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猫笔记：《金融炼金术》之《银行体系的演进》
2012-11-26 08:50阅读：
1982年的国际债务危机构成了一个震撼人心的转折点。债务国资金转移的方向逆转，震荡无所不及。资金从重债务国的转移，为大循环提供了主要的支持基础。
联邦储备局，作为最终的贷款人，保持了自己的支配权。他们认为银行体系过于脆弱，经不起大的手术。会计标准进行了修订，同时还做出了特别的努力以使银行有能力达到规定的水平。
联邦储备局在支持金融中心银行（money
centerbanks）方面走得太远了。这些银行用于重订还款时间表的费用，以及停留在纸面上的异乎寻常的高利差都得到允许，可以列入本期收益，尽管他们从未从中获得现金收入。其结果是，他们可以据此报告取得丰厚的收益，也的确有些银行在1983年增加了他们的股息。
欧洲的中央银行则采取了另外一种方针。他们鼓励商业银行建立储备，冲销坏账资产价值。他们有能力这样做，因为欧洲的银行，从整体上说，陷入得要少一些，并且他们的会计准则允许巨额的秘密储备积累。
很少有人注意到，（国际债务危机中）那些最大的银行
陷入太深，欲罢不能，无法做到令资金回流。各种集团的成立，其目的无非是保住这些银行。为达到这些目标，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保持一种幻象，似乎未清偿贷款并未对银行造成损害。
集团的组建及管理当局的悲观态度，拖延并转移了美国银行业的调整过程。
1．银行背着大量的可疑债务却有口难言，他们不得不竭力隐瞒债务的不可靠性。
2．他们收回利息的惟一指望就是增发新的贷款，这样一来，问题非但没有暴露，反而更形严重了。事实上靠继续增发贷款来偿付利息从而保持借款人免于破产，这一套做法根本行不通，因为债务人实在是太多了。
3．银行试图以更快的速度增长，最理想的增长方式是提供业务而不必占用资产，开发了许多新的业务，积极地将它们推向市场。
4．当时正是杠杆收购的全盛时期，银行愿意提供条件非常宽大的贷款。
5．银行还大胆地吸收海外存款以充实自己国内的资产。实际上充当了吸收外来资本的基本工具。
6．银行股票价格表现不佳，因为银行报告中惊人的收益数字的把戏是骗不过股票市场的，银行股票价格体现了对其公告资产价值折扣所进行的真实还原。对银行系统的信心仍然很不稳定。
7．从整体上讲，银行不得不依赖其留存收益，而那是不可能跟上资产增长的步伐的。
8．很多银行因执行宽松的贷款政策而蒙受了重大损失，坏账持续增加，资本充足率日益恶化。
9．联邦储备局担心将对经济发展产生消极影响而不愿意对银行体系采取任何严厉的措施。
问题在国内贷款业务中暴露出来了。联邦储备局最优先的考虑是阻止可能出现的崩溃，为此他们寄托一场强劲的复苏，待经济复苏并走上正轨之后，再来考虑控制货币供应，并允许利率上扬。但实际上有些重要的经济部门并没有参与复苏。
储蓄与贷款业也在酝酿着风波。由于储蓄贷款机构是在管制的气氛中陷入困境的，因此管制的解除被认为可以帮助他们走出困境。
1．管制解除前，由于1982年之前的高利率，许多机构的股本金流失殆尽。为了阻止一场全面崩溃的发生，大量的机构只得合并，或者谋求救助。
2．管制解除后，许多清规戒律一下子被扫除净尽，储蓄与贷款公司的活动范围扩大，投资资产种类极大地拓宽了。
精明的投资者们只用了很少的现金投入，就取得了这些公司的控制权。这些金融公司是有权开展由政府提供保险的存款业务，其中一部分（金融公司）落入了准备用这些存款来支持可以获利的其他经营活动的人的手里。
（当其他经营活动亏损时，损失的是存款，最后由政府买单）。
握牟厚利之机而无损微毫之虞，奇怪的是至今没有人加以指摘。
美洲金融公司表现最为冒进，领导人是查尔斯·纳普：
1．收购了第一租赁金融公司，其存款由联邦储蓄与贷款保险公司承保。
2．通过经纪人以及无所不能的强力推销人员，开始了狂热的举债活动（吸收存款）。
3．过度投资于风险极大的不动产贷款以及固定利率抵押贷款业务。
4．如果其中任何一笔出了问题，立刻就可以找到另一家将这笔贷款接过去，以此作为另一笔贷给它的更大款项的交换。
5．在利率开始上调之后，公司以指数比率提高了其抵押贷款平均固定利率水平。一项具有极高收益水平的业务，前提是利率最终能够下跌。
6．即使利率始终居高不下，只要他的业务量达到一定的程度，政府也就不会允许它宣布破产。
这种算计当然是正确的。公司的存款额很快地从1982年的49亿美元增长到1984年的203亿美元。随着公司财务状况的日益恶化，纳普被迫辞职（在收下了高达七位数的离职金之后）。然而公司却得救了。
大陆伊利诺斯公司和美洲金融公司危机在1984年的爆发差不多前后相继出现。这是银行与储蓄业的真正的转折点。
1．银行监查员们如梦初醒，记起了自己的法定责任，开始集中精力检查那些不良贷款。
2．管理当局提高了资本需求标准，并且执意加强坏账储备。
3．银行只得收缩资产负债表，出售资产、整顿贷款以备转售，而不再是像以前那样往账面上一摆了之。
不健康的增长终于告一段落，调整过程开始了。
调整进行得极为顺利，出人意料：
1．银行逐渐熟悉了整顿贷款以备转售的业务，许多新的金融工具投入使用，从浮动利率到抵押转售票据。
2．每当有必要的时候，总会有其他的机构接替银行的角色。
3．垃圾债券已经取代银行贷款，成为企业合并的主要筹资来源，
4．国库券取代了欧洲美元存款吸引海外资本的功能。
5．取消外国人所持债券的预扣税的政策，同银行扩张转折点在时间上的重合并不是偶然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银行的财务状况应该已经得到了改善，整个行业作为一个整体应该比过去可靠得多。
股票市场已经对这一外在的变化做出了积极的反应：银行股票市值上涨，价格升水。
只有当一种趋势已经被扭转过来的时候，人们才能看清先前的狂热所带来的后果。危险期并未结束。
1．只要银行还有机会，他们就会竭力用增发贷款的伎俩来掩盖其不当贷款。
2．银行被要求计提坏账或可疑贷款准备金时，再用这套手法对他们来讲已经没有什么好处了。
3．银行会急不可耐地清算坏账，结果是，坏账清算可能会导致更多坏账的暴露。
比如说，许多农场主无力偿债：
1．这些农场主用他们所拥有的土地的价值获得进一步的贷款，而不是被迫宣布破产
2．当这些农场主的破产清算时，不可避免地将导致了地价的下跌，其结果是更多的农场主进入了破产的行列。
1985年，马里兰州公共储蓄银行及其附属机构（EPIC）的破产，表明在趋势被扭转之后可能会发生些什么。
1．不动产发展商们收购了（这个出问题的）机构，
2．他们把自己的颇有口碑的专门投资于模式居室建筑的业务作为储蓄机构的附属部分来经营。
3．这些房屋的抵押由私人抵押保险公司承保，再以抵押担保债券的形式出售给投资者。
在俄亥俄州发生了挤兑由国家承保的储蓄银行的事端之后，马里兰州的储蓄银行也被指令寻求联邦保险的庇护。然而联邦储蓄与贷款保险公司（FSLIC）坚持要求它先出售其附属的业务才可以获得FSLIC的保护，以此作为惩罚。这一要求揭开了全部问题真相：
1．公司已经无力组织任何新贷款了，而如果没有新的信贷资金支持，它根本就不可能偿付未清算抵押贷款。
2．来自已建成屋宇的收入不足以抵偿抵押贷款，其缺额则依照惯例由新贷款来弥补。
3．从理论上讲，那些模式居室建筑终将售出并带来收入，然而在实际上，由于子公司对母公司负债过重，其中有些建筑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4．发行了约14亿美元的抵押担保债券。这样一来，抵押保险公司就被推到了断头台，潜在的债务超出了一些牵涉其中的保险公司的资本额，如果他们无力承付债务，那么抵押担保债券的信用就会受到动摇。
这说明，管理当局同样未能突破偏见的影响，他们也是反射性过程的参与者，只能在对整个过程缺乏充分理解的情况下采取行动。
总的看来，实际上他们对自己所控制业务的理解水平比起从业人员来讲要差得多。
业务越是复杂，越是富于创新性，则管理当局恐怕也就越是难以胜任，力不从心。
规则总是要落在所制约过程的后面。在管理当局终于能够制止过热发展的时候，他们所坚持的修正行为却又导致形势向反方向上的急剧恶化。
当管理当局终于意识到国际贷款业务的弊端时，一切已经太晚了：
1．如果执意采取纠正措施，就要冒陷入一场突如其来的崩溃的风险。
2．当他们最终坚持银行必须承认自己的亏损时，又在不自觉中对诸如农业、石油业以及船运业构成了压力，造成抵押品价值的崩溃。
商业银行的借口是充分而有效的：他们是按照管理当局所颁布的指导方针来行事的，他们的职责在于竞争而不是为整个体系的可靠性分忧。
只要不涉及欺诈行为，当商业银行遇到困难时，管理当局要义不容辞地出面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的。
但每当局势恶化到了危机关头，管理当局总有一套辩护词。可以归咎于个别成员的能力不足，也确实存在着机构上的原因。凡是急需进行的改革几乎总是不可能及时地实施。
1984
年的银行危机留给我们一个悬而未决的悖论。
1．在储蓄吸收机构的管制弱化同确保储户不受损失之间，存在着一种基本的不平衡。
2．担保的做法使金融机构得以随心所欲地吸收额外存款，而管制弱化则赋予他们在极大的范围内使用这笔存款的权力，此二者的合并，无异于一张不受制约的信贷扩张通行证。
3．风险与回报之间的不平衡，虽是存款保险系统诞生之日起即已生根的痼疾，但在非管制化趋势成为热潮之后变得更加显著了，终于在1984
年走到了危机的关头。
4．联邦储备局只得扩展它作为最后贷款人的功能，保证所有的储户能够免于损失。这使得银行能够躲过储户加之于他们的最后一重惩罚。
5．没有惩罚，也就没有任何约束。
最后，除了管理当局之外，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金融机构参与不可靠的贷款活动。
也许有人会说，股东将是一股制约力量，因为他们不会允许将自己的利益置于危险之中。这当然是对的，可是这种制约并非十分有效，因为银行可以通过进一步扩大贷款规模来掩盖亏损。到了再也掩藏不下去的时候，损失的可就不只是股权资本了。
因此，将股本与贷款暴露在风险中，这并不足以保证贷款的可靠性。
自1984
年以来，管理当局的措施严厉起来了。然而偏爱非管制化的民间的和政治上的倾向还同以往一样地顽固。
1．从理论上讲，解除管制同强化监督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冲突，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管理者犯了错误；业务日新月异，监管却捉襟见肘。
2．从表面来看，有充分的理由要求存款业务越简单越好，然而在另一方面，过于简单的业务活动倾向于滋生平庸与迟钝，以及经营管理上的保守性。
3．问题可以归结为在稳定与改革之间做出抉择。事实是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而舆论也就一再地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4．过时管制的解除带来了许多新机会，不过，要求稳定的内在需要也在逐渐增长。
如何处理丧失清偿能力的金融机构的问题也已经坐在了火山口上了。照传统的做法，当局比较倾向于安排规模更大、更可靠的机构进行收购。
1．这种强制合并的办法在管制较严的时期不失为一条简捷的途径，因为破产面很小而且相互独立。收购方在财务上也相当有力。通常破产的银行都拥有某种有价值的特权，这种特权可以竞价拍卖，也不至于对整个行业的结构产生影响。
2．在信贷扩张以及非管制化的过程中，“合并消化”破产机构的程序过于频繁，其效果也今非昔比了。特权开始贬值，收购机构面临对自身财力的稀释，也感到了吃力。
3．一个高度集中的行业管理体制看来要好得多。可是集中会增加爆发灾难性亏损的危险。美洲银行被鼓励去收购西雅图第一银行，可是将来谁来收购美洲银行呢？根本就没有指望找到买主。也许最终我们将不得不进入这样一种局面，几家最大的银行都成了公共财产。
4．在储蓄与贷款业更加要不得。美洲金融公司就是一例。
现在，管理当局已经采取措施制止不受控制的扩张，许多因过热而造成的弊病也开始暴露出来。幸亏利率下调了，否则我们将难以避免一次破产的浪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