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路弯弯人和墟
2022-10-17 15:43阅读：
山路弯弯人和墟
覃炜明
我写过散文《小镇人和》。其文已经收录进我的散文集《活在吾乡》。现在我的“忆苍梧”系列文章基本写完，原计划是将《小镇人和》代表“人和篇”收录进去。但是总感到以这样的篇幅来处理人和这个让我留下太多记忆的地方，实在分量太轻！草草应付人和，实在对不起这一个让我曾经向往、曾经流连、甚至也让我曾经刻骨铭心的地方。
于是，我决定再写一次人和，就从小时候来回走三十几公里的弯弯山路，到人和趁墟，包括参加各种各样的批斗大会的情景写起。
解放前后，相当一段时间，因为沿江，人和墟是我老家周边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解放前旧政府的区公所（乡公所）和解放后的人和人民公社的机关，都先后设在人和墟；周边几十里的村民，趁墟赶集，乃至交纳公粮购粮，都要去人和墟；民国时期乃至后来土地改革、文革时期，不少政治事件，乃至枪毙人、打死人，都曾经发生在人和墟……多少刻骨铭心的往事，乃至恩怨情仇的传说，都和人和墟这个名字息息相关！
小时候去人和墟，从吾乡武界村出发，要先走一段弯弯曲曲的羊肠小路。爬山、下山、转弯抹角，两边深林，遮天蔽日。出村子大约一两里，首先经过一个叫“大播”的地段，这地段山路没有特别的奇怪，但是这里曾经有老虎咬过去赶墟的村人。据说是解放前夕，吾乡屋地村一位本家青年，因为婚事，前往十七公里外的人和墟购买结婚用品。回来的时候，大约天色已经黄昏，路过大播，本来走在中间的他，被守候在路边的一只华南虎扑过来，咬着就往山上拖。同行的十几个人，齐声以高声驱赶，有人更把刚刚买回来的铜盘敲得惊天动地的响。人多势众，老虎也心虚，终于弃下了这位青年。大家手忙脚乱把他抬回屋地家中，但是
由于伤势严重，终告不治。我小时候去人和，经过大播的路段的时候，经常头皮发麻，不敢走前边，更不敢走后边。但是听说那个被老虎咬死的村人，居然是走中间的，所以走中间也是战战兢兢，眼睛不停的往路边、往林间警惕的窥望……一直到前边出现了一个村子，有熟悉的瓦屋、升起了炊烟、鸡鸣狗叫，心里的紧张才稍稍缓解。
这个村子叫羊额，只有十几户人家，属于另一个大队（车较）管辖。从羊额去车较，还有三四里路。其实即使是车较，也曾经有老虎出没。据我的忘年交俞老先生回忆，他当年搞土改，住在车较的一个古庙里，晚上可以听到古庙外边有“呱啦”“呱啦”的野兽的脚步声。早上起来，发现古庙周边尽是老虎的脚印。而根据俞老先生回忆，车较再去，有一个叫“大到”的小村子，更发生了老虎欲扑食耕牛，反而被村民以耙齿插伤，上演现实版的“景阳冈打虎”事件。据说也是黄昏时候，大到村的一位陈姓村民，正在山里耙田，突然发现正在拉耙的黄牛，凄厉的叫起来，浑身软了下去，任村民如何鞭打，都动弹不得。村民随黄牛惊恐万状的眼睛看过去，原来一只个子还不算太大的华南虎，正朝着田里跑过来。村民当然弄不明白，老虎的目标到底是自己，还是自己的黄牛？不过对农民来说，无论是自己的命还是黄牛的命，一样重要。他知道这个时候逃跑，无论人还是牛都已经跑不过老虎，于是他急中生智，把黄牛拉着的耙子卸了下来，高高举起，以逸待劳，等待老虎扑过来。估计那一头老虎也是饥不择食，果然对着黄牛呼的一声扑上来，就在老虎咬住了黄牛的一瞬间，村民的耙子狠狠的向老虎插了下去。老虎被两只耙齿插进腹部，疼得嗷嗷大叫，挣扎过程中扭断了一只耙齿，落荒而逃。后来这只老虎跑到倒水一个叫马水的地方，由于伤重，被村民捕获，分尸拆骨。据估计，这一只老虎，和在大播伤人、在车较围古庙属于同一只老虎，只不过在“大到”扑食耕牛，不但没有得手，还因为遇上现实版的武松，送上了性命。轰动一时的吾乡虎患也就此销声匿迹了。
而事实上，当年趁墟，来到车较这个地方，对老虎的所有恐惧也正式消除了。因为这时候弯弯的山路，正式接上了一条由岭脚到人和的机耕公路（又称人岭公路）。虽然很少有汽车，而且路还是曲曲弯弯，上坡下坡，但是毕竟道路宽阔了，村庄也开始密集起来。一路往前，有一些依然记得的地名与村子——旱塘、大到、柴狗坡、狼自界、乌石嘴……一些村子（或者在山坡的顶上）有一些买粥的小摊，两分钱一碗粥，可以佐一些酸菜，荞头或者豆角；经过一个叫安平水坝的地方，道路在河边曲折蜿蜒，可以听到安平河水声哇哇，风生水起。有两三只人工做成的竹棚，就安放在河水中间，一边高一边底，据说那是村民编织的可以捉鱼的鱼排。
翻过乌石嘴，再往前，则看到一片开宽的天地：水田连片，河水掩映蓝天，和吾乡山里的情形大相径庭。这就是平琴、武烈大队（今行政村）的地界了。人岭公路从武烈的井村穿过，这里的粥档，可能要算往人和路上的最后的粥档。又因为武烈村一带的水田，大多数为低水田，别看平时这里田园风景优美，到西江（浔江）洪水一涨，这里经常一片汪洋。这些水田浸入水底，经常颗粒无收。据说解放前有叫云象麒麟的山里的村子，村人和平琴、武烈的村民对歌，麒麟云象村子的人唱歌是：
平琴武烈大河坡，只见大罾（捕鱼工具）不插禾，粥钵载鱼碟载粥，饿到膝头大过箩。
平琴武烈人不甘示弱，回唱：
麒麟云象深山蔃，大木深深不见天，蚊子出来鸡项大，咬口麒麟去半边……
事实上，旧时候人和墟期，这种村民之间以对唱互相挖苦的情景，经常上演。但是到我走人和墟的时候，这些对歌现象已经基本绝迹了。不过小时候路过武烈这个地界的时候，仍然很容易回想那个时候山民和江边的村民之间互相伤害、互相诋毁、各不相让的情景。
而带着这样的回忆，过了一段被拖拉机压出遍地烂泥的公路，就到了一个叫“山心坡”的地方。山心坡是人和中学所在地（后来我曾经在这里工作一年），周边有一个叫南蛇头的地方，有公社企业“人和猪种场”。我们路过的时候，经常把“人和猪”一起组成词组，读起来就有特别的意思。笑着笑着，转弯抹角，上坡，到了一个叫盘古岭的地方，人和墟连同坦坦荡荡的西江，就呈现在眼皮底下了。
事实上，我第一次去人和，也没有正眼看过一眼这个地方。因为那次是去县城参加二十万人批斗大会，路过人和。下午三四点钟，在老师带队下，从吾乡武界村赶到人和，天早已经黑了。在人和等船的时候，在山边学校（人和中心校，我后来在这里教书一年）的一间教室里睡觉。因为我吃的是家里带出来的粽子，当天晚上拉肚子。没有电筒，摸黑到学校的屎坑拉稀，臭气扑鼻，划了一根火柴，那种恶心的场面，让我几乎呕吐。
懵懵懂懂的在人和呆了大半个晚上，半夜三更摸黑来到江边，踏着木板做的跳板，上了一条木船。后来这一艘木船和十几条木船连接一起，由一艘机帆船拖着，顺流而下。一个晚上，整个船舱弥漫着别人的橡胶鞋子散发出来的奇怪气味，基本没有睡。第二天早上到了县城龙圩，开完了批斗大会，再坐木船回去。到人和已经是黄昏时分。又连夜走山路回到村子，已经半夜三更。
路过人和却没有正眼看过一眼人和。不过此后关于人和的传说突然多了起来，大多数的传说是斗争大会。其中最惨烈的一场斗争大会，据说是在河滩上举行的。大会不是文斗，而是武斗。被斗的人，被捆绑，被用乱棍殴打，其中一次打死九个人。也可能有人没有被打死，但是全被扔进了浔江，因为被捆绑着，活活淹死。更无情的传说是：这些被批斗、被扔下江去的人，其中有一个人居然就是我的堂姐夫。我这个堂姐夫住在流山村肚，出身富农，是一个铁匠。我见过这个姐夫，人很和善，帮我们兄弟各自打过一把小刀。据说是因为我的堂姐过身以后，堂姐夫娶了一个有婚史的女子“填房”，我们按惯例仍然叫这个填房的女子为“阿姨”（我们家叫姐姐为“姨”，阿姨，二姨，三姨，就是大姐二姐三姐……）。这个“阿姨”的前夫当时当上了大队的干部，就以我家堂姐夫“打造杀人工具”（其实就是锻打杀猪刀）告发堂姐夫。结果堂姐夫被拉到人和批斗。这个“阿姨”的前夫亲自动手，在批斗会上将堂姐夫活活打死，扔进江里。据说文革后“处遗”，这个动手打死堂姐夫的凶手被判了徒刑。到底判了多少年？我不知道。不过由于他的恶行，不但让我失去了一个亲戚，而且让我小小心灵，对人和这个地方都充满了恐惧。
带着这样那样的恐惧，我第二次去人和，则是参加公审大会。朝去晚回。大约早上五点半从村子出发，路上脚步不停，到人和时候，大约是九点半。太阳猛烈。据说这一次我们参加的大会，是要公审并枪毙两个杀人犯，其中一个是我们大队白鸡村的人。我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只知道他外号叫阿老。据说阿老是独居老人，早年曾经下南洋帮人抬轿。村里更有人说，阿老和家父曾经是结拜兄弟，只是因为我父亲死的早，我们才没有再来往。而阿老所以要被枪毙，是因为白鸡村一个黎姓少女，十四五岁，被人杀死并埋在村子附近，后来公安查出来凶手居然是阿老。杀人偿命，那时候我们也视为必然，所以村子里的人都被通知到十七公里外的人和墟参加公审大会。很多人都去了。路上大家议论纷纷，说想不到阿老这么狠毒，对一个少女居然下得了手！大家几乎是带着看热闹的心情参加公判大会的。我路上想，已经死去的父亲怎么会和这样一个杀人犯成为结拜兄弟？
公判大会是在公社礼堂举行的。两个犯人，被五花大绑押到台上。我们这时候看到的阿老，形容猥琐，目光凶神恶煞。不知道是不是他认出了我是他“罗同”（我们老家把结拜兄弟俗称为“阿同”、“罗同”）的儿子，他好几次把目光向我扫过来，像要咬我一样，我都不敢正视。好不容易等到公判大会结束，奇怪的是，阿老没有被插上立即行刑的令牌。而另一名犯人的名字就被写到令牌上，用红笔打了个大叉叉。有人把令牌噗的一声用力插到他的衣领后边。这个人马上被推上刑车，到一个叫盘古岭（实际上是人和墟的后背山）的地方，执行枪决了。三声枪声响过的时候，我们已经走在回家的路上。一路上，我们热烈讨论着阿老为什么没有被马上执行枪毙的原因。普遍估计他过得了初一过不了十五，被枪毙一定是迟早的事。不过事情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阿老居然被释放回家了。不过回家的阿老，已经是垂垂暮年，不久也死了。没有人追问他坐了二十几年的牢，到底是冤狱，还是什么？有过什么结论？是不是拿到了国家赔偿？反正在我的记忆里，阿老死了，不是被枪毙，而是在白鸡村老死的。
我真正走近人和墟，已经是七十年代以后，因为趁墟，因为走访亲戚、更因为去西河建设电站、去罗寨做民工而路过人和、甚至在人和居住、过夜。
那时候走进人和墟有两条路，过了山心坡，在山下绕过一个叫石螺塘的塘边，经过人和粮管所，再往塘基上走一段路，从一座一座搭建在鱼塘上的拉大便的简易棚编经过，才能够走入墟面。而在盘古岭继续上坡，翻过山，从坡顶上可以鸟瞰人和墟：浔江水，白白、亮亮，人和墟就在脚下。中间一条街道，似乎也只有这一条街道，直通到江边。江上船只来往，汽笛声此起彼伏。如果是冬天，浔江水位下降，还可以看到大片干干净净的沙滩。沙滩上竖立着一堆一堆的文厘竹。江里还有一座一座明显是人工垒起来的“鱼到石”（据说垒“鱼到石”是为了吸引鱼群集聚，方便渔民捕鱼）。厘竹、鱼到石是人和的标志，也是江面的风景。
我们去人和，经常走的就是这条路。从盘古岭的土路下来，山脚下有一座两层（也可能是三层）的小砖房，立面、砖柱都没有任何遮盖，门口则是一个拱门，门窗全部为玻璃……这样的建筑，在当时的人和显得有些洋气。据说这是人和邮电所职工的宿舍。住几户人家？不得而知。反正当时屋里的小朋友，看到我们这些人从岭上走下来，都会高声呼叫：山仔，山仔。我们对这些称呼早已经习以为常，当做没有听到，继续往前。迎面就是传说的盘古庙。一棵古樟，枝干横斜，弯弯曲曲。据说盘古庙曾经是区公所的驻地，后来也是公社革委会的办公地方。不过我们进入人和的时候，公社在盘古庙的前边，新建了一座五层的大楼，门口张挂“苍梧县人和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和“苍梧县人和人民公社人民武装部”的牌子，其中“革命委员会”和“人民武装部”的宋体字特别大，显得威严无比。我们经常不敢正眼看这座大楼，径直快步往公社大门外的街市跑去。街市上，沿公社门口，两边依次有法庭、派出所、邮电所、信用社等机构，再往下就是卖布匹、卖日用品，卖草席蒲扇、卖火笼缸瓦和农具的各种商店，夹杂有粉店、酸菜店、咸鱼豆豉店……，越近江边的商店，商品食品的味道越浓，散发（或者说弥漫）到街上。江水涨起来的时候，江边的水泥梯级，就伸进水里，有时候水面和街道，只有一尺两尺。而江水退下去的冬天，下了水泥的梯级，还要在沙面上走一百几十米，才能够到达水边。如果这个时候坐船，要步行到水边，踩着跳板，上了驳船，才能够借助驳船搭上江中央的大船。我刚刚到人和的时候，发现人和墟不少居民吃水，都是踩着河沙到江里挑水的。
我在人和趁墟，大约是因为要买在岭脚买不到的东西，比如图书。记得有一年我们兄弟上山摘松鸡子（松果）卖，得了一些钱，我们就去人和墟的书店买《十万个为什么》。当时一本《十万个为什么》才三角几钱，我们为了买三本（一套十二本，我们见一本买一本，用几乎一年时间才凑齐），一下子把一张崭新的伍元钱拿了出来。书店的售货员大约有点怀疑我们的钱的来路，叫我们兄弟等着。她把我们的伍元新币拿到对面的信用社，好一会才回来。此时她面上对我们露出歉意，说：不好意思，你的钱是真的，“我刚才怀疑是假的”。售货员脸色微红，好像做了什么错事，我们作为山里的孩子，当然也不好责备人家。
但是我到人和墟，更多的时候还是路过。有一次是在托洲的堂姐碧群，来我家探亲。她和我母亲非常要好，说要带我们兄弟到托洲去住十天几天。那天我们兄弟由堂姐带路，到人和以后找到江边一艘舢板，那是托洲居民来人和趁墟的小船。我们搭乘这条舢板去托洲。十几个人坐在舢板上，小船吃水很深，江水和船边大约只有一个手掌的距离。我们坐得提心吊胆，但是堂姐和村人谈笑风生。她对村民介绍我们：“真的是我小舅子。我家九叔结婚很迟，所以小舅都这么小。并不是侄子。”云云。我们在托洲大约住了十几天，把姐夫买回来的猪头皮吃完了，姐夫邓亚友第二个墟日又坐船到人和，专门为我们再买一块猪头皮。记得我家缺粮的时候，二叔曾经到托洲堂姐家借了一担谷子。估计这一担谷子就是经过舢板，从托洲运到人和墟，再由二叔从人和挑回来的。后来我到西河修水电站的时候，经常站在江边，遥望托洲，想念我的堂姐一家，当然更想念姐夫煮的猪头皮。
一九七五春天，我十八岁，风华正茂。苍梧县在新地建设罗寨水库，需要各公社组织民兵参加水库建设。我报名参加水库建设。在人和墟集训时候，我们就住在当时的公社礼堂。大家自带铺盖乃至床板（用竹子编织的能够卷起来的竹床），几百人按大队分列，不分男女，就住在礼堂里。当时组建了人和公社民兵营。营长覃官养，据说是人和税所的干部，说话不温不火，人更是长得白净而散文。教导员李式光，脸方且面部微微内凹，很典型的福传人的模板。李讲话风趣，眼睛骨碌骨碌的转，显得很自信。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公社的干部，听他们动员训话，有点热血沸腾。记得期间我也走进公社办公的地方，在盘古庙里还见到一些城市下来的插青，有的斯斯文文（后来知道其中有一个名字叫李康璐）。而插青中的张文生是营部的文书，即使在公社大院，他也是日夜卷着裤脚，显示很勤劳很干练的样子。
那时候正逢我在县文化馆的美术学习班结业，我喜欢带着一个画夹，到处写生，街上有居民、甚至公社的干部都喜欢看我画画。在邮电所，在雕刻私章的黄石坚师傅的家里，我先后给好几个居民干部画了素描。这一次在人和街亮相，我几乎一夜成为“名人”。及至到了罗寨水库，我先是被安排到农建基本建设民兵师的师部，为《农建师战报》刻蜡纸。后来因为字刻不好，又改为到施工部担任施工员。我也不知道，之中是不是覃官养营长因为我是本家，做了特别的照顾？
总而言之，因为参加罗寨水库建设，和以后到龙圩读书，我出入人和墟的次数慢慢增加，街上一些商店的售货员，都成为我的熟人。虽然我叫不出他（她）们的名字，但是我记得他们的样子，包括在那个铺子、卖什么东西。当然他们也记得我是画仔而不再是山仔。更由于外出了，言语打扮慢慢显得大方，所以走上人和街头，经常有点洋洋得意。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撑驳艇（人和人叫驳船为驳艇）的那个师傅。因为我们无论离开人和或者从外地进入人和，都要从飞跃大船下来，登上驳艇，才能够上船或者上岸。而撑驳艇的师傅（后来知道他叫李锦全）一天到晚，脸色都是红红的。这位驳艇师傅，后来居然成为我的学生家长。他的女儿李雪兰是我在人和中心小学教书生涯的第一届学生，她秉承了乃父红光满面的肤色。
可以说，从童年到少年，人和墟一直是我的向往之地。我做梦想不到，后来有一天，我居然成为了人和墟上的居民。一九八零年，我师范毕业，被分配到人和中心校担任附中语文教师。我觉得，当时公社把我安排在人和中心校，是对我的重用。因为当时人和中心校的老师，很多都是人和公社教育界的名人。学校的校长莫桂芬，武烈人，虽然不苟言笑，但是非常爱护老师（见《小镇人和》），教导主任李影萍，人和街上人，是一位有丰富经验的语文老师。我隔壁住的李碧林老师、曾健老师、黄铁坚徐土群夫妇，都是学生和家长非常爱戴的老师。李碧林的先生宋麟祥是另一家小学的校长。他们夫妇就住在我的隔壁，生活上更是给我这个刚刚参加工作的新兵不少的照顾。煮有好吃的东西，必定拉我过去一起分享。他们喜欢煮汤，经常用南瓜花、通菜煮汤。我当时喜欢打羽毛球，有时候没有对手，李碧林老师就会叫她正在煮菜或者做家务的女儿宋卫：阿卫，你不用干活了，快去，和覃老师打羽毛球。当时，我梧州的亲戚朋友到来探望我，李老师一家总是以地主之谊，帮我煮饭、煮菜，招呼客人。后来李老师一家调到县城，老宋担任苍梧师范人事干事，他仍然为我也能够调到县城先后牵线搭桥。可惜现在两位好人都先后离世。而当时一起担任附中老师的劳仁贵、曾月卿、黄树良都是人和公社举足轻重的语文老师、英语老师。又因为当时人和属于离县城龙圩比较近的地方，一些想调进县城又无法一步到位的各公社的优秀老师，往往也会选择人和中心校暂时落脚，作为下一步向县城调动的跳板，在这里干上两年、三年。有一位长洲来的老师（似乎叫张海林），刚刚获得平反，无法安排在长洲工作，选择了留在人和。因为他的工资高，他不吃学校工友做的饭菜，选择自己买菜煮菜。经常挂在嘴上的口头禅是：“今天简简单单，煮鱼、煲个骨头汤、再煮两个鸭蛋……”这哪是简简单单？分明是向我们炫富！记得他每一顿吃不完的菜，就放到办公室的抽屉里。关上抽屉一刻的张老师，得意的样子和刚刚得了天下的皇帝简直没有什么两样！
在人和中心校工作，属于初出茅庐，不过同事和学生对我评价都很好。特别是那时候青春焕发，多多少少还有点多才多艺，不少学生视我为偶像。附近村子有什么电影，学生都成群结队邀我一起前往观看。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叫“上地”的地方看电影，雨水沥沥淅淅，几个学生互相拉着雨披，硬是让我这个老师把一场电影从头看到尾，而且衣服一点都不湿。我的这些学生，好几个我还记得名字，男生中的刘声明、石海林、李荣军，女生中的李雪兰、曾敏凤、黄冠霞……想起他（她）们的名字，眼前就会浮现当初那些有些羞涩、小心翼翼，有人偶尔也有一点狡黠的一张一张面影。一年以后，我离开人和中心校，前往八步师范进修。记得离开学校的时候，有十几个学生，把我一直送到江边的驳艇上。开船的一刻，他们一个一个，泪眼汪汪。因为这些记忆，我一直认为，人和这个地方，所以让我念念不忘，是因为此地保留了我职业生涯的第一缕温暖。
温暖的记忆，有时候就是一颗火种。一九八二年，人和公社在岭脚建立中学，我回到岭脚中学担任语文教师。第二年，人和中学招收初中重点班，陈泰生校长指明要调我到人和中学，担任重点班的语文老师。于是我再度和人和这个地方相遇。人和中学的校址所在地叫山心坡，离人和墟上大约两里路，有点远。两排共四五座校舍，一边是学生宿舍，一边是教室和老师的宿舍。我住的宿舍，就在我担任班主任的教室旁边。宿舍的窗外是几株生机勃勃的沙田柚。春天沙田柚花开，香气扑鼻。秋天沙田柚成熟，硕果累累。那时候乡镇学校，电力供应不正常，记得每一个星期从家里回到学校（那时候已经有了自行车），几乎第一时间就是要到教室调教忽明忽灭的光管。我担任班主任的八三一班，我是语文老师，数学老师为肖丽英，物理老师为李新南，政治老师为陈泰生，英语老师为陈光通。其时我的师范同学吴春松、李恒彬也在这里任教，他们都是数学老师。吴已经担任教导主任，李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加上原来在人和中心校担任教导主任的李影萍和他的先生冯祖杰也来到了人和中学，这里一下子变成了我的熟人天地。上课得心应手，下课谈天说地。记得吴春松自修下课以后，经常到我的宿舍里聊天。话题一开，不觉凌晨。春松老家麒麟村，比较偏僻，所以他带着几个孩子在人和读书。一边教书，做学校领导，一边做家长。一天忙于公事之余，还要煮几个孩子的三餐饭食，显然生活担子非常繁重。但是我发现吴春松一天无怨无悔，见面总是笑得非常灿烂，活脱一个弥勒佛。据说现在吴春松的几个孩子现在都已经成才，可惜他已经去世多年，未能享儿孙满堂之福。而同学李恒彬也在一场车祸中过世。可以说人和中学这个地方因为两位同学，现在留给我的仍然是无限的惋惜。
我在这里接待过城里的同学、亲戚，我和我夫人最初相识的第一次饭局，也是由冯祖杰、李影萍夫妇在这里亲自下厨设计的。而我在这里的学生，当然大多数默默无闻，但也有不少人事业有成：有的成为商人，有的成为律师，有的成为教师，更有佼佼者成为地级梧州市的副市长。在广州开公司的李守佩（李波），经常邀我去番禺他的公司参观、吃饭、喝酒；在广州南沙定居的徐天华（他在一家知名船运公司工作），几次邀我去南沙吃饭，但是因为疫情，一拖再拖……可惜，我在人和中学工作也只有一年，第二年（一九八四年），我因为考进了梧州教育学院，离开了人和中学，也正式离开了我曾经向往的人和墟。回忆这里工作的时候，我总是首先想起学校的饭堂，饭堂后边的那一棵樟树，和工友（已经记不清他的名字）每周日晚上为我煮好、盖在大铁镬头里的饭菜。菜式经常是一碟下边炒青菜、上边则铺着散发浓浓酱香味的炒大肠或者粉肠。
挥手从兹去，萧萧班马鸣。事实上，此次作别人和，我已经和这个我曾经向往、曾经保留职业温暖的小镇越走越远了。虽然后来我在龙圩和梧州工作多年，但是回家很少再经人和回去了。因为到了人和，没有交通工具接驳，走十几公里的路，经常成为我做梦也摆脱不了的焦虑。同时也因为陆上交通逐步发达，人和交通的地位开始萎缩。我在苍梧县委和梧州市委宣传部工作期间，虽然也曾经几度来过人和，说是做调查，实际上是夹带私念。因为我的小弟那时候在人和乡（后来是镇）政府工作。我来一是想了解他工作的情况，同时向乡镇领导显示一下我们的兄弟关系。但是事实上领导对他也没有什么照顾。曾经是我的同学的一位镇书记，更是直接告诉我，说我小弟处理事情是如何如何欠缺情商。小弟后来担任过镇党委组织委员，但是不久就被副主任科员，担任人大副主席一类的职务了。后来我自己离开了党委部门，对小弟的升迁之类，更爱莫能助。再后来我自己都自我流放，到了广东。回去过年，当然会向小弟打听一些熟人的情况。知道谁谁谁调离人和了，谁谁谁退休了，谁谁谁被抓了，谁谁谁身故了……小弟告诉我，我有一位罗寨水库的“战友”，一直很希望见到我。大约二零零五年，因为买了汽车，我回去过年的时候就专门到人和，和这位战友聚餐。这位战友当时担任电管站的站长，和我说起人和的日益萧条，酒杯交碰之间，唏嘘不已。不久人和镇的建制被取消了，人和镇变成人和社区，合并到了岭脚镇，小弟也搬到岭脚镇办公了。见面我会说起人和墟往昔的兴盛，小弟说：墟日也很少人了，热闹时间很短。我就是大概在这个时候，被触动心事，写下了《小镇人和》一文的。
后来这十几年，实际上我也几度回到人和。一次是参加人和中学学生的聚会，一次是应学生徐天华的邀请一起回去探望几位旧同事，再有一次是春节陪同两位老人和家人“就近转转”。几次的人和行，留给我的印象当然仍然是美丽的，江水一碧，青山依旧。虽然随着长洲水利枢纽的建成，沙滩和鱼到石都不见了，但是江上比以前更增加了一份静美。不过街上却非常凌乱。估计是因为取消了镇的建制，卫生环境无人打理了。岭脚往人和的公路，更是破烂不堪，车行过处，尘土飞扬。似乎比我当年行走的公路更加难行。想想一个美丽的小镇，在时代向前飞速发展的今天，她的容貌居然被时光折腾得如此不堪，我有点难过。也曾经去人和对面的南安、赤水等小镇看过，命运基本和人和一样。我曾经站在美丽的江变，暗暗呼唤：安得大款投资兮，重建美丽人和！
我想，如果自己长命，也许真的能够看到小镇换新颜的一天。因为美丽的浔江，实际是大梧州最美的底板，早晚有人要在这一块底板涂上最美丽的颜色。
我祝福人和。
2022年10月16日星期日·写于顺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