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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末年，周部族在古公覃父的带领下，举族迁居到岐山之阳（今陕西省宝鸡市岐山、扶风两县交界处），周人在这里扩大农业生产，建造宫室城邑，人口越来越众，逐渐发展成为西部地区的一个强盛方国。季历任部族首领期间，先后攻伐西部鬼戎、燕京之戎、余无之戎等部落，控制区域越来越大，因而引起商朝统治者的警觉，商王武丁曾亲自率师征讨，后来商王文丁又借故杀害季历。季历被杀害后，其子姬昌继任周部族首领，这是古公覃父和泰伯、仲雍、季历等人共同谋划的结果，因为他们的共同心愿是实现周部族的兴盛，他们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可以牺牲个人利益，主动避位，远走他乡。
周文王出生在岐山之阳（周原），故而古代典籍中说：“周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这里的“西夷之人”带有地域歧视的意味，因为周部族长期与西戎杂处，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形态等方面都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
周文王出生时就有圣瑞，他自幼就很懂事，对长辈很尊重，对族人很友善。继位之后，他面临的最大敌人就是与自己有杀父之仇的商王，但是此时商朝的统治势力仍然非常强大，他不能轻举妄动，继续称臣于商，并利用商王授予西伯征讨西北各部族的特权，发动了一系列兼并战争，先后率师征服密须（今甘肃省平凉市灵台县西）、阮（今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东南）、共（今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北）等西北地区的小方国，扩大了西边的疆土，加强了西北方向的防御，巩固了周部族的后方。《诗经·大雅·皇矣》对此做出生动描述：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
以笃于周祜，以对于天下。
值得注意的是，周文王虽然以商王的名义征讨密须、阮、共等小方国，但是他的真实意图是“以对于天下”，也就是说，他已经在暗中为克商兴周的事业进行积极准备，所以孟子说“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稳固西部防御之后，周文王开始把力量转向东方，他先在渭泾之间建立毕邑（今陕西省咸阳市和西安市附近的渭水南北岸），然后逐步向渭北平原东部扩张，渡过渭水，与崇国形成对决之势。崇国（今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是商朝西部的重要同盟，崇侯虎则是商纣的同姓亲信，他一直与周部族为敌，多次在商纣王面前诬告周文王积善累德，笼络人心，意图谋反。商纣王听信了谗言，把周文王囚禁在羑里长达七年之久。
周文王被囚禁期间，花了很多时间认真研究了上古时期流传下来的八卦，他把伏羲氏发明的八卦两两相重，演绎成六十四卦，“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周文王在完成“重卦”之后，又为六十四卦分别取了具有特殊含义的卦名，这样每一卦不仅包含了丰富多彩的自然之“象”，也蕴含了许多天地万物发展变化的深奥道理。与此同时，他又集中思考了许多历史发展和现实政治问题，他从商纣暴政中看到了商王朝必然灭亡和周部族必然兴盛的历史趋势，但是由盛而衰或由弱变强是一个漫长的渐变过程，人们只能顺应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保持耐心，不能违背规律，操之过急。周文王在推演八卦的过程中，从阴阳变化中领悟到万事万物都是此消彼长、相互转化的关系，他由此找到了治理天下的正确方法，“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周文王被囚禁羑里七年，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他从此以后思想更成熟，目标也更明确。
周文王从羑里返回毕邑后不久，就联合众多诸侯方国对崇国发起进攻，战争异常激烈，周部族联军向崇国国都发起猛烈攻击，崇国守军则依仗城高墙厚，闭门死守。《诗经·大雅·皇矣》中生动地记录了这场攻城战役的激烈战况：
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弟兄；
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
临冲闲闲，崇墉言言。执讯连连，攸馘安安。
是类是祃，是致是附，四方以无侮。
临冲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
周部族联军士气旺盛，所向披靡，他们用临车、冲车向敌方发起猛烈冲击，用钩梯、戈刀等兵器攻城杀敌，斩获的首级堆满筐，捕获的战俘连成串，联军大获全胜，一举剿灭崇国，顺利清除了周部族向东发展的一大障碍。
周文王剿灭崇国后，控制了渭河平原的全部土地。为了巩固胜利成果，他征调大批战俘在沣水西岸建造了新都城丰邑（今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以此作为与商王朝对峙的西部中心。周边诸侯方国因不堪忍受商纣暴政，纷纷反叛，归附于周文王。此后，周文王又主动出击，从河东地区向河南、河内地区发展，发兵伐邗（今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市），继而攻克太行山区的黎（今山西省长治市黎城县），直逼殷都朝歌。
周部族迁都丰邑后，由于周文王明德重善，正直公允，在诸侯国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当时国与国之间的许多争端纠纷都要请他做出裁决，各国诸侯纷纷传言道：“西伯盖受命之君。”[]意思就是，周文王是真正受命于天的王者。此后不久，周文王便正式称王，并公开打出伐纣灭商的旗号，天下诸侯积极响应，伐纣形势一片大好，但是周文王仍然隐忍不发，他认为发起反叛的时机尚未成熟，于是继续韬光养晦，运筹帷幄，修德行善，团结诸侯，笼络人心，积蓄力量。
周文王称王十年后病逝于丰邑，享年九十七岁，后还葬于毕邑郊外的凤凰山南麓（今陕西省咸阳市北5公里的周陵乡崔家村南），其子姬发继位为王，是为周武王。
周文王生前虽然没有完成克商兴周大业，但是他在周部族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孔子说：“无忧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季历）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意思就是，周文王继承了周太王、王季克商兴周的遗志，苦心经营几十年后，为克商兴周奠定了坚实基础，然后再由儿子姬发把事业继承下去，最终完成争权更迭，他对于这样的结果应该是没有遗憾了。
二
周文王担任部族首领长达五十年，“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他从中年受命兴周到老年寿终正寝，带领周部族不断从弱小走向强大，其间他付出了大量的艰辛努力，也显示了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强大的领导能力。
周文王是一位有远见、敢作为的领袖人物，他在位期间学习和借鉴了上古帝王的成功经验，勤勉施政，积极有为，在为政实践中推行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施政措施，儒家学派将这些政治遗产概括为“文武之道”或“先王之道”。简单梳理一下，“文武之道”大致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在政治方面，周文王坚持遵行中道、顺时而动的原则。
商朝末年，商王昏庸无道，残害百姓，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不过商朝统治毕竟维持了数百年，统治势力依然非常强大，四方诸侯大多听命于商王。周文王虽然与商朝统治者有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但是此时他必须克制忍让，保持冷静。周文王继位以后，表面上继续臣服于商朝，服从商王的命令，履行附属国的义务，暗地里却在“积善累德”，四处联络诸侯方国，不断发展壮大反叛力量，耐心等待发起决战的最佳时机。
周部族不断对外扩张，势力日益增强，已经取得“三分天下有其二”的优势，但是周文仍然保持克制，称臣于商，“以服事殷”[]。事实证明，周文王对于形势的研判是正确的，周部族虽然在力量对比上占优，但是在人心向背上却处于劣势，当时许多诸侯方国对于伐纣灭商仍然抱有怀疑态度，他们与周文王未必同心同德，如果贸然发起反叛，必然会招致最严厉的报复，甚至有灭族之灾，所以周文王继续采取韬光养晦的策略，耐心等待时机。春秋时期晋国政卿韩献子对此评述道：“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唯知时也。”[11]“知时”是一个优秀政治家的重要素质，也是一招制胜的关键所在。
经历了羑里七年囚禁之后，周文王在政治上更加成熟了。周部族经过几代先王的不懈努力和无私奉献，已经把克商建周事业推向最后胜利，但是此时特别需要保持清醒，忍辱负重，不能急于求成，功亏一篑。
周文王从上古帝王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中受到启发，领悟到遵行中道的特别功效。所谓“中道”，就是执中之道（中庸），要求做任何事情都应保持“中”与“和”的最佳状态：既不消极懈怠，也不偏激冒险；既不无所作为，也不急于求成。周文王不仅用“中道”理顺了周部族内部的各种利益关系，也以此平衡了周部族与商王朝以及各个诸侯方国之间的复杂关系。
“中道”是周文王的政治智慧，也是他在政治上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所以他在临终之前特意把太子发叫到面前，给他讲述了两个上古帝王“求中”的成功事例：一个是虞舜求取中道，从正反两个方面来权衡各方诉求，从而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施政效果，“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滋备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另一个是商汤六世祖上甲微为其父王亥复仇，他与河伯合作，运用“假中”的手段诛杀了有易之君绵臣，报了杀父之仇，“微无害，乃归中于河”。周文王运用上古帝王“求中”的成功经验告诫太子发为政一定要遵行中道，权衡利弊得失，协调各方关系，避免发生极端行为，“今汝祇备毋懈，其有所由矣”[12]。
儒家学派继承了周文王的中道思想，并将其理论化、系统化，使之发展成为“中庸”思想。孔门师生对于中道（“中庸”）的政治功效是十分推崇的：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夫！”
周文王出生在岐山之阳（周原），故而古代典籍中说：“周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这里的“西夷之人”带有地域歧视的意味，因为周部族长期与西戎杂处，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形态等方面都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
周文王出生时就有圣瑞，他自幼就很懂事，对长辈很尊重，对族人很友善。继位之后，他面临的最大敌人就是与自己有杀父之仇的商王，但是此时商朝的统治势力仍然非常强大，他不能轻举妄动，继续称臣于商，并利用商王授予西伯征讨西北各部族的特权，发动了一系列兼并战争，先后率师征服密须（今甘肃省平凉市灵台县西）、阮（今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东南）、共（今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北）等西北地区的小方国，扩大了西边的疆土，加强了西北方向的防御，巩固了周部族的后方。《诗经·大雅·皇矣》对此做出生动描述：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
以笃于周祜，以对于天下。
值得注意的是，周文王虽然以商王的名义征讨密须、阮、共等小方国，但是他的真实意图是“以对于天下”，也就是说，他已经在暗中为克商兴周的事业进行积极准备，所以孟子说“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稳固西部防御之后，周文王开始把力量转向东方，他先在渭泾之间建立毕邑（今陕西省咸阳市和西安市附近的渭水南北岸），然后逐步向渭北平原东部扩张，渡过渭水，与崇国形成对决之势。崇国（今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是商朝西部的重要同盟，崇侯虎则是商纣的同姓亲信，他一直与周部族为敌，多次在商纣王面前诬告周文王积善累德，笼络人心，意图谋反。商纣王听信了谗言，把周文王囚禁在羑里长达七年之久。
周文王被囚禁期间，花了很多时间认真研究了上古时期流传下来的八卦，他把伏羲氏发明的八卦两两相重，演绎成六十四卦，“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周文王在完成“重卦”之后，又为六十四卦分别取了具有特殊含义的卦名，这样每一卦不仅包含了丰富多彩的自然之“象”，也蕴含了许多天地万物发展变化的深奥道理。与此同时，他又集中思考了许多历史发展和现实政治问题，他从商纣暴政中看到了商王朝必然灭亡和周部族必然兴盛的历史趋势，但是由盛而衰或由弱变强是一个漫长的渐变过程，人们只能顺应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保持耐心，不能违背规律，操之过急。周文王在推演八卦的过程中，从阴阳变化中领悟到万事万物都是此消彼长、相互转化的关系，他由此找到了治理天下的正确方法，“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周文王被囚禁羑里七年，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他从此以后思想更成熟，目标也更明确。
周文王从羑里返回毕邑后不久，就联合众多诸侯方国对崇国发起进攻，战争异常激烈，周部族联军向崇国国都发起猛烈攻击，崇国守军则依仗城高墙厚，闭门死守。《诗经·大雅·皇矣》中生动地记录了这场攻城战役的激烈战况：
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弟兄；
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
临冲闲闲，崇墉言言。执讯连连，攸馘安安。
是类是祃，是致是附，四方以无侮。
临冲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
周部族联军士气旺盛，所向披靡，他们用临车、冲车向敌方发起猛烈冲击，用钩梯、戈刀等兵器攻城杀敌，斩获的首级堆满筐，捕获的战俘连成串，联军大获全胜，一举剿灭崇国，顺利清除了周部族向东发展的一大障碍。
周文王剿灭崇国后，控制了渭河平原的全部土地。为了巩固胜利成果，他征调大批战俘在沣水西岸建造了新都城丰邑（今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以此作为与商王朝对峙的西部中心。周边诸侯方国因不堪忍受商纣暴政，纷纷反叛，归附于周文王。此后，周文王又主动出击，从河东地区向河南、河内地区发展，发兵伐邗（今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市），继而攻克太行山区的黎（今山西省长治市黎城县），直逼殷都朝歌。
周部族迁都丰邑后，由于周文王明德重善，正直公允，在诸侯国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当时国与国之间的许多争端纠纷都要请他做出裁决，各国诸侯纷纷传言道：“西伯盖受命之君。”[]意思就是，周文王是真正受命于天的王者。此后不久，周文王便正式称王，并公开打出伐纣灭商的旗号，天下诸侯积极响应，伐纣形势一片大好，但是周文王仍然隐忍不发，他认为发起反叛的时机尚未成熟，于是继续韬光养晦，运筹帷幄，修德行善，团结诸侯，笼络人心，积蓄力量。
周文王称王十年后病逝于丰邑，享年九十七岁，后还葬于毕邑郊外的凤凰山南麓（今陕西省咸阳市北5公里的周陵乡崔家村南），其子姬发继位为王，是为周武王。
周文王生前虽然没有完成克商兴周大业，但是他在周部族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孔子说：“无忧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季历）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意思就是，周文王继承了周太王、王季克商兴周的遗志，苦心经营几十年后，为克商兴周奠定了坚实基础，然后再由儿子姬发把事业继承下去，最终完成争权更迭，他对于这样的结果应该是没有遗憾了。
二
周文王担任部族首领长达五十年，“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他从中年受命兴周到老年寿终正寝，带领周部族不断从弱小走向强大，其间他付出了大量的艰辛努力，也显示了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强大的领导能力。
周文王是一位有远见、敢作为的领袖人物，他在位期间学习和借鉴了上古帝王的成功经验，勤勉施政，积极有为，在为政实践中推行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施政措施，儒家学派将这些政治遗产概括为“文武之道”或“先王之道”。简单梳理一下，“文武之道”大致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在政治方面，周文王坚持遵行中道、顺时而动的原则。
商朝末年，商王昏庸无道，残害百姓，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不过商朝统治毕竟维持了数百年，统治势力依然非常强大，四方诸侯大多听命于商王。周文王虽然与商朝统治者有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但是此时他必须克制忍让，保持冷静。周文王继位以后，表面上继续臣服于商朝，服从商王的命令，履行附属国的义务，暗地里却在“积善累德”，四处联络诸侯方国，不断发展壮大反叛力量，耐心等待发起决战的最佳时机。
周部族不断对外扩张，势力日益增强，已经取得“三分天下有其二”的优势，但是周文仍然保持克制，称臣于商，“以服事殷”[]。事实证明，周文王对于形势的研判是正确的，周部族虽然在力量对比上占优，但是在人心向背上却处于劣势，当时许多诸侯方国对于伐纣灭商仍然抱有怀疑态度，他们与周文王未必同心同德，如果贸然发起反叛，必然会招致最严厉的报复，甚至有灭族之灾，所以周文王继续采取韬光养晦的策略，耐心等待时机。春秋时期晋国政卿韩献子对此评述道：“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唯知时也。”[11]“知时”是一个优秀政治家的重要素质，也是一招制胜的关键所在。
经历了羑里七年囚禁之后，周文王在政治上更加成熟了。周部族经过几代先王的不懈努力和无私奉献，已经把克商建周事业推向最后胜利，但是此时特别需要保持清醒，忍辱负重，不能急于求成，功亏一篑。
周文王从上古帝王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中受到启发，领悟到遵行中道的特别功效。所谓“中道”，就是执中之道（中庸），要求做任何事情都应保持“中”与“和”的最佳状态：既不消极懈怠，也不偏激冒险；既不无所作为，也不急于求成。周文王不仅用“中道”理顺了周部族内部的各种利益关系，也以此平衡了周部族与商王朝以及各个诸侯方国之间的复杂关系。
“中道”是周文王的政治智慧，也是他在政治上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所以他在临终之前特意把太子发叫到面前，给他讲述了两个上古帝王“求中”的成功事例：一个是虞舜求取中道，从正反两个方面来权衡各方诉求，从而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施政效果，“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滋备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另一个是商汤六世祖上甲微为其父王亥复仇，他与河伯合作，运用“假中”的手段诛杀了有易之君绵臣，报了杀父之仇，“微无害，乃归中于河”。周文王运用上古帝王“求中”的成功经验告诫太子发为政一定要遵行中道，权衡利弊得失，协调各方关系，避免发生极端行为，“今汝祇备毋懈，其有所由矣”[12]。
儒家学派继承了周文王的中道思想，并将其理论化、系统化，使之发展成为“中庸”思想。孔门师生对于中道（“中庸”）的政治功效是十分推崇的：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