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前后几年，我随大流读了不少文史哲方面的书。始终是些零碎知识，难以形成体系，而且容易受价值观影响，有些甚至是“越读越糊涂”。直到接触了经济学，多了这个分析工具，眼里的世界才慢慢清晰起来。观察到一些现象，下意识会问“为什么”，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先作价值观或道德上的评判。
和我们小时候读的《十万个为什么》这类自然科学的问题不同，经济学的问题都和人有关。货车为什么普遍超载？外商为何要验厂？人们为何会在宴会上点过多吃不完的菜？出租屋的水电收费为何会比普通住宅的贵？左思为什么不收取《三都赋》的版权费？能收看TVB的广东地区观众为何无法看到原来的广告？山边的泉水为何不收费？医生为何会滥开抗生素？……这些问题，道德论者会有一套答案，而经济学的是另一套。
既然经济学和人有关，就避不开政府。人们经常把对改善社会的美好愿景，寄托在一些政策的实施之上。比如，通过劳动法案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增加劳动者有薪假期，制定最严格的食品安全标准，用反垄断法约束卡特尔保护消费者……这些政策在公众眼里普遍是正面和善意的，他们以为能够凭此保障或增加大多数人的权益。而经济学的分析，直指其非，如同一个总是站在公众的对立面破坏美好愿景的恶人一般。
至于经济学对这个社会是否真有影响力则另当别论。中国传统读书人多有张横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抱负，更愿意赋予经济学“经邦济世”之功利性阐释。但伟大如诺奖得主弗里德曼，担任过两任总统非正式顾问，亲自主持电视节目向公众宣传自由市场和普及经济学知识，他晚年时还说自己的影响力为零。这并非故作谦逊之语，而是源于对这门学问的深刻认识。自然科学人们容易取得共识，但经济学分析的是约束之下人的选择行为，除了这门学科本身的困难之外，更有错综复杂的利益团体有不同诉求，“共识”何其难也。
经济学虽然没有改造社会的功效，但对增进个人逻辑思考能力、拓宽思维却是大有助益的。梁任公初读龚定庵文集，慨叹“若受电然”。读经济学，我虽后知后觉，苦思冥想
和我们小时候读的《十万个为什么》这类自然科学的问题不同，经济学的问题都和人有关。货车为什么普遍超载？外商为何要验厂？人们为何会在宴会上点过多吃不完的菜？出租屋的水电收费为何会比普通住宅的贵？左思为什么不收取《三都赋》的版权费？能收看TVB的广东地区观众为何无法看到原来的广告？山边的泉水为何不收费？医生为何会滥开抗生素？……这些问题，道德论者会有一套答案，而经济学的是另一套。
既然经济学和人有关，就避不开政府。人们经常把对改善社会的美好愿景，寄托在一些政策的实施之上。比如，通过劳动法案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增加劳动者有薪假期，制定最严格的食品安全标准，用反垄断法约束卡特尔保护消费者……这些政策在公众眼里普遍是正面和善意的，他们以为能够凭此保障或增加大多数人的权益。而经济学的分析，直指其非，如同一个总是站在公众的对立面破坏美好愿景的恶人一般。
至于经济学对这个社会是否真有影响力则另当别论。中国传统读书人多有张横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抱负，更愿意赋予经济学“经邦济世”之功利性阐释。但伟大如诺奖得主弗里德曼，担任过两任总统非正式顾问，亲自主持电视节目向公众宣传自由市场和普及经济学知识，他晚年时还说自己的影响力为零。这并非故作谦逊之语，而是源于对这门学问的深刻认识。自然科学人们容易取得共识，但经济学分析的是约束之下人的选择行为，除了这门学科本身的困难之外，更有错综复杂的利益团体有不同诉求，“共识”何其难也。
经济学虽然没有改造社会的功效，但对增进个人逻辑思考能力、拓宽思维却是大有助益的。梁任公初读龚定庵文集，慨叹“若受电然”。读经济学，我虽后知后觉，苦思冥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