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鲁迅逝在杨荫榆之后
2025-09-19 10:51阅读：
还记得《纪念刘和珍君》吗？它是我辈上高中时必修且必背诵的文章。其中许多经典的语句，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都深深地烙印在我们的脑海中。比如“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至于人物，正面的就甭多说了，反面的杨荫榆简直就是一个“恶婆婆”。
在鲁迅的笔下，杨荫榆是个“广有羽翼的校长”，是依附北洋军阀势力，迫害进步学生，镇压学生运动的“恶势力”。从学生的朴素感情出发，杨荫榆自然成了名副其实的“教育界败类”。
《纪念刘和珍君》已是60后乃至几代人都难以抹去的记忆。而杂文《寡妇主义》尽管没有纳入语文课本，但这“痛打落水狗”的标签已经固化，更何况鲁迅的所有文章中没有半点杨荫榆的正面笔墨了。可以说，杨荫榆想翻身，何其难也！
其实，杨荫榆的一生是凄惨而悲壮的。她是我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也是博学多才的“半现
代女性”。我之所以冠以“半”字，一者她是裹着小脚的女人，并迫于母亲之命，于17岁就嫁给了整日流着哈喇子+智障的男人。且她的婆婆是个狠角色，有次她逃回娘家，就被赶来的婆婆揪了出来。好在她最终还是挣脱了这个不幸的婚姻；二者她曾先后公费留学日本和美国（可见其才智非同一般），沐浴过欧风美雨，但教育理念却很保守，只许学生专注学业，不许学生参与社会活动。正所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杨荫榆是著名学者杨绛的三姑妈。她在《回忆我的姑母》一文中直言：“我不大愿意回忆她，因为她不喜欢我，我也很不喜欢她。”一个“很”字映射出来的信息，是杨荫榆确实不讨年少喜欢。文章公开发表于1983年。其时，“解放思想”才刚启动，社会形势仍“左”味浓郁。因此，我揣测，饱受过一次次运动之苦的她，可能还是慑于“鲁迅效应”，故作平淡述说：“1924年，她做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从此打落下水，成了一条‘落水狗’。”这应该是她隐藏于胸的一点艾怨了。
撤职，臭名昭著。面对《纪念刘和珍君》之后的境遇，杨荫榆对鲁迅是否怀恨在心呢？世人不得而知，至少在鲁迅生前身后，都没有留下片言只语的不满。相比女作家苏雪林，她可谓心胸宽广。鲁迅在世时，苏雪林不但自称是鲁迅的学生，而且高度评价鲁迅的文学成就。然而，鲁迅去世不足1个月，于其尸骨未寒之际，她就来了个180度大转变，对鲁迅进行子虚乌有甚至刻薄恶毒的污蔑和攻击。
苏雪林为何如此仇恨鲁迅？最可靠的推测是，可能源于一场不胜欢愉的饭局。
1928年的一次文人聚会中，鲁迅和苏雪林都是局中人。据苏雪林的文字记载，当时她曾热情主动地向鲁迅打招呼，结果对方却极为冷淡，令自己非常难堪。除此之外，苏雪林再无其他与鲁迅“过节”的记录。由此可见，如果将杨、苏换位，那还不恨向刨坟鞕尸。
苏雪林如此“前恭后倨”，且在他人逝后作色，岂不是地道的小人。因此，她换来的不是世人惊艳的眼光，而是世人的不耻与唾弃。
经历了《纪念刘和珍君》事件之后，杨荫榆在北京似乎已难以立足，便只好到远在苏州的弟弟家，不久受聘于东吴大学教授日语。她本可以执着于她的教育理念，本可以过上平静而安宁的生活，哪曾想日军的铁蹄踏上了苏州，所有的美好都碎落一地。野蛮的日军在当地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面对日军的暴行，会日语的杨荫榆勇敢地出面交涉、斥责，同时尽力庇护平民。于是，每逢鬼子上街入户抢“花姑娘”，街坊邻居家女人们便躲到她家。显然，她已成了鬼子的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据杨绛回忆，1938年1月1日，有两个鬼子来到她家，并将她骗到一座小桥上，一人开枪，一人将她推进河里。见杨荫榆会游泳，鬼子就向河中的她连开数枪，致使她最终惨遭杀害。
作为一介文人，杨荫榆不受利诱，不畏强暴，用人间正义彰显了中华儿女的民族气节。这是很值得后人敬佩的。然而，此时距鲁迅先生逝世已一年有余。鲁迅先生不能亲见，但不知他的在天之灵会作何感想？
历史不能假设，但我们可以通过复盘和假设去深化理解和合情推演。
鲁迅的抗日立场是非常明确的。早在九一八事变后，他就直面抨击日本的侵略，并毫不留情地撕开所谓的“亲善”“共荣”的虚伪面纱，直斥其嘴里喊着“王道”，实则施行“霸道”。有事实表明，1934年鲁迅曾致信郑振铎，谈及其弟周作人时曾预言，他“必遭日本人利用”。不幸的是，果然言中。鲁迅生前曾多次演讲、作文，一方面揭露日本的侵略行径和野心，一方面痛斥民国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尤其痛批判那些为侵略者张目、鼓吹投降论的文人，称他们是“帮闲”甚至“帮凶”，其言论比敌人的枪炮更具有欺骗性和危害性。逝世前2个月，即1936年8月，鲁迅还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公开宣示自己的政治立场：“中国目前的革命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
由此可见，鲁迅先生如果还活着，我想，他或许会对杨荫榆生出感佩之情，甚或不吝笔墨，颂其为“真的猛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