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言论评析》之《五美四恶》（2017年10月30日）

2017-10-30 17:06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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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尧曰》：“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评析本章言论，首先应该关注篇次问题。何晏在《论语注疏解经序》中说：“《齐论》有《问王》《知道》，多于《鲁论》二篇，《古论》亦无此二篇，分《尧曰》下章‘子张问’以为一篇，有两《子张》，凡二十一篇，篇次不与齐、鲁《论》同。”[①] 皇侃在《论语义疏自序》中也说：“此书（《论语》）亦遭焚烬，至汉时，合璧所得，及口以传授，遂有三本：一曰《古论》，二曰《齐论》，三曰《鲁论》。既有三本，而篇章亦异。《古论》分《尧曰》下章‘子张问’更为一篇，合二十一篇。”[②]

按照《古论》的篇章编排次序，本章单独成篇，自成一体，完全打乱了《论语》原有的内在逻辑和编辑体例，确实让人感到困惑。按照篇章学的观点，编次问题往往隐含了某种特殊意义，也决定了言论价值。
再从言论内容和语言形式方面进行分析：在《论语》中，向孔子请教为政问题的人有很多，孔子应答往往因人而异，就事论事，语言也比较简单，唯有本章内容全面系统，逻辑严密，文字规范，篇幅也比较长，与全书言论风格迥然不同。因此有人认为本章是在《论语》编纂工作基本完成之后，又由子张加工、整理而编入《论语》的：“子张介入编纂时，原稿已基本定谳，难以插入，不如另作处置，以《子张篇》居于压轴位置。但究其效果，便使《子张篇》格外突兀，与前列篇章似续还断，给人一种篇章游离或脱节之感。”[③] 这种推论基本符合《论语》经历几次大规模编纂、修订的复杂过程，也对本章做出了比较客观的定位。
经过上述分析，大致可以确定：本章言论未必是孔子的原话，而是子张根据孔子平时零散的论政言论，经过深度加工和高度概括整理而成的。全章篇幅完整，内容丰富，条理清晰，比较完整地体现了孔子的为政思想，因此在孔子政治思想中具有纲领性的意义。
子张问政于孔子，孔子答之以“尊五美，屏四恶”，这显然是经过子张加工提炼后的说法。“尊”是尊崇、推崇，“屏”同摒，摒弃、杜绝之义；“美”是利国利民之策，“恶”是祸国殃民之策；“五美”和“四恶”分别代表了五种值得推崇的善政和四种应该杜绝的暴政。根据文中反复提到“民”字，“尊五美”和“屏四恶”的主体应该是居于执政地位的政要。孔子接着又对“五美”、“四恶”的具体内容做出详尽解释。
先评析“五美”。
第一美是“惠而不费”，意思就是，既要让民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又不要增加国家的额外支出。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孔子提出的施政思路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这里的“因”是顺应民心民意的意思，民众想干什么，就让他们干什么，只要能惠民利民，干什么都行，因为利民就是利国，利国就是利己。这种观点体现了孔子“重民”、“富民”的思想倾向。
第二美是“劳而不怨”，这里主要强调的是“使民以时”[④]。农业生产因时而动，当政者劳役民众也应考虑农时因素，尽量不要在农忙时节差役农人，如果错过农时，影响收成，必然会影响民生，进而激起民愤，所以孔子提出的建议是“择可劳而劳之”，意思就是，差役民众要视事之轻重、人之忙闲、年之丰凶和时之缓急等因素而定。这种政策措施是惠民利民观念的延伸。
第三美是“欲而不贪”，“欲”和“贪”都有求得之义，但是所求内容却大不相同。皇侃《论语义疏》：“欲有多塗，有欲财色之欲，有欲仁义之欲。欲仁义者为廉，欲财色者为贪。”仁义之欲和财色之欲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欲仁义则不贪，欲财色则不仁，所以孔子告诫当政者要以修身求仁为施政要务，不断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努力达到“求仁而得仁”的境界。一人得仁，则举国得仁；一人不贪，则举国不贪，这样就可以实现天下大治了。
第四美是“泰而不骄”，“泰”是神情安泰自重，“骄”态度骄横傲慢，这是君子修德的重要内容。对于当政者来说，“泰而不骄”的重要意义还在于秉持公正，不能以强陵弱，以大欺小，所以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时，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⑤] 这里他又进一步强调：“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众寡”是指财富多少，“小大”是指权势轻重，“慢”是懈怠、轻慢。这几句话的意思是，不论财富多寡或权势大小，都要一视同仁，平等相待。有人将“众寡”和“小大”理解为氏族人口多少和规模大小，亦无不可。
第五美是“威而不猛”，“威”是仪容威严，令人望而生畏，“猛”是施政措施严酷，容易对民众造成伤害。施政有宽猛之分，宽能得众，猛易伤人，所以郑国国相子产说：“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⑥] 当政者为了推行政令，必然要树立权威，但是树立权威不能靠“猛”，而要靠“德”。季康子曾问政于孔子，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⑦] 以德服人才是最有效的施政手段。当政者想要培养君子之德，就必须先从“正其衣冠，尊其瞻视”做起。能够做到衣冠齐整，神情严肃，举止庄重，权威就自然树立起来。
再评析“四恶”。
第一恶是“虐”，就是残忍、残暴。当政者有责任和义务对民众实施教化，要让民众清楚地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如果“不教而杀”，责任在当政者；如果政令明确，广而告之，仍有人不服从政令，此时就应该果断动用刑杀手段。荀子说：“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⑧] “不教而诛”是残政，“教而不诛”是庸政，二者都不可取。
第二恶是“暴”，就是急骤、猛烈，这里主要指急于求成，不能循序渐进，朱熹《论语集注》：“暴，谓卒遽无渐。”“不戒视成”和“不教而杀”性质相同，只是程度稍浅而已。皇侃《论语义疏》：“为君上见民不善，当宿戒语之，戒若不从，然后可责。若不先戒勗，而急卒就则目前，视之取成，此是风化无渐，故为暴卒之君也。”民众的许多习气是长时间养成的，短时间内难以改变，因此施政应该有一个由缓到急、由粗到细的渐进过程，如果当政者要求朝令而夕至，不戒而视成，那么就是暴政。
第三恶是“贼”，就是祸害、败坏，子路打算推荐子羔担任季氏费宰，孔子批评他道：“贼夫人之子。”[⑨] 这里的“贼”就是祸害人的意思。“慢令致期”的意思是，当政者下达政令时并没有明确时间期限，可是后来言而无信，又突然提出时间要求，弄得民众措手不及，来不及完成任务，反而受到处罚，真是害人不浅！其实，不能如期完成任务的真正责任不在于民众“慢事”，而在于当政者“慢令”。相比较而言，“慢令致期”对民众造成的祸害程度又要比“不戒视成”稍浅一些。
第四恶是“吝”，就是吝啬、小气。“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是用掌管仓库财物的有司（小吏）作比喻，“出纳”在皇侃《论语义疏》等版本作“出内”，二者并无区别，都是由内向外出物的意思。有司经管财物，职责所在，长期养成了出手吝啬的习惯，财物能不与人则不与人，能少与人则少与人。但是当政者则要心胸开阔，顾全大局，当赏则赏，不能像有司那样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扣扣索索，斤斤计较，否则就难成大事。
从内容来看，“五美”和“四恶”是孔子关于施政问题最为系统完备的论述，他把实施利民利国政策置于为政之道的首位，提出的每一条施政措施都明确具体，操作性很强，利弊分析也很透彻，一改以往那种道德说教的空泛风格，因此清人黄式三高度评价道：“观《中庸》‘哀公问政’及此《经》答‘为邦’、‘问政’各章，夫子之论治大纲可以见矣。”[⑩]
值得注意的是，《礼记·仲尼燕居》中也有“子张问政”的相关记载，孔子当时大唱“君子明于礼乐”、“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之类的高调，与本章言论相比，内容要空泛许多，这说明孔子的政治思想经历了一个由理想向现实的重要转变。

[①]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全二册）第2455页（中华书局1980年10月第1版）。
[②] 皇侃撰：《论语义疏》第4页（中华书局2013年10月第1版）。
[③] 杨义著：《论语还原》（上册）第252页（中华书局2015年3月北京第1版）。
[④] 《论语·学而》。
[⑤] 《论语·颜渊》。
[⑥] 《左传·昭公二十年》。
[⑦] 《论语·颜渊》。
[⑧] 《荀子·富国》。
[⑨] 《论语·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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