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
官”
在写作《想不通》一文的过程中，“裸官”一词开始频现于我的脑海。老实说，我对这种东西有了兴趣，尽管在此之前我是那么地不屑。
“裸官”是否为我国社会所独有？我没有查阅到这方面的资讯，但依常识，约摸可以估猜得到，应该非中国所独有。一如世界各国都有移民现象一样（只是我们的移民可以成为一股“潮”，而人家大约是“潮”不起来的），裸官的情形也大致差不了多少。不同处在于：就像我们的移民可以成为一股“潮”，我们的裸官人数也十分惊人，当然，贪腐的金额更惊人！这些原本属于中国人民的财富却被他们转移到境外，既让他们一家老小享乐，亦帮助他所在国繁荣经济，提供税收。
首先，还是先来了解一下何为“裸官”，然后再来说点什么吧。
所谓“裸官”，就是裸体官员的简称。是指那些把妻子和儿女都迁居到国外，钱也带到国外，而自己一个人留在国内的官员。——鉴于“裸官”已作了解释，下文中不再对“裸官”加引号。
为何会出现裸官现象，有人总结出来自六个方面的原因：
一、官员的信仰出了问题；
二、监管制度不健全；
三、官员权力过大；
四、社会风气不正；
五、上级领导和主管部门睁只眼闭只眼；
六、大量贪官被发现后，只受到轻微处理，致使“进行
中”的贪官胆大妄为、前“腐”后继。
原因找得倒也齐全，只是我似乎更关心这样的问题：官员们为什么要做裸官？
通常的说法是，大凡做了裸官的，都是带“病”工作的。什么病？贪腐，而且往往数额巨大。这种情况下，他选择做裸官，就是明智之举了。在大权在手，呼风唤雨之时，在意识到自己如此贪腐是迟早要出问题的时候，将妻儿全部移民，既便于将贪腐所得悉数转移出境，又为自己的贪腐行为一旦暴露留好了后路。就是说，即使哪天“翻了船”，第一可以外逃；第二，万一逃不成功，也不紧要，一人受苦，却保得家人安全幸福，这官做得难道不是很值了吗？
有人也许会说，并非所有的裸官都是贪官。是的吗？即使如此，做裸官也是不能允许的。这样的官员，他对国家忠诚吗？他对人民忠诚吗？这样的官他会与他的人民患难与共吗？如果一个官员心中所想的不是如何为国家、为人民工作，而是想着如何早一点走出国门与老婆孩子团聚，那这种官员即使不贪腐，也非常危险、非常可怕。
一个连国家和人民都不热爱、都不忠诚的人，我们却让他做官，这究竟又是谁之过呢？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官员不忠于自己的国家，都是极端严重的问题。
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人民对官员太娇惯了！就像那些“富二代”们。太娇生惯养的结果就是给他老子抹黑，出他老子的丑，丢他老子的脸，最后还得让他老子给他擦屁股。裸官不正像这样的“富二代”吗？
应该说，裸官是一个预防腐败机制建设领域里亟待攻克（也许根本就攻克不了）的“技术难题”。人类政治发展史表明，一个良好的制度安排无疑有助于抑制腐败问题的发生，相反，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却会给腐败的滋生提供条件。
实际上，我们现在的情形正是这样：一边厢我们声嘶力竭反腐败，一边厢我们又在为腐败者提供良好的腐败条件。今日官场腐败问题如此炽盛，我们的制度缺陷难辞其咎。
因为自己想出国旅行而他们却不允许，所以，我就对裸官们的外逃颇感兴趣。当然，我绝不会外逃。因为，我没有“老婆孩子”在国外，也没有转移到境外的资金，除了有几个比较好的朋友，在国外我没有一个认识的人，更没有亲人和可以歇脚的处所。
3月1日，《楚天金报》有一篇报道，题为《专家解析贪腐“裸官”潜逃路径》，令我大开眼界。
第一步往往是孩子。
孩子出去相对简单，没有人会怀疑。而且，孩子出国留学，自然会有人送上学费和路费；如果让孩子在境外打工，自然有人安排好工作。据报道，温州市鹿城区原区委书记杨湘洪夫妇为安排独生女杨铃铛出国，给女儿介绍了一名温州籍旅法华侨巨商的儿子做男朋友。2008年初，在杨湘洪夫妇的催促下，杨铃铛结了婚。在去欧洲度蜜月之前，杨向女儿透露了“机密计划”，杨铃铛表示赞同，留在法国接应父母。随后，杨湘洪率团“考察”法国，至今滞留未归。
第二步则是妻子。
有的是出去陪读，有的则是工作，有的甚至是和丈夫假离婚。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及其前任许超凡、许国俊3人，鲸吞存款4.82亿美元。而早在3人案发前，1999年他们的妻子就分别与他们离婚，嫁给了事先有约定的美国人，顺利获得美国绿卡。两年后，她们的“前夫”再分别经香港来美国、加拿大与她们“团聚”。
第三步是资金。
裸官需要将巨额资金转移到境外，有的是汇给已经在境外的家人，有的是通过海外开办公司，有的是通过地下钱庄，有的是随身携带。据媒体报道，中行开平支行一案中，被盗资金大多通过在香港、澳门乃至拉斯维加斯成套路的洗钱程序转出，相当一部分已经耗损在途中，余款打入个人账户，然后以高出当地平均房价20%至100%的价格在美国购置房产。有专家指出，要完成洗钱的全过程，损耗惊人，即使追回黑钱，常常不过是总额的1∕3左右。
第四步是护照。
据介绍，部分裸官手里有多个护照，其中至少有一个是无需签证可以随时飞走的。
贪腐裸官的潜逃路径，真是天衣无缝，一点也不亚于谍战片一般的刺激。
如果孩子、老婆、资金都不好监管，那护照是需要在国内办理的，也不好监管吗？公安部门按说既是办理机关也是监管机关，为何只办不监？难道他们只监管比他们自身小的官员，而监管不了或不敢监管比他们职级大的官员？除了公安机关，还有谁，还有哪个部门监管此事？不会除了公安，再也没了监管机关了吧？
裸官能够成功潜逃，并不在于他们绞尽脑汁设计了一条这么周详的潜逃路径，而在于我们的监管机制几乎不起任何作用。都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为何这天网到了裸官那里就不起作用了？即使起作用，又为何总是疏而有漏？
因此，在声讨裸官的时候，最值得我们反思的，可能还是我们的自身。想想看，为什么会发生这类事件？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如果说我们的制度设计存有漏洞，那为何频频出现问题之后还是堵不住这个漏洞？古人说，亡羊补牢，为时不晚。为什么我们不去“补牢”？即使制度不那么容易改变，追究潜逃裸官的上一级用人之责难道也下不了手吗？
搞清楚、弄明白这个问题很重要，不然，还会有裸官，还会有贪腐，还会有人潜逃。
当然，国政问题可能没我们想象得这么简单。倘使真这么简单，恐怕也就不需要我们提示、提醒了。之所以补不了这个牢，肯定有困难，而且是大困难。
中国社会刚开始改革的时候，我们说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意思是说前人没干过这事。因此，为了确保改革少走弯路，我们要“摸着石头过河”。如今，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我们还能再“摸着石头过河”吗？我们还摸得着吗？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话至今犹在耳：“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进入深水区后，我们所能做到的恐怕也只能这样了。再不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未来的改革会更为艰难。
现任总理温家宝前些时候说，政改若不成功，“文革”悲剧可能重现。事实上，裸官也好，贪腐也罢，都与政改有关。改革进入深水区后，最大的改革，其实就应该是政改，而非经改。如果政改改不好，“文革”悲剧就会重现，那么，经改再成功，也会功亏一篑。
政改是中国过去、现在和将来永远都无法绕得过去的第一位的问题。这么多年的改革现实告诉我们，我们的政改步子太小，胆子太小。
一如贪官在台上大谈反腐一点也不脸红心跳，令我鄙视，面对裸官在台上大谈爱国爱民时，同样令我鄙视。可鄙视归鄙视，这一切终究只能是心理活动，在抓不到人家把柄之前，我除了鄙视还能做些什么呢？即使抓到把柄，我估计也未必就能把他们掀翻在地。更何况，大凡级别比你高的官员，你想抓住他的把柄，那几乎不可能。尽管把柄抓不着，可这些人的贪腐名声却在官场私底下“暗流涌动”，只不过是众人皆知却众人沉默，谁也不说出他罢了。除非你不想在官场混下去，除非你吃饱了撑的想找死。
其实，裸官也并不隐秘，至少有一大部分人都知道某某某早已是个裸官。既然组织上没有态度，下边的人又能说些什么呢，说了又能怎样？许多人还指望着他往上爬呢！
我的痛苦就在于，明明知道他是一个很腐败的人，却还得听他畅谈反腐；明明知道他是一个裸官，一个随时都有可能逃跑的背叛祖国和人民的坏蛋、败类，却还得正襟危坐向他汇报工作抑或听他讲热爱祖国、忠于人民的故事。
这事听起来似乎有些搞笑，可倘使你置身其中，我相信你就笑不起来了。当然，你也不可能哭，人前人后你都不能哭。你惟一所能做到的，就是沉默。
不管男人女人，在你的家中或者其它很隐秘的地方，你想怎么脱都可以，没人管你是否裸体。但出了门，你就得穿上衣服，这是做人与做动物的最基本区别。如果你在大庭广众下裸露身体，人家会骂你流氓、神经病，警察则会把你抓起来。
女人想出名，可以一脱成名，男人想出名，再玩这样的招数，肯定不管用。
一个人跑到大街上脱光衣服，我们不仅会骂他流氓、神经病，警察还会把他抓起来，强迫他穿上衣服。一个官员胆敢在官场上“脱光衣服”，除了骂他流氓、神经病，管他的“警察”（他的上一级）不仅要强迫他立即穿上衣服，而且还应该立即把他给抓起来，治他的罪。官场之上，再怎么浑浊、肮脏，也不能容许一些官员裸露着身体服务国家与人民吧！
只要管官的“警察”不睁只眼闭只眼，只要管官的“警察”能像马路上的那些警察一样，思维敏捷，行动迅疾，官场上还有哪一个官员敢于在官场之上“脱光衣服”做一个裸体的官员呢？
二〇一二年四月四日，雨谷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