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各国法律由贵族集团垄断，由刑狱职官专守，刑书内容一律不向民众公开，这样就可以让统治者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处置和压迫被统治者。春秋末年，社会变革加剧，有些开明的当政者开始在国内推行变法运动。鲁昭公六年（公元前536年），郑国政卿子产率先把刑书内容铸在鼎上，公布于众，时人议论纷纷。晋国大夫叔向当时专门致信子产，对郑国铸刑书之事提出严厉批评：“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徵于书（刑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
[]意思就是，刑书公开以后，民众就会引用刑书律条来为自己辩护，郑国将陷入礼制不彰、法制不举的混乱局面。
时隔二十三年，即鲁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晋国在政卿赵简子（鞅）的主持下，在全国征收了四百八十斤金属铸造了一只铁鼎，把范宣子制定的刑书铸在铁鼎上，公布于众。晋国铸刑鼎的意义在于打破了贵族阶层对法律的垄断，从此以后贵族与平民在法律上是地位平等的，毋庸置疑，这不仅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大进步，也
时隔二十三年，即鲁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晋国在政卿赵简子（鞅）的主持下，在全国征收了四百八十斤金属铸造了一只铁鼎，把范宣子制定的刑书铸在铁鼎上，公布于众。晋国铸刑鼎的意义在于打破了贵族阶层对法律的垄断，从此以后贵族与平民在法律上是地位平等的，毋庸置疑，这不仅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大进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