1963年之前的约十年之中。
4．此本整理过程和目的
由于资料缺乏，对此本的抄写人和动机，有不同的分析和猜测。
我认为，此本可能是天津某个晚清遗老，他出于对《红楼梦》的热爱，看到俞平伯1954年出版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中汇集了很多版本的批语，1955年又出版了庚辰本的影印本，但庚辰本前11回无任何批语。因此他想把俞平伯1954年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中的批语汇集，抄写在《红楼梦》的正文中，从而整理出一本有完整批语的《红楼梦》。出于习惯，他利用了散页的晚清老纸，用翰林体字抄写而成。“庚寅本”整理的目的和动机和现在很多出版社整理出版带所有批语的《红楼梦》的编辑思路，实际是完全相似的。
此本只抄写13回半的原因，目前难以判别，有多种可能性。
（1）由于特殊原因终止，如抄写者死亡、兴趣转移、无时间精力等。
（2）1962年大陆甲戌本影印本出版，1963年俞平伯新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出版，抄录者发现他以前所抄录的甲戌本批语错误很多，因此放弃了继续抄录。
由于资料缺乏，此本未抄写完的根本原因目前很难判断。
还有学者认为此本可能是书商所为。根据本人分析，此本应该在俞平伯1954年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之后抄写，当时《红楼梦》逐步热起来了，对《红楼梦》有兴趣的读者也多了。而《辑评》只有批语，没有正文，虽然对研究《红楼梦》很有帮助，但对一般读者阅读《红楼梦》却很不利。因此很可能有出版社会萌发出版一本带批语的《红楼梦》的想法，此本是否就是整理的初稿呢？此本为繁体竖排，是因为当时还未改为简体字横排，俞平伯的《辑评》直到1966年再版都是繁体竖排，与此本格式相同。
虽然根据当时的环境，有书商所为的可能性，但我更倾向是个人所为。由于资料缺乏，对此很难判断。
“庚寅本”“附条”批语——现代抄本的有力证据
在研究“庚寅本”的过程中，“附条”批语是一直困扰研究的一个大问题。
“庚寅本”第1回第15页A面有一眉批“写士隐如此豪爽，又全无一此粘皮带骨之气相，愧杀近之读书假道学矣。”，后面还有一句批语：
予若能遇士翁这样的朋友，也不至于如此矣，亦不至似雨村之负义也。
但现有所有甲戌本的影印本都只有前面一句批语，都没有后面这条批语。而在俞平伯1954年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和陶洙己卯本上都有此批语。
周汝昌女儿周伦玲女士证实，此批语乃周汝昌兄弟从甲戌本过录时所抄写的，此批语在周汝昌录副本上记载如下（无标点，繁体字从右往左竖写）：
写士隐如此豪爽，又全无一此粘皮带骨之气，相愧杀近之读书假道学矣。
（附条）
予若能遇士翁这样的朋友，也不至于如此矣，亦不至似雨村之负义也。
此后人笔墨不必存玉言。
根据周伦玲女士对此的说明，（附条）后的批语“予若能遇……”是周祜昌所抄，（附条）之后是周汝昌写的注：“此后人笔墨不必存。玉言”，玉言是周汝昌的字号。
这样记载此“附条”批语的情况如下：
经我与上海博物馆联系，最终终于在所藏甲戌本原本上发现“附条”批语痕迹，即此批语撕掉后留下的一角，这证明此批语肯定是来自甲戌本一被撕掉的“附条”。
为何甲戌本被撕掉的“附条”批语却出现在“庚寅本”上？只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此批语的来历是：
甲戌本——周汝昌录副本——陶洙己卯本——俞平伯《辑评》——“庚寅本”。
第二种可能是，“庚寅本”此“附条”直接出自周汝昌录副本，或陶洙己卯本，但“庚寅本”抄写者要借到周汝昌录副本，或陶洙己卯本的可能性很小。
第三种可能是，“庚寅本”此“附条”批语直接来自“附条”批语没有被撕掉前甲戌本。但这种可能性同样很小。
因此“附条”批语是证明“庚寅本”批语是来自俞平伯1954年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的有力证据。
天津出版的“庚寅本”前赵建忠、任少东和梁归智的两篇序言写于2013年8、9月，而我是在2013年12月托上海博物馆检查所藏的甲戌本发现此批语被撕掉的。因此这两篇序言中都未提及这个重要的证据。只有梁归智一文最后的“补记”中简略提及，但没有做深入全面介绍。
这两篇序言没有提及“附条”批语的最终来历，会大大妨碍读者对此本来历的了解，这不能不说是这两篇序言的很大遗憾。
至于甲戌本上此批语的来历，目前还有两种看法。
沈治钧认为此批语是周汝昌所写，贴到甲戌本上的。这样此附条就很可能是在周汝昌归还甲戌本前，被周汝昌本人撕掉了。有学者又指出，此批语口气和周汝昌的口气很相似。但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周汝昌当初从胡适处借来甲戌本原本时，只是个大学生，他知道此本很珍贵，怎么会随便在上面贴附条批语？虽然后来周汝昌出过很多造假的事情，但不能由此就认为此“附条”批语也是周汝昌造假。
我更倾向此“附条”批语在胡适收入前就存在了，在胡适、俞平伯、浦江请等人的记述中都未提及此批语，是由于此“附条”批语明显是后人所贴，因此就没有提及。而在甲戌本影印前，胡适认为此批语肯定为后人所加，所以就撕掉了。
“庚寅本”批语和俞平伯《脂砚斋红楼梦辑评》1954年版相同
总结“庚寅本”的批语有如下特点。
1、“庚寅本”中有其它五种版本的批语。
2、和俞平伯《脂砚斋红楼梦辑评》1954年版错误相同的批语。
3、甲戌本后人所加墨笔批语。
4、双行批语插入正文位置和俞平伯《辑评》相同。
“庚寅本”的批语多处惊人地和俞平伯《脂砚斋红楼梦辑评》1954年版相同，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完全是巧合而已，但如此多的巧合的概率实在太小了。
因此最大可能是，“庚寅本”的批语是来自俞平伯《脂砚斋红楼梦辑评》1954年版。
“庚寅本”独有批语
1、独有批语很常见。
有人认为，如果“庚寅本”是抄录自俞平伯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就应该完全照抄《辑评》中的批语，就不应该有如此之多的独有批语，有如此之多的独有批语肯定抄录者另有所本。
持这种看法的人是完全不了解《红楼梦》版本中的批语情况。
《红楼梦》各种版本批语常被统称为“脂批”，意思是“脂砚斋批语”，包括俞平伯、陈庆浩等人的批语汇集，书名都有“脂砚斋”字样。实际严格讲，这是完全错误的。《红楼梦》各种版本的几千条批语中，只有极少数批语可能是所谓的“脂砚斋”批语，而绝大部分批语是后人随意所加的即兴评论，和脂砚斋完全无关。
换句话说，每种《红楼梦》版本中，都多少有此本抄录者自己随意所加的独有批语，各种版本中出现了独有批语并不奇怪。赵建忠、任少东所写的序言中逐一列出的69条批语，这些批语和其他版本的独有批语一样，大部分是随意性的评论批语，和版本研究关系不大，没有多大价值。“庚寅本”的抄录者在抄录过程中，有感而发，随意写一些批语是很自然的。
2、有版本研究价值的独有批语来源不明。
当然，这些批语中也有一些和版本有关有价值的批语，如史湘云出场、松轩本、鹤轩本、庚寅、乾隆庚寅等。但这些批语的其来源不明，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此本确实参考某个未知的“庚寅本”、“松轩本”和“鹤轩本”。
第二种可能是，所谓“庚寅本”、“松轩本”和“鹤轩本”，都是抄录者故弄玄虚。
本人也曾对“史湘云出场、松轩本、鹤轩本、庚寅、乾隆庚寅”等，做了仔细的分析，但本文限于篇幅，对上述分析无法详细论述，实际这些分析最终也没有肯定的结论。
所以本人认为，仅根据这些独有批语的文字本身，暂还难以判别其来源。
3、天津出版的“庚寅本”序言所列出的批语中有误。
“庚寅本”“凡例”问题
“庚寅本”是除甲戌本外，唯一出现了“凡例”的版本。“庚寅本”的文字最接近庚辰本，但又出现了只有甲戌本才有的“凡例”，有人据此简单地认为，在庚辰本之后的版本中，不可能出现“凡例”，因此这种在庚辰本文字中出现“凡例”，就证明此本肯定是假的。
这种分析看似很有道理，但也不是无暇可击。
到目前为止，确实没有任何后期版本中出现过“凡例”，但这不能简单地认为，在其他版本中就不可能出现“凡例”。
第一，对“凡例”来源还有争论，有些学者（如冯其庸），认为“凡例”是后出的，假设如此，就有可能在后出的其他版本中出现“凡例”，尽管目前尚未发现。
第二，即便“凡例”确实是早期版本中就出现了，那也不能排除有人把其抄入到后期版本中。要知道《红楼梦》抄本流行，很多都遗失了，各种可能都存在。
关键还是要对“庚寅本”中的“凡例”做深入分析，再下结论。
“庚寅本”“旨义”补字问题
“庚寅本”“旨义”（即“凡例”）中“是书题名极多”，和胡适补“多”字完全相同，这是认为此本为“古本”和晚清抄本最难解释之处。也是怀疑此本抄自胡适补字后的甲戌本的最大依据。
对此赵建忠、任少东在此本的序言中认为，甲戌本“题名极多”之“多”字，除可能是胡适添笔外，还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甲戌原本就有此“多”字，誊抄过录时丢落，但“庚寅本”抄手恰据有此古本作参照，因此就不一定就是据胡适后来的添笔。
按照这种说法，曾存在一种古本，此处就是“是书题名极多”，而“庚寅本”就是根据此古本所抄写的，而不是来自胡适补字的甲戌本。
根据对“庚寅本”正文的分析，“庚寅本”的文字最接近庚辰本，而与甲戌本差异很大。要按照上述解释，就存在一种正文接近庚辰本版本，此本又有“是书题名极多”的“凡例”。
也有人认为“凡例”只有早期甲戌本有，庚辰本等后期版本都没有。而此本文字接近庚辰本，却又有“凡例”，这种情况不可能出现，因此此本肯定是假本。
本人认为这种分析有一定道理，但这种版本至今并没有发现，这只是一种理论上存在的可能性。
“序言”提出的第二种可能是，“庚寅本”原本并无此“多”字，乃该本流藏过程中阅者参校甲戌影印本后添。提出此看法的学者注意到，“庚寅本”首页墨迹较新，首页字体尤其是那个“多”字与其它诸页迥异，似为后人抄配（此抄本连带保存有清代空白竹纸达150 多张，亦具备抄配的物质条件），且首页装订线眼与其它诸页也不同。
按照这种说法，“庚寅本”底本并无此“多”字，但“是书题名极”之后应该补什么字，并没有说明。但这种解释也很牵强。至于对“多”字是后补，及装订线问题，经我仔细检查并不存在这种情况，此处就不再介绍了，此本已经出版了，读者可自己仔细分辨。
序言提出的第三种可能是，由于“题名极”三字后的空格所要填充的字选择面很窄，一般人极容易据想象拟补出“多”字，如果这个字恰好都补成“多”，应属于不谋而合，未必就一定是抄自胡适添笔。
这种说法还是认为甲戌本和“庚寅本”此处都是“多”字是不谋而合，换句话说，还是认为“庚寅本”的“多”字并非来自胡适补字，而是另有“古本“为据。按照这种解释，就存在过一种文字刚好和胡适补字完全相同的版本，而“庚寅本”就是根据此本过录的，因此就出现了和胡适补字完全相同的现象。但这种只是理论上的一种可能，其发生的几率可能极为微小。
总之，对于“庚寅本”与胡适所补字完全相同，可以找出很多可能性解释，这些解释实际只是理论上的可能性而已，实际可能性很低。本人觉得，“庚寅本”此处和胡适补字完全相同，仍然是认为此本为后人根据胡适补字所抄的一个重要证据。
“庚寅本”“旨义”诗移动问题
《红楼梦》“庚寅本”“旨义”除胡适补字外，还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是，甲戌本“凡例”中的一首诗，在“庚寅本”中却被移到第一回的文本之中，这是所有《红楼梦》版本中所没有的，为何会产生这种情况？
有人就此认为，这种情况可能是某个我们未知古本的原貌。前面分析过，虽然“凡例”只出现在甲戌本中，其他版本中都没有“凡例”。但理论上仍可能会存在另一种有“凡例”的版本。
我觉得问题不是去辩论是否会出现过有“凡例”的版本，而是如何解释“庚寅本”中“凡例”的奇怪情况，如何解释甲戌本“凡例”中的诗在“庚寅本”中却移到第一回中去了。
由于“庚寅本”中大部分批语来自俞平伯俞平伯《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凡例”诗的移动也就可能与俞平伯《脂砚斋红楼梦辑评》有关。
《脂砚斋红楼梦辑评》转抄“凡例”时删除了“凡例”中372字，并做了说明，但保留了“凡例”最后的一首诗。“庚寅本”本应照此在“旨义”中也删除了这些文字，但保留这首诗。但抄写者在此对“372字”发生错误的理解，他在删除了“旨义”中的这些文字的同时，把本不该改动的这首诗，也随着被删除，而移到第一回中的文字中去了，即从“旨义”中移动到庚辰本第一回正文中“贾雨村云云”之后。
这个错误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庚寅本”整理者理解错了《脂砚斋红楼梦辑评》的说明，又不清楚甲戌本、庚辰本的文字差异，最终导致了“庚寅本”把甲戌本“凡例”中的这首诗，移错了位置，移到第一回中去了。
我认为，这样就圆满解释了“庚寅本”的错误原因，这也是“庚寅本”是根据俞平伯1954年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来整理的一个重要证据。
也有人认为“庚寅本”这首诗移到第一回中，是依据了某个“古本”，在此“古本”中，这首诗确实是在第一回中的，但目前为止所有脂本中都没有这种情况。当然不排除理论上确实曾存在这样一种版本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我觉得，和上述胡适补字一样，实在是太低了。
“庚寅本”正文的底本
“庚寅本”的批语来自俞平伯1954年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而其正文来自何处？只要仔细比对其正文，就可以看出，其正文基本和庚辰本相同，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其正文的底本肯定是庚辰本系列的版本，这点应该是毫无疑义的。
但“庚寅本”中还有少量文字不同于庚辰本，而和其他版本文字相同。通过分析，发现“庚寅本”文字和庚辰本不同、而和其它版本相同的情况，又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文字差异是由于批语所造成的。
通过对批语的分析注意到，这些“庚寅本”和庚辰本文字不同之处，“庚寅本”很多处都有批语。由于“庚寅本”的批语是抄自俞平伯1954年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而俞平伯1954年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批语所引的正文，不是庚辰本，而主要是戚序本（俞平伯依据的是戚序本中的有正本），只有少数戚序本没有的正文，是来自甲戌、己卯、戚序、甲辰等本。而”庚寅本”整理者在抄写批语时，有时是直接抄录了俞平伯1954年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的正文，而不是抄录其正文底本庚辰本的正文。这样就导致了这些“庚寅本”的正文和庚辰本正文不同。
所以，“庚寅本”与庚辰本文字不同之处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在这些正文之后有批语。而此处“庚寅本”批语是以俞平伯1954年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为底本，并采用了俞平伯1954年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中的正文。因为俞平伯1954年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中的正文与庚辰本文字不同，因此导致了“庚寅本”正文就和庚辰本文字不同。
这些例子再一次证明，“庚寅本”的批语是以俞平伯1954年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为底本的。
第二类文字差异是和批语无关的。
“庚寅本”正文和庚辰本不同、而和其它版本相同之处，也有些后面并没有批语。这种例子中最多的是和戚序本相同。经初步统计，这种“庚寅本”正文和庚辰本不同，和戚序本相同的情况约有17处。
有人看到“庚寅本”中有文字和庚辰本不同，和戚序本等版本相同，就简单地认为，这是抄写者又根据戚序本做了修订。这是没有深入分析的看法，如果仔细分析就可看出，问题并不这样简单。
“庚寅本”正文和庚辰本不同，和戚序本相同的情况中，根据“庚寅本”和其它版本文字异同，又可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庚寅本”和戚序本、甲戌本等相同，而只和庚辰本不同，庚辰本文字有缺漏。第二种情况也是“庚寅本”和戚序本、甲戌本等相同，只和庚辰本不同，但庚辰本文字不是有缺漏，而是有补充或修改。第三种情况是“庚寅本”只和戚序本相同，而和甲戌本、庚辰本等不同。
“庚寅本”文字不同于庚辰本，而和戚序本的文字相同，可能有三种原因。
第一种原因是文字巧合所造成的，可称为“巧合”。
第二种原因是“庚寅本”的整理者又根据戚序本做了修订，简称“修订”。
第三种原因是“庚寅本”和戚序本有共同祖本，简称“共同祖本”。
应该针对上述三种情况，再仔细分析这三种情况，分别是三种原因中的哪种原因所造成的。
第一种情况，庚辰本文字有缺漏，“庚寅本”和戚序本、甲戌本等相同，而只和庚辰本不同。有些文字缺漏很长，不可能是“巧合”。而“修订”和“共同祖本”都有可能。首先，“庚寅本”是根据庚辰本整理，但到此处庚辰本的文本明显不通，因此“庚寅本”就根据戚序本文字做了修订，因此“修订”是可能的。
其次，“庚寅本”和戚序本、甲戌本的文字基本相同，也可能是它们有共同的来源，即“庚寅本”和戚序本的文本可能都来自甲戌本，因此造成三种版本的文字基本相同，因此“共同祖本”也有可能。
总之，庚辰本文字有缺漏，而“庚寅本”文字不缺漏，和戚序本、甲戌本文字相同，而只和庚辰本不同，可能是“庚寅本”根据戚序本做了修订，但也可能是“庚寅本”和戚序本有共同祖本。
第二种情况是庚辰本文字不缺漏，而是有补充或修改，“庚寅本”和戚序本、甲戌本等相同，文字有缺漏，和庚辰本不同。
这种“庚寅本”和戚序本、甲戌本的文字基本相同不太可能是“巧合”。
“庚寅本”是根据庚辰本整理，但此处庚辰本的文本，并没有像第一种情况那样有明显的不通，因此“庚寅本”应该照抄庚辰本，而没有必要再去根据戚序本做不合理的修订。因此在此例中，“修订”说根据不足。
当然不排除“庚寅本”抄录时，比对庚辰本和戚序本（不是甲戌本，抄录者看到甲戌本的可能性很小）的文字，觉得庚辰本的文字显得多余而根据戚序本做了删节。但这种可能性似乎比较小。
既然“巧合”和“修订”两说都难成立，就只有“共同祖本”说了。也就是说，“庚寅本”和戚序本、甲戌本的文字基本相同，就只可能是它们有共同的来源，即“庚寅本”和戚序本的文本都来自甲戌本，因此造成三种版本的文字基本相同。而庚辰本此处做了修订，因此和其它版本文字不同。所以“共同祖本”是唯一可能。
第三种情况是“庚寅本”只和戚序本相同，而和甲戌本、庚辰本等不同。
这很明显是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是原本，而“庚寅本”文字和戚序本相同，可能是“庚寅本”根据戚序本做的修改，也可能是由于“庚寅本”和戚序本有共同祖本所造成的。到底是哪种，目前难以判别。
分析这三种情况产生的原因。首先这三种情况都不可能是“巧合”造成的。第一、三种情况“修订”和“共同祖本”都有可能。而第二种情况，庚辰本文字较合理，而戚序本文字不合理，因此“庚寅本”把合理文字改为不合理可能性很小。只可能是“庚寅本”、戚序本和庚辰本有“共同祖本”，而庚辰本文字有缺漏，导致“庚寅本”和戚序本文字一样。这是比较合理的解释。
按照这样的分析，“庚寅本”正文的底本不可能是庚辰本，也不可能根据戚序本做修订，而很可能是另一个庚辰本系列中我们未知的版本。
换句话说，不能排除“庚寅本”抄写者曾参考某个我们未知的“古本”的可能性。
“庚寅本”是现代抄本，但可能参考某个古本
由于“庚寅本”的批语基本来自俞平伯1954年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因此“庚寅本”肯定是个现代抄本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因此，有人就认为，此本完全是个现代抄本，主要是以庚辰本为底本，又参考戚序本做了修订，并没有参考过任何“古本”。
但此本中仍有部分独有批语，和部分正文来源不明，因此不能就排除抄写者曾参考某个“古本”的可能性。
此古本可能就是“庚寅本”，也可能是“松轩本”或“鹤轩本”。
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如只简单根据胡适补字，正文基本同庚辰本，少量和戚序本相同，就很容易下结论：正文主要是以庚辰本为主要底本，有参考戚序本做了修订。
但正如前面所分析，有些文字庚辰本并不缺漏，戚序本等版本文字有缺漏，而“庚寅本”却和通顺的庚辰本不同，而和不通顺的戚序本却相同。这种情况，就无法用以庚辰本为主要底本、参照戚序本修改来解释了。
因此不能完全排除抄写者曾参考某个“古本”的可能性。
所以，在《红楼梦》版本研究中，因为情况非常复杂，在对所有问题都解释清楚之前，我们不应该排除各种可能性，不应轻易就下结论。
上世纪五十年代抄写的可能性
有人认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不可能有人会用这种旧纸、毛笔、旧体字去如此费力地抄写《红楼梦》，因此“庚寅本”不可能是现代抄本，只可能是晚清的抄本。持这种看法的人完全不了解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情况。
新中国建立后，虽然开展了新文化运动，使用毛笔和旧体字来写字的人少了，但不可否认，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仍有很多老人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他们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还是习惯用毛笔写旧体字。因此，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有某个晚晴遗老用毛笔和旧体字抄写《红楼梦》是完全有可能的。
此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陶洙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抄写的北师大本。据张俊和曹立波考证对北师大的研究，北师大本是陶洙1949年至1953年间整理的，也是以庚辰本为底本，大约在1955年至1958年期间卖给了中国书店，中国书店1957年又卖给了北师大，其过程已经很清楚了。
既然陶洙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抄写了北师大本，也就有可能还有人像陶洙一样去抄写《红楼梦》，他们抄写《红楼梦》可能是自娱其乐，也可能抄写后是为了卖钱。总之，陶洙抄写北师大本就是铁证，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当然从字迹上看，“庚寅本”绝对不可能是陶洙所为。
文物鉴定和文本研究
对“庚寅本”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是晚清抄本，根据主要是文物鉴定，一种看法认为是现代抄本，根据主要是内容和文字。
由于两种方法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哪种说法更可靠？是文物鉴定更可靠，还是内容文字分析更可靠？
此本赵建忠、任少东“序言”中称：“我们认为，除了在文本方面应与现存的《石头记》脂本进行文字比勘外，最好由文物专家根据纸质和墨色沉淀分析鉴定，并据此‘断代’”。“仅从文字去判断真伪，这样得出的结论就很可能招致一些人的非议”，因此文物鉴定结论“更具参考价值”。
对此本人不能认同。下面仔细分析文物鉴定在版本研究中的问题。
1、根据文物鉴定判断抄写时间不可靠。
根据文物鉴定判断“庚寅本”的抄写时间有三个要素：
一是纸张，但根据纸张很难判断抄写时间，因为到建国初期也可能用晚清的纸抄写，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二是笔迹、字体，到建国初期，某个晚清遗老也可能抄写此本，笔迹、字体都是清代流行的，很难判断具体抄写时间，这也很明显。
三是墨迹，这是唯一判断抄写时间的要素。目前认为此本抄写时间肯定是在晚清到建国初期，晚清至今约百年，建国初期至今约五十年。现在要判断此本是抄写在五十年前，还是百年前，只根据墨迹是否可靠？我不是书画鉴定专家，不知这种判断是否可靠？
所以我觉得，文物鉴定可供参考，但不可盲目相信文物鉴定结论。
2、文物鉴定是经验判断，可能会有失误，甚至故意造假。
天津曾请文物专家对此本做过几次鉴定，但据一位天津的朋友讲，他们找的所谓鉴定家是不可靠的。现在文物鉴定，常有人根据出钱的多少来出鉴定意见，很多文物鉴定都商业化了。我对文物鉴定毫无经验，也不了解天津文物鉴定的情况，对天津的鉴定无法判断。
3、文物鉴定不同人有不同看法，因人而异。
文物鉴定一个更大问题是受主观看法影响极大，不同鉴定家经验不同，看法很多不同，这很普遍和自然。
对“庚寅本”除天津做了鉴定外，本人联系了国家图书馆古籍部的专家，2012年10月24日对此本进行了目验。两位专家目验后的初步意见和天津文物鉴定有所不同。
他们表示，虽然这只是他们的目验意见，但他们认为，根据他们多年从事古籍研究的经验，目验结果已经很明显了，此本绝非古本，没有必要再做高倍显微镜检测。最后，他们一再表示，这只是他们个人看法，仅供我们参考。
国家图书馆古籍部的鉴定意见，和天津的鉴定意见相比，上限相同，都认为上限可到晚清。但他们认为下限可能到建国初期，而天津鉴定意见认为下限是民国初年，意见不完全相同。
本人感觉，古籍鉴定完全是经验，不能作为最后判定抄写时间的依据，但他们的鉴定意见很值得我们参考。
4、文物鉴定和文本分析的矛盾。
“庚寅本”文物鉴定和内容文字分析，存在巨大矛盾，结论完全相反。
如果按照天津文物鉴定意见，抄写时间是在晚清，这又如何去解释此本批语和文本中的诸多问题？如果是在晚清抄写，在晚清就出现了五种版本的批语，这种可能性很小；此本诸多批语和俞平伯1954年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完全相同，就只有是巧合；此本中出现甲戌本“附条”批语，是由于抄写者看到了“附条”批语还未被撕掉前的甲戌本。这些情况只是理论上的可能，其概率是极低的。
因此，根据文物鉴定判断其抄写于晚清，和根据内容文字的分析的结果存在极大的矛盾，这很难解释。
5、文物鉴定和文字分析哪种更可靠。
赵建忠和任少东在此本序言中称：“我们认为，除了在文本方面应与现存的《石头记》脂本进行文字比勘外，最好由文物专家根据纸质和墨色沉淀分析鉴定，并据此‘断代’”。“仅从文字去判断真伪，这样得出的结论就很可能招致一些人的非议”。
文字分析确实也有多种可能性，如前所述，理论上可能在晚清就出现了五种版本的批语，此本诸多批语和俞平伯1954年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完全相同，可能是巧合，此本中出现甲戌本“附条”批语是由于抄写者看到了“附条”批语还未被撕掉前的甲戌本。但这种可能实在太小了。
因此，我认为，和文物鉴定相比，内容文字比对结果更为可靠。
所以我觉得，前面所引用的“仅从文字去判断真伪，这样得出的结论就很可能招致一些人的非议”，应该相反改为：“仅由文物专家根据纸质和墨色沉淀分析鉴定从文字去判断真伪，并据此‘断代’，这样得出的结论就很可能招致一些人的非议”。
当然主张此本抄写于晚清的学者，可能还会继续坚持文物鉴定比内容文字分析更可靠，这种不同看法要完全统一怕还很难。
“庚寅本”和卞藏本
在此本赵建忠、任少东“序言”中称：“我们认为，除了在文本方面应与现存的《石头记》脂本进行文字比勘外，最好由文物专家根据纸质和墨色沉淀分析鉴定，并据此‘断代’。《红楼梦》版本中有争议的卞藏本的最终裁决就是运用的此种方法”。并举出王鹏对卞藏本的研究证明他们的看法。所以他们认为：“仅从文字去判断真伪，这样得出的结论就很可能招致一些人的非议”，因此文物鉴定结论“更具参考价值”。
上述说法完全混淆了对卞藏本研究和鉴定原委，卞藏本的鉴定和“庚寅本”的鉴定根本不可相提并论，卞藏本的鉴定和“庚寅本”的鉴定完全是两回事。
卞藏本真伪的争论和“庚寅本”完全不同。
第一，卞藏本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此本前的收藏者刘文介的题记真伪，而不是卞藏本本身的真伪。最后是王鹏找到刘文介收藏此本的证据，证明刘文介确实收藏过此本，从而证实此本为真。而根本不是根据对卞藏本本身的纸张、笔迹、墨色鉴定，来判断其真伪。而“庚寅本”原是由天津版画家江泽收藏，但江泽又是从何处获得此本，至今没有任何线索。
第二，卞藏本和“庚寅本”本身也确实都做过鉴定，但鉴定情况刚好相反。
卞藏本的鉴定确实认为此本是古本，而不是现代抄本。而对卞藏本内容文字分析，和“庚寅本”完全不同。卞藏本的正文几乎和任何版本文字都不同，最接近的只有列藏本。卞藏本没有批语，只有正文，完全没有“庚寅本”批语中出现那样多的问题。因此可以说，卞藏本的文字分析和文物鉴定是一致的，之间没有矛盾。所以卞藏本的文物鉴定，实际是更支持了其是古本的结论。
而“庚寅本”则完全不同，其文字分析，和文物鉴定之间存在巨大矛盾。在“庚寅本”中，特别是其批语中大量证据，证明批语是来自俞平伯1954年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这是此本为现代抄本的重要证据，而文物鉴定却对此很难解释。
所以，卞藏本和“庚寅本”的情况完全不同。卞藏本对刘文介题记的鉴定，和“庚寅本”的鉴定是根本不同的。不能用卞藏本的鉴定，来肯定对“庚寅本”的鉴定，这根本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硬要把这两件事相比，是完全错误的。
“庚寅本”和“程前脂后”
此本赵建忠、任少东“序言”中还提及欧阳健先生的“程前脂后”说，称“我们还注意到，庚寅本也存在甲戌本不避甲戌本‘玄’国讳的同样问题，而早些年欧阳健先生就据此作为甲戌本等脂本系现代人伪造的证据之一。”他们的意思似乎是认为，不能根据避讳来判断版本真伪。
上世纪九十年代欧阳健先生曾提出“程前脂后”说，认为部分脂本（主要是甲戌本、庚辰本和己卯本）出现在程本之后，是故意造假的产物。其主要根据有：甲戌本中甲戌本不避康熙皇帝名讳玄烨中的“玄”字，在甲戌本、庚辰本和己卯本中有大量的“同词脱文”，而在程本中却并不脱，以及对署名“脂砚斋”的批语的分析等。
对此，主流红学进行了反驳，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至今尚未完全平息。
在我看来，其实双方都有对，也有错。
主流红学认为脂本不可能在程本之后，并以“汉书抄袭史记”来嘲讽“程前脂后”。还有学者仔细研究甲戌本中的“玄”字，认为那一点是后加的，以此为脂本在前辩护。
其实，他们都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现在看到的甲戌本、庚辰本和己卯本，都不是原本，而是过录本，是何时过录的，已经无法判别了。
因此，现在看到的甲戌本、庚辰本和己卯本，很可能确实抄写在程本之后。这样其不避康熙皇帝名讳玄烨中的“玄”字，及大量的“同词脱文”，就很容易解释了。本来在其原本中，可能确实避开康熙皇帝名讳玄烨中的“玄”字，“玄”字是少一点的。但现在看到的甲戌本实际抄写时间很晚，甚至有可能到民国时期，在哪个时期就完全不需要避讳“玄”字了。而庚辰本和己卯本中有大量的“同词脱文”，在程本中并不脱，也是这些版本在过录中脱落的，其原本可能并不脱。因此现存版本中不避讳及大量脱文都很容易理解了。
所以，由于现存的甲戌本、庚辰本、己卯本等，从抄写时间来说，都是过录本，过录时间可能很晚，完全可能晚于程本，因此欧阳健先生的“程前脂后”是完全可能的。所以从过录本角度看，“程前脂后”并不错。对此的争论实际是毫无意义的。
但欧阳健先生“程前脂后”说，进一步延伸出去，认为这些脂本都是今人故意伪造出来的，证据就不足了。
所以，“程前脂后”说有其合理成分，无须辩论，辩论毫无意义。但“程前脂后”的故意造假说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程前脂后”的关键是过录本，由此联想到“庚寅本”是否也有过录问题。
由于此本中还有一些问题无法解释，因此和其他脂本一样，此本也可能是个过录本。此本虽然抄写时间可能很晚，其正文可能直接来自庚辰本，但也可能来自某个我们未知的庚辰本系列版本。因此，但不排除抄写者手中确实有某个“古本”的可能性，甚至其底本就是早期庚寅本的过录本。抄写者根据此“古本”的正文，再插入俞平伯1954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编成此本。理论上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晚清真本和现代假本的问题所在
总结以上有关“庚寅本”来历的四种说法。
认为此本是“古本”的根据最不可靠，几乎没有人支持，天津出版的序言中也不支持这种说法。
认为此本为晚清抄本和认为现代假本的问题主要是，两种看法看问题都过于片面和简单，没有进行深入的综合分析所致。
认为此本为晚清抄本的主要根据是文物鉴定，这很不可靠。
只根据文物鉴定就做判断，而根本不顾其文字，是肯定有问题的，肯定是不可靠的。何况对于此本的多次鉴定也还有不同看法。根据文字比对，固然也会有多种可能。如胡适补字，就有可能就确实存在过和胡适补字一样的“古本”，而“附条”批语也可能抄写者确实见过带此“附条”的甲戌本，至于此本和俞平伯1954年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评语文字相同，也可能是巧合，其他内容文字上的分析，理论上也都可能是巧合。但这么多巧合集中在一个版本上，这种概率是极低的。
而认为此本为彻底的现代抄本，主要是简单地根据是其内容，如胡适补字、凡例、大量多版本批语等，就轻易下结论认为此本为假，而并未对文字进行仔细深入的分析。如仔细分析其文字，就会发现其中还是有些文字难以解释的。
因此本人经过仔细深入的分析后认为，“庚寅本”肯定是抄录于1954年之后，其批语主要来自俞平伯1954版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因此“庚寅本”肯定是个现代抄本。其正文很可能来自某个庚辰系列的版本，但由于还有些文字来源难以解释，因此不排除抄写者手中有个“古本”的可能性。
《红楼梦》版本极其复杂，主要有两个问题。
第一是其文本非常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难理清其演变脉络。
第二是现有版本多数是过录本，其文字就有真有假，真假难辨。如果是假的，费很大力气去研究，岂不白费时间和精力？
因此有些专门研究小说文献版本的学者就不研究《红楼梦》的版本，这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越是有问题的版本，也越值得去研究。即便是假本，揭露其如何造假，对于以后判别真假也是有益的。如果是真本，虽然这些研究会有不同看法，最终肯定无法得出大家都承认的结果，但只要是科学合理的探索，肯定还是有意义的。
我觉得，对“庚寅本”研究的意义也就在于此。
“庚寅本”研究专著
本文限于篇幅，只能介绍主要看法，而无法详细举例说明。
为促进对“庚寅本”的研究，本人正在编写“庚寅本”的研究专著，对此本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所以此书篇幅庞大，分为上下两册，每册都有400多页。
上册是对“庚寅本”的研究，包括正文研究和批语研究。可分为四部分内容。首先是对“庚寅本”的简介，并介绍目前对“庚寅本”研究的概况。其次是对“庚寅本”正文的研究，认为此本的底本应该属于庚辰本系列的某个版本。然后是对“庚寅本”批语的研究，通过多角度分析，认为此本批语肯定是根据俞平伯1954年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整理而成的。最后是介绍对“庚寅本”来历的几种看法，以及“庚寅本”目前存在的疑问，最后介绍研究“庚寅本”的意义。
下册是和“庚寅本”有关资料的整理，又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为“庚寅本”的整理本，包括正文和全部批语。对“庚寅本”中所有批语不仅逐一插入正文，而且全部注明其来源，包括其独有批语。
第二部分为《红楼梦》前14回全部版本批语的辑评，因为“庚寅本”只有13回半，所以辑评也只整理前14回的批语，由此可看出“庚寅本”收入和未收入的批语。
第三部分是《红楼梦》四版本正文比对本，即甲戌本、庚辰本、戚序本和“庚寅本”正文的逐行逐字比较结果，由于“庚寅本”有13回半，比对也只比对这13回半的文字。
从对“庚寅本”的研究过程，可以看出如何利用数字化对古代小说版本进行研究，由于“庚寅本”已经正式出版，希望此研究专著的出版不仅可以促进对“庚寅本”的研究，对《红楼梦》其它版本的研究也有帮助。
2014年10月30日
附记：
我是2012年10月1日（因为是“十一”因此日期记得很清楚）去天津看“庚寅本”，十天后在《中国古代小说网》发表第一篇文章。到2014年1月11日，在一年零三个月内，陆续发表了十九篇文章，前期每隔几天就发表一篇。2013年3月以后文章相隔的时间较长。当然前后发表的文章的看法有些改变，这在学术研究中是很自然的事情。
对此我要非常感谢中国古代小说网和其主编苗怀明老师。
我以前发表的有关“庚寅本”十九篇文章的时间和网址如下，为方便读者阅读，对每篇文章的主要内容也做了概括，因为此文篇幅有限，本文无法展开论述，如读者有兴趣可选择相关文章阅览。
初探：2012年10月10日，对此本做概括的分析和介绍。
/Article/xlhy/mqxs/hlm/201210/4561.html
二探：2012年10月12日，对批语进行初步探索。
/Article/xlhy/mqxs/hlm/201210/4568.html
三探：2012年10月24日，对批语进行统计分析。
/Article/xlhy/mqxs/hlm/201210/4604.html
四探：2012年11月2日，对批语逐回进行统计，认为此本批语是根据俞平伯《辑评》整理，抄写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Article/xlhy/mqxs/hlm/201211/4624.html
五探：2012年11月5日，指出“附条”批语也来自俞平伯《辑评》，而《辑评》又来自陶洙己卯本。
/Article/xlhy/mqxs/hlm/201211/4631.html
六探：2013年1月18日，介绍国图古籍部对此本的鉴定意见。
/Article/xlhy/mqxs/hlm/201301/4889.html
七探：2013年1月22日，介绍此本的原收藏者江泽收藏此本的情况。
/Article/xlhy/mqxs/hlm/201301/4900.html
八探：2013年1月23日，反驳乔福锦先生的看法。
/Article/xlhy/mqxs/hlm/201301/4902.html
九探：2013年1月25日，再次讨论乔福锦先生的看法。
/Article/xlhy/mqxs/hlm/201301/4916.html
十－探：2013年1月31日，讨论“附条”批语的来历。
/Article/xlhy/mqxs/hlm/201301/4944.html
十二探：2013年2月6日，再次讨论“附条”批语及陶洙等问题。
/Article/xlhy/mqxs/hlm/201302/4963.html
十三探：2013年2月15日，详细分析“凡例”中的诗移到第一回中过程。
/Article/xlhy/mqxs/hlm/201302/4990.html
十四探：2013年2月21日，从多种批语，详细分析“庚寅本”中批语和俞平伯《辑评》相同，从而认定此本批语来自俞平伯1954年版《辑评》。
/Article/xlhy/mqxs/hlm/201302/5008.html
十五探：2013年3月4日，详细分析“庚寅本”中双行批语插入正文位置和俞平伯《辑评》相同，从而进一步认定此本批语来自俞平伯1954年版《辑评》。
/Article/xlhy/mqxs/hlm/201303/5052.html
十六探：2013年3月13日，详细分析“庚寅本”的正文。
/Article/xlhy/mqxs/hlm/201303/5103.html
十七探：2013年10月7日，再谈“附条”批语问题。
/Article/xlhy/mqxs/hlm/201310/5942.html
十八探：2013年12月19日，在甲戌本上发现“附条”批语痕迹。
/Article/xlhy/mqxs/hlm/201312/6176.html
十九探：2014年1月11日，详细分析“庚寅本”的独有批语。
/Article/xlhy/mqxs/hlm/201401/6277.html
注释：
① 乔福锦，“《石头记》庚寅本考辨”，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② 赵建忠，新发现的《石头记》“庚寅”本，《河北学刊》2014年第2期。
2011年在天津出现一本《红楼梦》手抄本，因为其中有“乾隆庚寅”字样，现一般称为“庚寅本”，也有学者称之为“王超藏本”。
对此本目前还有不同看法，本人从2012年10月开始，到2014年1月，陆续在“中国古代小说网”上发表了十九篇文章，对此本做了深入的研究。
但由于此本一直没有正式出版，这就大大阻碍了对此本的研究。为进一步推动对此本的深入研究，经过一年多的准备之后，2014年10月，天津市红楼梦研究会将庚寅本作为《红楼梦与津沽文化研究》会刊第二辑，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此本的彩色影印本。此书的正式出版不仅对“庚寅本”的研究有好处，对《红楼梦》版本研究也有好处。此书正式出版就可以看到其原貌，这样才可能有更多的人去研究它。无论其是真是假，都会促进《红楼梦》版本研究的深入。
此书前有赵建忠、任少东的序言“影印庚寅本《石头记》序”，和梁归智的序言“我研究王超藏本《石头记》的历程（代序）”，两篇文章对此本进行了介绍和分析。两篇文章都认为此本为晚清抄本，即“真本”。其主要根据是，经过天津文物鉴定专家对纸质、字迹、墨色的分析，一致认定“此本是百年老物，至晚也是出自清末民初。”
两文中对我的研究也做了介绍，但只介绍了我的两个结论，而对于我有关“庚寅本”和俞平伯《脂砚斋红楼梦辑评》1954年版有多处完全相同的论述，以及对于此本出现甲戌本上“附条“批语等关键证据，限于篇幅，就没有深入介绍。由于这两篇序言写于2013年8、9月，而对于判断此本抄写时间的“附条”批语，是我在2013年12月托上海博物馆检查所藏的甲戌本发现的。只有梁归智一文最后的“补记”中对此简略提及。由于此“附条”批语对于研究“庚寅本”很关键，在两篇序言中都来得及做深入介绍，很遗憾。
赵建忠、任少东的序言中称：“我们认为，除了在文本方面应与现存的《石头记》脂本进行文字比勘外，最好由文物专家根据纸质和墨色沉淀分析鉴定，并据此‘断代’”。“仅从文字去判断真伪，这样得出的结论就很可能招致一些人的非议”，序言并以卞藏本的鉴定为例，说明文物鉴定结论“更具参考价值”。
本人对上述结论，及根据所谓的“文物鉴定”来判断版本抄写时间，实在不能苟同。本人在以前的十九篇文章中曾详细谈了本人看法，目前正在撰写有关此本的研究专著，即将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红学会原计划10月29日举行年会，对此书再次展开讨论。但由于和在南开大学举行的2014《文学遗产》古代小说研究论坛时间太接近，而被迫推后了。天津市红学会年会初步计划在11月再择机召开。在这次论坛上，将向所有出席学者赠送了刚出版的此本彩色影印本，希望大家看到此本的真实原貌后，有人对此本再进行深入的研究。
考虑到“庚寅本”已经正式出版，而两篇序言中，对本人看法介绍都不够全面，而本人以前在《中国古代小说网》发表十九篇文章很长，阅读很费事，因此本人再次撰文，对此本的研究做一次全面总结，简介本人对此本的主要看法。
“庚寅本”的书名
目前此本的书名大致有三种。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此书的书名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寅本）》。这是由于此本目录页的题名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和庚辰本目录页的题名完全一样（“庚寅本”和庚辰本目录只有第3回的目录不同，其它9回的目录基本相同）。目前庚辰本的正式书名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由于“庚寅本”中有“庚寅”和“乾隆庚寅”字样，因此仿照庚辰本，把“庚寅本”称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寅本）》也不为过。《红楼梦》很多版本都有不同的书名，此本目前一般已经习惯被称为不加括号的庚寅本，我觉得这只是个书名而已，对研究也没有太大的妨碍。
但我认为，虽然“庚寅本”中有“庚寅”和“乾隆庚寅”字样，但此本是否真与“庚寅”有关，还有疑问，因此目前就把此本直接命名为“庚寅本”不十分合适。因此我还是在我的文章中将“庚寅本”三字全加上括号，表示对此存疑，即称为“庚寅本”。
梁归智在此本正式出版的另一篇“代序”中，将此本命名为“王超藏本”，这是由于此本其目前收藏者为王超。这也是《红楼梦》书名的一种惯例，如“杨藏本、郑藏本、卞藏本”等，是分别指其的收藏者为杨继振、郑振铎、卞亦文等。但这个命名似乎只有梁归智一人使用，其他未见有人使用。
《红楼梦》各种版本书名不统一是常事，如杨藏本曾被称为“梦稿本”，而卞藏本有学者称为“眉本”，这是由于学者看法不同所致，而要在学者中取得一致很难。不同书名有时会带来一些麻烦，但并不妨碍对这些版本的研究，因此我觉得对书名不必过于苛求。
“庚寅本”来历的四种看法
对“庚寅本”的来历，仔细分析有四种看法，按照来历的时间顺序先后，简介如下。
第一种看法认为此本为早期的古本。主要根据对此本的内容分析后认为，此本是一个可与甲戌本、庚辰本等抄本相媲美的《石头记》“脂本”；此抄本是一个百衲本，其中正文来自两个不同时期的祖本，批语至少由三部分组成；其底本抄藏及批语最初过录时间，至迟在清乾隆庚寅年秋①。
第二种看法认为此本为晚清抄本，主要是根据文物鉴定专家的鉴定。天津文物鉴定家、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刘光启先生曾对此本做过鉴定。刘先生认为此本是光绪时的抄本，纸张是那个年代的，从抄写字体看，是典型的翰林体，是模仿晚清状元刘春霖的书法。据此有些学者认为“该抄本系清末旧物。”②
第三种看法认为此本是现代抄本。本人对此本正文、批语两方面众多线索的仔细分析和研究，认为此本的批语肯定来自俞平伯1954年出版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其正文的底本应该属于庚辰本系列。抄写时间应该在1954年以后。但此本是否曾参考过其它“古本”，目前还难以判别。
第四种看法认为此本完全是现代抄本，主要根据此本“红楼梦旨义”中改字和胡适改字完全相同，此本有大量现有“脂本”的批语，还出现了批语题记“丁亥春脂砚”等，因此认定此本是现代抄本，研究价值不大。还有人认为此本可能是书商牟利作假而为。对此本的来历，这种看法认为最大可能是根据某本《红楼梦批语辑校》整理而成，这一点和第三种看法相近。对于具体抄写时间，有些人认为有可能比1954年更晚。
总结以上四种看法，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认为此本为古本，即上述第一种和第二种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是早期古本，第二种看法认为是晚清古本。
第二类认为此本是现代抄本，即上述第三种看法和第四种看法。第三种看法认为此本为现代抄本，但不排除此本曾另有某个古本为参考。第四种看法则认为此本是完全根据现代整理本而抄写的。
一般习惯用“真假”来区分《红楼梦》的版本。按照“真假”来分，则前两种看法认为此本为“真”；第三种看法认为此本是“真假混杂”，基本是“假”，但也可能参考过某个“真本”，即多半是“假”，少量为“真”；而第四种看法认为此本完全为“假”。
《红楼梦》版本非常复杂，历来争论极大，对此本来历有争论是正常现象。要达到完全统一的也看法也很困难，下面分析这四种看法哪种更合理，可能性更大。
“庚寅本”是现代抄本
经本人从2012年10月至今两年多的研究，对此本有如下结论。
1．此本的底本主要有两本
（1）批语部分主要来自1954年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俞平伯《脂砚斋红楼梦辑评》；
（2）正文部分主要来自庚辰本系列的某个版本。
（3）不排除抄写者手中有某个古本为参考本的可能性。
2．批语和正文来源
（1）此本有五种脂本批语，即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戚序本和甲辰本，其中绝大部分批语来自1954年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俞平伯《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以甲戌本为例，其来源如下：
甲戌本原本——周汝昌录副本——陶洙过录己卯本——俞平伯1954年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庚寅本”。
（2）正文基本和庚辰本相近，所以此本可能是来自某个庚辰系列版本，可能就是1955年文学古籍刊印社出版的庚辰本影印本。但有些文字和庚辰本不同，而和戚序本相同。是抄录者又参考了戚序本做了修改，还是抄录者手中还有个“古本”，目前还无法最后下定论。
（3）有少量批语前的正文与庚辰本不同，而是来自俞平伯1954年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中批语的正文，即戚序本、己卯本、甲辰本等。
（4）此本有约60多条独有批语来源不明，有几种可能。
第一，抄写者自行编写，可能性很大，几乎每种脂本都有新增批语，并不奇怪。
第二，来自某个“古本”，如“松轩本”或“鹤轩本”等本。
所以，虽然此本肯定是个现代抄本，但其中还有很多问题无法解释，不排除此本有个“古本”为参考本的可能，因此“庚寅本”对于研究《红楼梦》版本的演变，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3．抄录时间和抄写人
对于此本抄写时间上限，考虑到“庚寅本”中绝大部分批语肯定来自俞平伯1954年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因此其抄写时间的上限应该在1954年。不太可能更早了。
对于此本抄写时间下限，要考虑到，1961、1962年台湾和大陆相继影印甲戌本，俞平伯遂根据影印甲戌本，对1954年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中批语做了大量修改，中华书局1963年《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出版新1版第2次印刷，新版中很多批语就和“庚寅本”批语完全不同了。如果“庚寅本”抄写于1963年以后，抄写者应该看到新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不会再发生如此之多的错误。
所以此本的抄录时间应该在1954年以后，1963年之前的约十年之中。
4．此本整理过程和目的
由于资料缺乏，对此本的抄写人和动机，有不同的分析和猜测。
我认为，此本可能是天津某个晚清遗老，他出于对《红楼梦》的热爱，看到俞平伯1954年出版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中汇集了很多版本的批语，1955年又出版了庚辰本的影印本，但庚辰本前11回无任何批语。因此他想把俞平伯1954年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中的批语汇集，抄写在《红楼梦》的正文中，从而整理出一本有完整批语的《红楼梦》。出于习惯，他利用了散页的晚清老纸，用翰林体字抄写而成。“庚寅本”整理的目的和动机和现在很多出版社整理出版带所有批语的《红楼梦》的编辑思路，实际是完全相似的。
此本只抄写13回半的原因，目前难以判别，有多种可能性。
（1）由于特殊原因终止，如抄写者死亡、兴趣转移、无时间精力等。
（2）1962年大陆甲戌本影印本出版，1963年俞平伯新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出版，抄录者发现他以前所抄录的甲戌本批语错误很多，因此放弃了继续抄录。
由于资料缺乏，此本未抄写完的根本原因目前很难判断。
还有学者认为此本可能是书商所为。根据本人分析，此本应该在俞平伯1954年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之后抄写，当时《红楼梦》逐步热起来了，对《红楼梦》有兴趣的读者也多了。而《辑评》只有批语，没有正文，虽然对研究《红楼梦》很有帮助，但对一般读者阅读《红楼梦》却很不利。因此很可能有出版社会萌发出版一本带批语的《红楼梦》的想法，此本是否就是整理的初稿呢？此本为繁体竖排，是因为当时还未改为简体字横排，俞平伯的《辑评》直到1966年再版都是繁体竖排，与此本格式相同。
虽然根据当时的环境，有书商所为的可能性，但我更倾向是个人所为。由于资料缺乏，对此很难判断。
“庚寅本”“附条”批语——现代抄本的有力证据
在研究“庚寅本”的过程中，“附条”批语是一直困扰研究的一个大问题。
“庚寅本”第1回第15页A面有一眉批“写士隐如此豪爽，又全无一此粘皮带骨之气相，愧杀近之读书假道学矣。”，后面还有一句批语：
予若能遇士翁这样的朋友，也不至于如此矣，亦不至似雨村之负义也。
但现有所有甲戌本的影印本都只有前面一句批语，都没有后面这条批语。而在俞平伯1954年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和陶洙己卯本上都有此批语。
周汝昌女儿周伦玲女士证实，此批语乃周汝昌兄弟从甲戌本过录时所抄写的，此批语在周汝昌录副本上记载如下（无标点，繁体字从右往左竖写）：
写士隐如此豪爽，又全无一此粘皮带骨之气，相愧杀近之读书假道学矣。
（附条）
予若能遇士翁这样的朋友，也不至于如此矣，亦不至似雨村之负义也。
此后人笔墨不必存玉言。
根据周伦玲女士对此的说明，（附条）后的批语“予若能遇……”是周祜昌所抄，（附条）之后是周汝昌写的注：“此后人笔墨不必存。玉言”，玉言是周汝昌的字号。
这样记载此“附条”批语的情况如下：
经我与上海博物馆联系，最终终于在所藏甲戌本原本上发现“附条”批语痕迹，即此批语撕掉后留下的一角，这证明此批语肯定是来自甲戌本一被撕掉的“附条”。
为何甲戌本被撕掉的“附条”批语却出现在“庚寅本”上？只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此批语的来历是：
甲戌本——周汝昌录副本——陶洙己卯本——俞平伯《辑评》——“庚寅本”。
第二种可能是，“庚寅本”此“附条”直接出自周汝昌录副本，或陶洙己卯本，但“庚寅本”抄写者要借到周汝昌录副本，或陶洙己卯本的可能性很小。
第三种可能是，“庚寅本”此“附条”批语直接来自“附条”批语没有被撕掉前甲戌本。但这种可能性同样很小。
因此“附条”批语是证明“庚寅本”批语是来自俞平伯1954年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的有力证据。
天津出版的“庚寅本”前赵建忠、任少东和梁归智的两篇序言写于2013年8、9月，而我是在2013年12月托上海博物馆检查所藏的甲戌本发现此批语被撕掉的。因此这两篇序言中都未提及这个重要的证据。只有梁归智一文最后的“补记”中简略提及，但没有做深入全面介绍。
这两篇序言没有提及“附条”批语的最终来历，会大大妨碍读者对此本来历的了解，这不能不说是这两篇序言的很大遗憾。
至于甲戌本上此批语的来历，目前还有两种看法。
沈治钧认为此批语是周汝昌所写，贴到甲戌本上的。这样此附条就很可能是在周汝昌归还甲戌本前，被周汝昌本人撕掉了。有学者又指出，此批语口气和周汝昌的口气很相似。但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周汝昌当初从胡适处借来甲戌本原本时，只是个大学生，他知道此本很珍贵，怎么会随便在上面贴附条批语？虽然后来周汝昌出过很多造假的事情，但不能由此就认为此“附条”批语也是周汝昌造假。
我更倾向此“附条”批语在胡适收入前就存在了，在胡适、俞平伯、浦江请等人的记述中都未提及此批语，是由于此“附条”批语明显是后人所贴，因此就没有提及。而在甲戌本影印前，胡适认为此批语肯定为后人所加，所以就撕掉了。
“庚寅本”批语和俞平伯《脂砚斋红楼梦辑评》1954年版相同
总结“庚寅本”的批语有如下特点。
1、“庚寅本”中有其它五种版本的批语。
2、和俞平伯《脂砚斋红楼梦辑评》1954年版错误相同的批语。
3、甲戌本后人所加墨笔批语。
4、双行批语插入正文位置和俞平伯《辑评》相同。
“庚寅本”的批语多处惊人地和俞平伯《脂砚斋红楼梦辑评》1954年版相同，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完全是巧合而已，但如此多的巧合的概率实在太小了。
因此最大可能是，“庚寅本”的批语是来自俞平伯《脂砚斋红楼梦辑评》1954年版。
“庚寅本”独有批语
1、独有批语很常见。
有人认为，如果“庚寅本”是抄录自俞平伯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就应该完全照抄《辑评》中的批语，就不应该有如此之多的独有批语，有如此之多的独有批语肯定抄录者另有所本。
持这种看法的人是完全不了解《红楼梦》版本中的批语情况。
《红楼梦》各种版本批语常被统称为“脂批”，意思是“脂砚斋批语”，包括俞平伯、陈庆浩等人的批语汇集，书名都有“脂砚斋”字样。实际严格讲，这是完全错误的。《红楼梦》各种版本的几千条批语中，只有极少数批语可能是所谓的“脂砚斋”批语，而绝大部分批语是后人随意所加的即兴评论，和脂砚斋完全无关。
换句话说，每种《红楼梦》版本中，都多少有此本抄录者自己随意所加的独有批语，各种版本中出现了独有批语并不奇怪。赵建忠、任少东所写的序言中逐一列出的69条批语，这些批语和其他版本的独有批语一样，大部分是随意性的评论批语，和版本研究关系不大，没有多大价值。“庚寅本”的抄录者在抄录过程中，有感而发，随意写一些批语是很自然的。
2、有版本研究价值的独有批语来源不明。
当然，这些批语中也有一些和版本有关有价值的批语，如史湘云出场、松轩本、鹤轩本、庚寅、乾隆庚寅等。但这些批语的其来源不明，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此本确实参考某个未知的“庚寅本”、“松轩本”和“鹤轩本”。
第二种可能是，所谓“庚寅本”、“松轩本”和“鹤轩本”，都是抄录者故弄玄虚。
本人也曾对“史湘云出场、松轩本、鹤轩本、庚寅、乾隆庚寅”等，做了仔细的分析，但本文限于篇幅，对上述分析无法详细论述，实际这些分析最终也没有肯定的结论。
所以本人认为，仅根据这些独有批语的文字本身，暂还难以判别其来源。
3、天津出版的“庚寅本”序言所列出的批语中有误。
“庚寅本”“凡例”问题
“庚寅本”是除甲戌本外，唯一出现了“凡例”的版本。“庚寅本”的文字最接近庚辰本，但又出现了只有甲戌本才有的“凡例”，有人据此简单地认为，在庚辰本之后的版本中，不可能出现“凡例”，因此这种在庚辰本文字中出现“凡例”，就证明此本肯定是假的。
这种分析看似很有道理，但也不是无暇可击。
到目前为止，确实没有任何后期版本中出现过“凡例”，但这不能简单地认为，在其他版本中就不可能出现“凡例”。
第一，对“凡例”来源还有争论，有些学者（如冯其庸），认为“凡例”是后出的，假设如此，就有可能在后出的其他版本中出现“凡例”，尽管目前尚未发现。
第二，即便“凡例”确实是早期版本中就出现了，那也不能排除有人把其抄入到后期版本中。要知道《红楼梦》抄本流行，很多都遗失了，各种可能都存在。
关键还是要对“庚寅本”中的“凡例”做深入分析，再下结论。
“庚寅本”“旨义”补字问题
“庚寅本”“旨义”（即“凡例”）中“是书题名极多”，和胡适补“多”字完全相同，这是认为此本为“古本”和晚清抄本最难解释之处。也是怀疑此本抄自胡适补字后的甲戌本的最大依据。
对此赵建忠、任少东在此本的序言中认为，甲戌本“题名极多”之“多”字，除可能是胡适添笔外，还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甲戌原本就有此“多”字，誊抄过录时丢落，但“庚寅本”抄手恰据有此古本作参照，因此就不一定就是据胡适后来的添笔。
按照这种说法，曾存在一种古本，此处就是“是书题名极多”，而“庚寅本”就是根据此古本所抄写的，而不是来自胡适补字的甲戌本。
根据对“庚寅本”正文的分析，“庚寅本”的文字最接近庚辰本，而与甲戌本差异很大。要按照上述解释，就存在一种正文接近庚辰本版本，此本又有“是书题名极多”的“凡例”。
也有人认为“凡例”只有早期甲戌本有，庚辰本等后期版本都没有。而此本文字接近庚辰本，却又有“凡例”，这种情况不可能出现，因此此本肯定是假本。
本人认为这种分析有一定道理，但这种版本至今并没有发现，这只是一种理论上存在的可能性。
“序言”提出的第二种可能是，“庚寅本”原本并无此“多”字，乃该本流藏过程中阅者参校甲戌影印本后添。提出此看法的学者注意到，“庚寅本”首页墨迹较新，首页字体尤其是那个“多”字与其它诸页迥异，似为后人抄配（此抄本连带保存有清代空白竹纸达150 多张，亦具备抄配的物质条件），且首页装订线眼与其它诸页也不同。
按照这种说法，“庚寅本”底本并无此“多”字，但“是书题名极”之后应该补什么字，并没有说明。但这种解释也很牵强。至于对“多”字是后补，及装订线问题，经我仔细检查并不存在这种情况，此处就不再介绍了，此本已经出版了，读者可自己仔细分辨。
序言提出的第三种可能是，由于“题名极”三字后的空格所要填充的字选择面很窄，一般人极容易据想象拟补出“多”字，如果这个字恰好都补成“多”，应属于不谋而合，未必就一定是抄自胡适添笔。
这种说法还是认为甲戌本和“庚寅本”此处都是“多”字是不谋而合，换句话说，还是认为“庚寅本”的“多”字并非来自胡适补字，而是另有“古本“为据。按照这种解释，就存在过一种文字刚好和胡适补字完全相同的版本，而“庚寅本”就是根据此本过录的，因此就出现了和胡适补字完全相同的现象。但这种只是理论上的一种可能，其发生的几率可能极为微小。
总之，对于“庚寅本”与胡适所补字完全相同，可以找出很多可能性解释，这些解释实际只是理论上的可能性而已，实际可能性很低。本人觉得，“庚寅本”此处和胡适补字完全相同，仍然是认为此本为后人根据胡适补字所抄的一个重要证据。
“庚寅本”“旨义”诗移动问题
《红楼梦》“庚寅本”“旨义”除胡适补字外，还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是，甲戌本“凡例”中的一首诗，在“庚寅本”中却被移到第一回的文本之中，这是所有《红楼梦》版本中所没有的，为何会产生这种情况？
有人就此认为，这种情况可能是某个我们未知古本的原貌。前面分析过，虽然“凡例”只出现在甲戌本中，其他版本中都没有“凡例”。但理论上仍可能会存在另一种有“凡例”的版本。
我觉得问题不是去辩论是否会出现过有“凡例”的版本，而是如何解释“庚寅本”中“凡例”的奇怪情况，如何解释甲戌本“凡例”中的诗在“庚寅本”中却移到第一回中去了。
由于“庚寅本”中大部分批语来自俞平伯俞平伯《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凡例”诗的移动也就可能与俞平伯《脂砚斋红楼梦辑评》有关。
《脂砚斋红楼梦辑评》转抄“凡例”时删除了“凡例”中372字，并做了说明，但保留了“凡例”最后的一首诗。“庚寅本”本应照此在“旨义”中也删除了这些文字，但保留这首诗。但抄写者在此对“372字”发生错误的理解，他在删除了“旨义”中的这些文字的同时，把本不该改动的这首诗，也随着被删除，而移到第一回中的文字中去了，即从“旨义”中移动到庚辰本第一回正文中“贾雨村云云”之后。
这个错误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庚寅本”整理者理解错了《脂砚斋红楼梦辑评》的说明，又不清楚甲戌本、庚辰本的文字差异，最终导致了“庚寅本”把甲戌本“凡例”中的这首诗，移错了位置，移到第一回中去了。
我认为，这样就圆满解释了“庚寅本”的错误原因，这也是“庚寅本”是根据俞平伯1954年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来整理的一个重要证据。
也有人认为“庚寅本”这首诗移到第一回中，是依据了某个“古本”，在此“古本”中，这首诗确实是在第一回中的，但目前为止所有脂本中都没有这种情况。当然不排除理论上确实曾存在这样一种版本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我觉得，和上述胡适补字一样，实在是太低了。
“庚寅本”正文的底本
“庚寅本”的批语来自俞平伯1954年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而其正文来自何处？只要仔细比对其正文，就可以看出，其正文基本和庚辰本相同，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其正文的底本肯定是庚辰本系列的版本，这点应该是毫无疑义的。
但“庚寅本”中还有少量文字不同于庚辰本，而和其他版本文字相同。通过分析，发现“庚寅本”文字和庚辰本不同、而和其它版本相同的情况，又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文字差异是由于批语所造成的。
通过对批语的分析注意到，这些“庚寅本”和庚辰本文字不同之处，“庚寅本”很多处都有批语。由于“庚寅本”的批语是抄自俞平伯1954年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而俞平伯1954年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批语所引的正文，不是庚辰本，而主要是戚序本（俞平伯依据的是戚序本中的有正本），只有少数戚序本没有的正文，是来自甲戌、己卯、戚序、甲辰等本。而”庚寅本”整理者在抄写批语时，有时是直接抄录了俞平伯1954年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的正文，而不是抄录其正文底本庚辰本的正文。这样就导致了这些“庚寅本”的正文和庚辰本正文不同。
所以，“庚寅本”与庚辰本文字不同之处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在这些正文之后有批语。而此处“庚寅本”批语是以俞平伯1954年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为底本，并采用了俞平伯1954年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中的正文。因为俞平伯1954年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中的正文与庚辰本文字不同，因此导致了“庚寅本”正文就和庚辰本文字不同。
这些例子再一次证明，“庚寅本”的批语是以俞平伯1954年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为底本的。
第二类文字差异是和批语无关的。
“庚寅本”正文和庚辰本不同、而和其它版本相同之处，也有些后面并没有批语。这种例子中最多的是和戚序本相同。经初步统计，这种“庚寅本”正文和庚辰本不同，和戚序本相同的情况约有17处。
有人看到“庚寅本”中有文字和庚辰本不同，和戚序本等版本相同，就简单地认为，这是抄写者又根据戚序本做了修订。这是没有深入分析的看法，如果仔细分析就可看出，问题并不这样简单。
“庚寅本”正文和庚辰本不同，和戚序本相同的情况中，根据“庚寅本”和其它版本文字异同，又可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庚寅本”和戚序本、甲戌本等相同，而只和庚辰本不同，庚辰本文字有缺漏。第二种情况也是“庚寅本”和戚序本、甲戌本等相同，只和庚辰本不同，但庚辰本文字不是有缺漏，而是有补充或修改。第三种情况是“庚寅本”只和戚序本相同，而和甲戌本、庚辰本等不同。
“庚寅本”文字不同于庚辰本，而和戚序本的文字相同，可能有三种原因。
第一种原因是文字巧合所造成的，可称为“巧合”。
第二种原因是“庚寅本”的整理者又根据戚序本做了修订，简称“修订”。
第三种原因是“庚寅本”和戚序本有共同祖本，简称“共同祖本”。
应该针对上述三种情况，再仔细分析这三种情况，分别是三种原因中的哪种原因所造成的。
第一种情况，庚辰本文字有缺漏，“庚寅本”和戚序本、甲戌本等相同，而只和庚辰本不同。有些文字缺漏很长，不可能是“巧合”。而“修订”和“共同祖本”都有可能。首先，“庚寅本”是根据庚辰本整理，但到此处庚辰本的文本明显不通，因此“庚寅本”就根据戚序本文字做了修订，因此“修订”是可能的。
其次，“庚寅本”和戚序本、甲戌本的文字基本相同，也可能是它们有共同的来源，即“庚寅本”和戚序本的文本可能都来自甲戌本，因此造成三种版本的文字基本相同，因此“共同祖本”也有可能。
总之，庚辰本文字有缺漏，而“庚寅本”文字不缺漏，和戚序本、甲戌本文字相同，而只和庚辰本不同，可能是“庚寅本”根据戚序本做了修订，但也可能是“庚寅本”和戚序本有共同祖本。
第二种情况是庚辰本文字不缺漏，而是有补充或修改，“庚寅本”和戚序本、甲戌本等相同，文字有缺漏，和庚辰本不同。
这种“庚寅本”和戚序本、甲戌本的文字基本相同不太可能是“巧合”。
“庚寅本”是根据庚辰本整理，但此处庚辰本的文本，并没有像第一种情况那样有明显的不通，因此“庚寅本”应该照抄庚辰本，而没有必要再去根据戚序本做不合理的修订。因此在此例中，“修订”说根据不足。
当然不排除“庚寅本”抄录时，比对庚辰本和戚序本（不是甲戌本，抄录者看到甲戌本的可能性很小）的文字，觉得庚辰本的文字显得多余而根据戚序本做了删节。但这种可能性似乎比较小。
既然“巧合”和“修订”两说都难成立，就只有“共同祖本”说了。也就是说，“庚寅本”和戚序本、甲戌本的文字基本相同，就只可能是它们有共同的来源，即“庚寅本”和戚序本的文本都来自甲戌本，因此造成三种版本的文字基本相同。而庚辰本此处做了修订，因此和其它版本文字不同。所以“共同祖本”是唯一可能。
第三种情况是“庚寅本”只和戚序本相同，而和甲戌本、庚辰本等不同。
这很明显是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是原本，而“庚寅本”文字和戚序本相同，可能是“庚寅本”根据戚序本做的修改，也可能是由于“庚寅本”和戚序本有共同祖本所造成的。到底是哪种，目前难以判别。
分析这三种情况产生的原因。首先这三种情况都不可能是“巧合”造成的。第一、三种情况“修订”和“共同祖本”都有可能。而第二种情况，庚辰本文字较合理，而戚序本文字不合理，因此“庚寅本”把合理文字改为不合理可能性很小。只可能是“庚寅本”、戚序本和庚辰本有“共同祖本”，而庚辰本文字有缺漏，导致“庚寅本”和戚序本文字一样。这是比较合理的解释。
按照这样的分析，“庚寅本”正文的底本不可能是庚辰本，也不可能根据戚序本做修订，而很可能是另一个庚辰本系列中我们未知的版本。
换句话说，不能排除“庚寅本”抄写者曾参考某个我们未知的“古本”的可能性。
“庚寅本”是现代抄本，但可能参考某个古本
由于“庚寅本”的批语基本来自俞平伯1954年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因此“庚寅本”肯定是个现代抄本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因此，有人就认为，此本完全是个现代抄本，主要是以庚辰本为底本，又参考戚序本做了修订，并没有参考过任何“古本”。
但此本中仍有部分独有批语，和部分正文来源不明，因此不能就排除抄写者曾参考某个“古本”的可能性。
此古本可能就是“庚寅本”，也可能是“松轩本”或“鹤轩本”。
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如只简单根据胡适补字，正文基本同庚辰本，少量和戚序本相同，就很容易下结论：正文主要是以庚辰本为主要底本，有参考戚序本做了修订。
但正如前面所分析，有些文字庚辰本并不缺漏，戚序本等版本文字有缺漏，而“庚寅本”却和通顺的庚辰本不同，而和不通顺的戚序本却相同。这种情况，就无法用以庚辰本为主要底本、参照戚序本修改来解释了。
因此不能完全排除抄写者曾参考某个“古本”的可能性。
所以，在《红楼梦》版本研究中，因为情况非常复杂，在对所有问题都解释清楚之前，我们不应该排除各种可能性，不应轻易就下结论。
上世纪五十年代抄写的可能性
有人认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不可能有人会用这种旧纸、毛笔、旧体字去如此费力地抄写《红楼梦》，因此“庚寅本”不可能是现代抄本，只可能是晚清的抄本。持这种看法的人完全不了解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情况。
新中国建立后，虽然开展了新文化运动，使用毛笔和旧体字来写字的人少了，但不可否认，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仍有很多老人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他们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还是习惯用毛笔写旧体字。因此，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有某个晚晴遗老用毛笔和旧体字抄写《红楼梦》是完全有可能的。
此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陶洙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抄写的北师大本。据张俊和曹立波考证对北师大的研究，北师大本是陶洙1949年至1953年间整理的，也是以庚辰本为底本，大约在1955年至1958年期间卖给了中国书店，中国书店1957年又卖给了北师大，其过程已经很清楚了。
既然陶洙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抄写了北师大本，也就有可能还有人像陶洙一样去抄写《红楼梦》，他们抄写《红楼梦》可能是自娱其乐，也可能抄写后是为了卖钱。总之，陶洙抄写北师大本就是铁证，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当然从字迹上看，“庚寅本”绝对不可能是陶洙所为。
文物鉴定和文本研究
对“庚寅本”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是晚清抄本，根据主要是文物鉴定，一种看法认为是现代抄本，根据主要是内容和文字。
由于两种方法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哪种说法更可靠？是文物鉴定更可靠，还是内容文字分析更可靠？
此本赵建忠、任少东“序言”中称：“我们认为，除了在文本方面应与现存的《石头记》脂本进行文字比勘外，最好由文物专家根据纸质和墨色沉淀分析鉴定，并据此‘断代’”。“仅从文字去判断真伪，这样得出的结论就很可能招致一些人的非议”，因此文物鉴定结论“更具参考价值”。
对此本人不能认同。下面仔细分析文物鉴定在版本研究中的问题。
1、根据文物鉴定判断抄写时间不可靠。
根据文物鉴定判断“庚寅本”的抄写时间有三个要素：
一是纸张，但根据纸张很难判断抄写时间，因为到建国初期也可能用晚清的纸抄写，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二是笔迹、字体，到建国初期，某个晚清遗老也可能抄写此本，笔迹、字体都是清代流行的，很难判断具体抄写时间，这也很明显。
三是墨迹，这是唯一判断抄写时间的要素。目前认为此本抄写时间肯定是在晚清到建国初期，晚清至今约百年，建国初期至今约五十年。现在要判断此本是抄写在五十年前，还是百年前，只根据墨迹是否可靠？我不是书画鉴定专家，不知这种判断是否可靠？
所以我觉得，文物鉴定可供参考，但不可盲目相信文物鉴定结论。
2、文物鉴定是经验判断，可能会有失误，甚至故意造假。
天津曾请文物专家对此本做过几次鉴定，但据一位天津的朋友讲，他们找的所谓鉴定家是不可靠的。现在文物鉴定，常有人根据出钱的多少来出鉴定意见，很多文物鉴定都商业化了。我对文物鉴定毫无经验，也不了解天津文物鉴定的情况，对天津的鉴定无法判断。
3、文物鉴定不同人有不同看法，因人而异。
文物鉴定一个更大问题是受主观看法影响极大，不同鉴定家经验不同，看法很多不同，这很普遍和自然。
对“庚寅本”除天津做了鉴定外，本人联系了国家图书馆古籍部的专家，2012年10月24日对此本进行了目验。两位专家目验后的初步意见和天津文物鉴定有所不同。
他们表示，虽然这只是他们的目验意见，但他们认为，根据他们多年从事古籍研究的经验，目验结果已经很明显了，此本绝非古本，没有必要再做高倍显微镜检测。最后，他们一再表示，这只是他们个人看法，仅供我们参考。
国家图书馆古籍部的鉴定意见，和天津的鉴定意见相比，上限相同，都认为上限可到晚清。但他们认为下限可能到建国初期，而天津鉴定意见认为下限是民国初年，意见不完全相同。
本人感觉，古籍鉴定完全是经验，不能作为最后判定抄写时间的依据，但他们的鉴定意见很值得我们参考。
4、文物鉴定和文本分析的矛盾。
“庚寅本”文物鉴定和内容文字分析，存在巨大矛盾，结论完全相反。
如果按照天津文物鉴定意见，抄写时间是在晚清，这又如何去解释此本批语和文本中的诸多问题？如果是在晚清抄写，在晚清就出现了五种版本的批语，这种可能性很小；此本诸多批语和俞平伯1954年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完全相同，就只有是巧合；此本中出现甲戌本“附条”批语，是由于抄写者看到了“附条”批语还未被撕掉前的甲戌本。这些情况只是理论上的可能，其概率是极低的。
因此，根据文物鉴定判断其抄写于晚清，和根据内容文字的分析的结果存在极大的矛盾，这很难解释。
5、文物鉴定和文字分析哪种更可靠。
赵建忠和任少东在此本序言中称：“我们认为，除了在文本方面应与现存的《石头记》脂本进行文字比勘外，最好由文物专家根据纸质和墨色沉淀分析鉴定，并据此‘断代’”。“仅从文字去判断真伪，这样得出的结论就很可能招致一些人的非议”。
文字分析确实也有多种可能性，如前所述，理论上可能在晚清就出现了五种版本的批语，此本诸多批语和俞平伯1954年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完全相同，可能是巧合，此本中出现甲戌本“附条”批语是由于抄写者看到了“附条”批语还未被撕掉前的甲戌本。但这种可能实在太小了。
因此，我认为，和文物鉴定相比，内容文字比对结果更为可靠。
所以我觉得，前面所引用的“仅从文字去判断真伪，这样得出的结论就很可能招致一些人的非议”，应该相反改为：“仅由文物专家根据纸质和墨色沉淀分析鉴定从文字去判断真伪，并据此‘断代’，这样得出的结论就很可能招致一些人的非议”。
当然主张此本抄写于晚清的学者，可能还会继续坚持文物鉴定比内容文字分析更可靠，这种不同看法要完全统一怕还很难。
“庚寅本”和卞藏本
在此本赵建忠、任少东“序言”中称：“我们认为，除了在文本方面应与现存的《石头记》脂本进行文字比勘外，最好由文物专家根据纸质和墨色沉淀分析鉴定，并据此‘断代’。《红楼梦》版本中有争议的卞藏本的最终裁决就是运用的此种方法”。并举出王鹏对卞藏本的研究证明他们的看法。所以他们认为：“仅从文字去判断真伪，这样得出的结论就很可能招致一些人的非议”，因此文物鉴定结论“更具参考价值”。
上述说法完全混淆了对卞藏本研究和鉴定原委，卞藏本的鉴定和“庚寅本”的鉴定根本不可相提并论，卞藏本的鉴定和“庚寅本”的鉴定完全是两回事。
卞藏本真伪的争论和“庚寅本”完全不同。
第一，卞藏本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此本前的收藏者刘文介的题记真伪，而不是卞藏本本身的真伪。最后是王鹏找到刘文介收藏此本的证据，证明刘文介确实收藏过此本，从而证实此本为真。而根本不是根据对卞藏本本身的纸张、笔迹、墨色鉴定，来判断其真伪。而“庚寅本”原是由天津版画家江泽收藏，但江泽又是从何处获得此本，至今没有任何线索。
第二，卞藏本和“庚寅本”本身也确实都做过鉴定，但鉴定情况刚好相反。
卞藏本的鉴定确实认为此本是古本，而不是现代抄本。而对卞藏本内容文字分析，和“庚寅本”完全不同。卞藏本的正文几乎和任何版本文字都不同，最接近的只有列藏本。卞藏本没有批语，只有正文，完全没有“庚寅本”批语中出现那样多的问题。因此可以说，卞藏本的文字分析和文物鉴定是一致的，之间没有矛盾。所以卞藏本的文物鉴定，实际是更支持了其是古本的结论。
而“庚寅本”则完全不同，其文字分析，和文物鉴定之间存在巨大矛盾。在“庚寅本”中，特别是其批语中大量证据，证明批语是来自俞平伯1954年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这是此本为现代抄本的重要证据，而文物鉴定却对此很难解释。
所以，卞藏本和“庚寅本”的情况完全不同。卞藏本对刘文介题记的鉴定，和“庚寅本”的鉴定是根本不同的。不能用卞藏本的鉴定，来肯定对“庚寅本”的鉴定，这根本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硬要把这两件事相比，是完全错误的。
“庚寅本”和“程前脂后”
此本赵建忠、任少东“序言”中还提及欧阳健先生的“程前脂后”说，称“我们还注意到，庚寅本也存在甲戌本不避甲戌本‘玄’国讳的同样问题，而早些年欧阳健先生就据此作为甲戌本等脂本系现代人伪造的证据之一。”他们的意思似乎是认为，不能根据避讳来判断版本真伪。
上世纪九十年代欧阳健先生曾提出“程前脂后”说，认为部分脂本（主要是甲戌本、庚辰本和己卯本）出现在程本之后，是故意造假的产物。其主要根据有：甲戌本中甲戌本不避康熙皇帝名讳玄烨中的“玄”字，在甲戌本、庚辰本和己卯本中有大量的“同词脱文”，而在程本中却并不脱，以及对署名“脂砚斋”的批语的分析等。
对此，主流红学进行了反驳，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至今尚未完全平息。
在我看来，其实双方都有对，也有错。
主流红学认为脂本不可能在程本之后，并以“汉书抄袭史记”来嘲讽“程前脂后”。还有学者仔细研究甲戌本中的“玄”字，认为那一点是后加的，以此为脂本在前辩护。
其实，他们都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现在看到的甲戌本、庚辰本和己卯本，都不是原本，而是过录本，是何时过录的，已经无法判别了。
因此，现在看到的甲戌本、庚辰本和己卯本，很可能确实抄写在程本之后。这样其不避康熙皇帝名讳玄烨中的“玄”字，及大量的“同词脱文”，就很容易解释了。本来在其原本中，可能确实避开康熙皇帝名讳玄烨中的“玄”字，“玄”字是少一点的。但现在看到的甲戌本实际抄写时间很晚，甚至有可能到民国时期，在哪个时期就完全不需要避讳“玄”字了。而庚辰本和己卯本中有大量的“同词脱文”，在程本中并不脱，也是这些版本在过录中脱落的，其原本可能并不脱。因此现存版本中不避讳及大量脱文都很容易理解了。
所以，由于现存的甲戌本、庚辰本、己卯本等，从抄写时间来说，都是过录本，过录时间可能很晚，完全可能晚于程本，因此欧阳健先生的“程前脂后”是完全可能的。所以从过录本角度看，“程前脂后”并不错。对此的争论实际是毫无意义的。
但欧阳健先生“程前脂后”说，进一步延伸出去，认为这些脂本都是今人故意伪造出来的，证据就不足了。
所以，“程前脂后”说有其合理成分，无须辩论，辩论毫无意义。但“程前脂后”的故意造假说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程前脂后”的关键是过录本，由此联想到“庚寅本”是否也有过录问题。
由于此本中还有一些问题无法解释，因此和其他脂本一样，此本也可能是个过录本。此本虽然抄写时间可能很晚，其正文可能直接来自庚辰本，但也可能来自某个我们未知的庚辰本系列版本。因此，但不排除抄写者手中确实有某个“古本”的可能性，甚至其底本就是早期庚寅本的过录本。抄写者根据此“古本”的正文，再插入俞平伯1954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编成此本。理论上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晚清真本和现代假本的问题所在
总结以上有关“庚寅本”来历的四种说法。
认为此本是“古本”的根据最不可靠，几乎没有人支持，天津出版的序言中也不支持这种说法。
认为此本为晚清抄本和认为现代假本的问题主要是，两种看法看问题都过于片面和简单，没有进行深入的综合分析所致。
认为此本为晚清抄本的主要根据是文物鉴定，这很不可靠。
只根据文物鉴定就做判断，而根本不顾其文字，是肯定有问题的，肯定是不可靠的。何况对于此本的多次鉴定也还有不同看法。根据文字比对，固然也会有多种可能。如胡适补字，就有可能就确实存在过和胡适补字一样的“古本”，而“附条”批语也可能抄写者确实见过带此“附条”的甲戌本，至于此本和俞平伯1954年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评语文字相同，也可能是巧合，其他内容文字上的分析，理论上也都可能是巧合。但这么多巧合集中在一个版本上，这种概率是极低的。
而认为此本为彻底的现代抄本，主要是简单地根据是其内容，如胡适补字、凡例、大量多版本批语等，就轻易下结论认为此本为假，而并未对文字进行仔细深入的分析。如仔细分析其文字，就会发现其中还是有些文字难以解释的。
因此本人经过仔细深入的分析后认为，“庚寅本”肯定是抄录于1954年之后，其批语主要来自俞平伯1954版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因此“庚寅本”肯定是个现代抄本。其正文很可能来自某个庚辰系列的版本，但由于还有些文字来源难以解释，因此不排除抄写者手中有个“古本”的可能性。
《红楼梦》版本极其复杂，主要有两个问题。
第一是其文本非常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难理清其演变脉络。
第二是现有版本多数是过录本，其文字就有真有假，真假难辨。如果是假的，费很大力气去研究，岂不白费时间和精力？
因此有些专门研究小说文献版本的学者就不研究《红楼梦》的版本，这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越是有问题的版本，也越值得去研究。即便是假本，揭露其如何造假，对于以后判别真假也是有益的。如果是真本，虽然这些研究会有不同看法，最终肯定无法得出大家都承认的结果，但只要是科学合理的探索，肯定还是有意义的。
我觉得，对“庚寅本”研究的意义也就在于此。
“庚寅本”研究专著
本文限于篇幅，只能介绍主要看法，而无法详细举例说明。
为促进对“庚寅本”的研究，本人正在编写“庚寅本”的研究专著，对此本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所以此书篇幅庞大，分为上下两册，每册都有400多页。
上册是对“庚寅本”的研究，包括正文研究和批语研究。可分为四部分内容。首先是对“庚寅本”的简介，并介绍目前对“庚寅本”研究的概况。其次是对“庚寅本”正文的研究，认为此本的底本应该属于庚辰本系列的某个版本。然后是对“庚寅本”批语的研究，通过多角度分析，认为此本批语肯定是根据俞平伯1954年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整理而成的。最后是介绍对“庚寅本”来历的几种看法，以及“庚寅本”目前存在的疑问，最后介绍研究“庚寅本”的意义。
下册是和“庚寅本”有关资料的整理，又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为“庚寅本”的整理本，包括正文和全部批语。对“庚寅本”中所有批语不仅逐一插入正文，而且全部注明其来源，包括其独有批语。
第二部分为《红楼梦》前14回全部版本批语的辑评，因为“庚寅本”只有13回半，所以辑评也只整理前14回的批语，由此可看出“庚寅本”收入和未收入的批语。
第三部分是《红楼梦》四版本正文比对本，即甲戌本、庚辰本、戚序本和“庚寅本”正文的逐行逐字比较结果，由于“庚寅本”有13回半，比对也只比对这13回半的文字。
从对“庚寅本”的研究过程，可以看出如何利用数字化对古代小说版本进行研究，由于“庚寅本”已经正式出版，希望此研究专著的出版不仅可以促进对“庚寅本”的研究，对《红楼梦》其它版本的研究也有帮助。
2014年10月30日
附记：
我是2012年10月1日（因为是“十一”因此日期记得很清楚）去天津看“庚寅本”，十天后在《中国古代小说网》发表第一篇文章。到2014年1月11日，在一年零三个月内，陆续发表了十九篇文章，前期每隔几天就发表一篇。2013年3月以后文章相隔的时间较长。当然前后发表的文章的看法有些改变，这在学术研究中是很自然的事情。
对此我要非常感谢中国古代小说网和其主编苗怀明老师。
我以前发表的有关“庚寅本”十九篇文章的时间和网址如下，为方便读者阅读，对每篇文章的主要内容也做了概括，因为此文篇幅有限，本文无法展开论述，如读者有兴趣可选择相关文章阅览。
初探：2012年10月10日，对此本做概括的分析和介绍。
/Article/xlhy/mqxs/hlm/201210/4561.html
二探：2012年10月12日，对批语进行初步探索。
/Article/xlhy/mqxs/hlm/201210/4568.html
三探：2012年10月24日，对批语进行统计分析。
/Article/xlhy/mqxs/hlm/201210/4604.html
四探：2012年11月2日，对批语逐回进行统计，认为此本批语是根据俞平伯《辑评》整理，抄写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Article/xlhy/mqxs/hlm/201211/4624.html
五探：2012年11月5日，指出“附条”批语也来自俞平伯《辑评》，而《辑评》又来自陶洙己卯本。
/Article/xlhy/mqxs/hlm/201211/4631.html
六探：2013年1月18日，介绍国图古籍部对此本的鉴定意见。
/Article/xlhy/mqxs/hlm/201301/4889.html
七探：2013年1月22日，介绍此本的原收藏者江泽收藏此本的情况。
/Article/xlhy/mqxs/hlm/201301/4900.html
八探：2013年1月23日，反驳乔福锦先生的看法。
/Article/xlhy/mqxs/hlm/201301/4902.html
九探：2013年1月25日，再次讨论乔福锦先生的看法。
/Article/xlhy/mqxs/hlm/201301/4916.html
十－探：2013年1月31日，讨论“附条”批语的来历。
/Article/xlhy/mqxs/hlm/201301/4944.html
十二探：2013年2月6日，再次讨论“附条”批语及陶洙等问题。
/Article/xlhy/mqxs/hlm/201302/4963.html
十三探：2013年2月15日，详细分析“凡例”中的诗移到第一回中过程。
/Article/xlhy/mqxs/hlm/201302/4990.html
十四探：2013年2月21日，从多种批语，详细分析“庚寅本”中批语和俞平伯《辑评》相同，从而认定此本批语来自俞平伯1954年版《辑评》。
/Article/xlhy/mqxs/hlm/201302/5008.html
十五探：2013年3月4日，详细分析“庚寅本”中双行批语插入正文位置和俞平伯《辑评》相同，从而进一步认定此本批语来自俞平伯1954年版《辑评》。
/Article/xlhy/mqxs/hlm/201303/5052.html
十六探：2013年3月13日，详细分析“庚寅本”的正文。
/Article/xlhy/mqxs/hlm/201303/5103.html
十七探：2013年10月7日，再谈“附条”批语问题。
/Article/xlhy/mqxs/hlm/201310/5942.html
十八探：2013年12月19日，在甲戌本上发现“附条”批语痕迹。
/Article/xlhy/mqxs/hlm/201312/6176.html
十九探：2014年1月11日，详细分析“庚寅本”的独有批语。
/Article/xlhy/mqxs/hlm/201401/6277.html
注释：
① 乔福锦，“《石头记》庚寅本考辨”，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② 赵建忠，新发现的《石头记》“庚寅”本，《河北学刊》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