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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镜花缘》的修仙思想主旨也可以约略冠以“修真悟道”“体道成仙”等名目。《镜花缘》修仙悟道主旨，早已为人所关注。如道光元年（1821年）《镜花缘》再镌时，李汝珍好友徐鉴的妹妹燕山女士徐玉如为小说题诗[3]
。诗曰：“百花都向笔端开，谁识青莲八斗才？隔断仙凡千尺瀑，各中人在小蓬莱。”[4]
但是，当时评论者认为李汝珍在修仙话题下寄有深意，而不以修仙悟道为小说主旨。现当代学者大多从道家（教）文化对作品影响的角度考察《镜花缘》中求道修真的内容，鲜有人将之视为其思想主旨而做深入探讨。较早提出修仙也是《镜花缘》重要主题的研究者指出，道教的凡人修道、立德求仙思想对《镜花缘》产生了深刻影响，道教的修真求道被作者作为小说的一大重要主题有力地突显出来[5]
。这一立论着眼于作品对道家“真善忍”理想境界的追求，以及对天朝社会和充满谋虑纷争的芸芸众生的普遍否决，与儒家思想相交错的内容较多，因而所论内容与所持观点之间的融洽度值得商榷。笔者拟从《镜花缘》对前代谪仙叙事模式的继承与新变、宣扬了修仙悟道的基本理念和蕴含着丰富的修仙悟道之术三个方面入手，分析其修仙悟道主旨。
一、《镜花缘》继承了前代谪仙叙事模式而有新变
谪仙之“谪”，有“贬谪、流放”之意。谪仙就是被仙界流放到凡间的神仙，他们违反了仙界律条戒规或犯有某种过失，受仙界惩处而被贬入人间。谪仙观念源自道教思想，谪仙叙事则始自汉代。“谪仙”名目最早见于中国第一部“神仙谱”《列仙传》（一名《神仙传》），其中《瑕丘仲》载有暇丘仲被北方人称为谪仙人，但未言明他被称为“谪仙人”的原因。其后，与谪仙相关的故事屡见于典籍和民间传说，古代小说家尤其是神魔小说家对谪仙故事的兴趣更是历久不衰。《太平广记•刘安》载，刘安在飞升途中对诸仙伯“稀为卑下之礼，坐起不恭，语声高亮，或误称‘寡人’”[6] ，因而被贬滞留人间。据此，刘安是第一位见于文献记载的有明确被贬缘由的谪仙人。经粗略统计，汉魏六朝时古籍所载谪仙之事有12例，涉及刘安、项曼都、蔡诞、东方朔、瑕丘仲、壶公、萼绿华、成公兴、范豺、蔡某、晋阳人某、牛郎、织女共13位仙人，其中女谪仙仅有两位，为萼绿华和织女。唐宋时期，道家（教）受到皇室尊崇而日益兴盛，道教神仙故事层出不穷，谪仙故事也逐渐成为小说创作的重要题材，其“仙界犯过—降凡/托生—历难/修炼/度脱—期满/功成”的叙事模式渐趋固化。其间，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那就是女谪仙故事日趋丰富。《太平广记》载有妙女、青童、阳平谪仙、杜兰香、玉卮娘子、黄观福、杨正见等10余名女谪仙的故事，绝大部分为唐代笔记小说、传奇所传录。这些女仙故事的诞生与传播，与唐宋代时期道教兴盛、女子修道风气盛行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其时上至皇室贵胄下至平民百姓，各社会阶层女子均有入道修行的。据统计，女道观、男道观在唐初占比分别为17%、83%，至玄宗末占比分别为38%、41%（另有男女同观占比4%，情况不明者占比17%），唐末占比分别43%、36%（另有男女同观占比3%，情况不明者占比18%）[7] 。女性修道之盛，于此可见一斑。唐代女道观占比整体上的上升态势，反映了女性信道趋盛的社会现实和道教发展的基本走向。在女道士（女冠）文化引领风气的语境下，女子修道成仙、女仙授命降临人间、仙姝动心而嫁凡人的故事见于文献者日夥，关乎女谪仙的叙述也相应增多，为传统谪仙叙事母题注入了新元素。
女谪仙故事激发了谪仙叙事的新活力，呈现出以下特征。其一，融合了爱恋婚姻和日常生活等内容，为原本带有神秘色彩的谪仙叙事增添了世俗成分，使超凡脱俗的女仙形象更具亲切感。女仙被谪人间后往往保有法术神通，能凭借奇异之术救济世人，或者帮助亲人度过危机、摆脱灾难。其二，突出女谪仙的精巧文思和俊秀诗才。沈亚之《湘中怨解》中，湘江龙君的女儿汜人因过被贬人间，“能诵楚词九歌、招魂、九辩之书。亦常拟词赋为怨歌。其词艳丽，世莫有属者”[8] ，折射了唐传尚文采、重才情的审美取向，透露出饱读诗书的男子对诗才富赡女性的钦慕之情，以及对婚后优雅酬唱生活的遐想。三是女谪仙拥有选择配偶的自由，可以遂其心愿择偶而嫁。大部分女仙降凡后都与男子结为夫妻，要么与修道男子或男谪仙成婚配，但一般降凡女仙似乎没有婚配自主权，往往由仙界指定婚配。比如，南朝梁殷芸《小说》中的织女是由天帝配婚嫁给河西牵牛郎，《太平广记》卷六十一《成公智琼》中原为天上玉女的成公智琼受上帝之命下界嫁给弦超。相比之下，女谪仙则可以凭其情之所钟，或对男子品性与才干的欣赏而自由择偶。其四，强调运数对女谪仙返回天界的制约。大多数谪仙只要完成了上界固定的赎罪或救难济困任务，就可以自行返回天界，其回归仙界的时机选择是比较灵活的，但女谪仙往往在下界之时就确定了返回的时间和机遇。《天平广记》卷六十二载，杜兰香在升天之际对收养她的渔父说，“我仙女杜兰香也，有过谪于人间。玄期有限，今去矣”[9] 。其四，女谪仙受人间道德伦理的影响，或者世人以人间道德评价女谪仙。唐代以前，谪仙故事很少以尘世的道德伦理去评价谪仙言行。唐代以降，女谪仙叙事逐渐增加了世俗伦理和价值观念的成分。《天平广记》卷五十九《独异志》载，织女的侍儿梁玉清与太白星私奔逃入少仙洞，她的儿子休以母亲与太白星淫奔为耻，驾车行雨至少仙洞时就返回，以致此地常干旱少雨。可见，休对母亲的评价，是出于对道德伦理的维护，以及由敬畏伦理而产生的知耻之心。
明清小说中的女谪仙故事大致承袭前代的叙事模式，其女谪仙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才华富赡、诗情卓异的女谪仙。如《拍案惊奇》卷二十五《赵司户千里遗音 苏小娟一诗证果》入话故事中的曹文姬，“出口落笔，吟诗作赋，清新俊雅。……至于字法，上逼钟、王，下欺颜、柳，真是重出世的卫夫人”[12]344。二是相夫教子、专注家庭的女谪仙，如《聊斋志异》中孤苦无依、寄身赵妪家的嫦娥，实为因事被贬人间的天上女仙（《嫦娥》），锦瑟本是仙姬，因为有罪被贬谪，“自愿来到地下，收养冤鬼，以赎帝谴”[13]1687。这些女谪仙嫁给凡人后不仅勤恳治家理生、严格管教奴婢，还设法为丈夫纳妾以生儿育女延续夫家香火。女谪仙的超人才华、对丈夫的忠贞挚爱，以及她们为家庭所做的奉献，往往受到作品的赞扬。《镜花缘》诞生于清代中期，其引述文句、所用典故、所谈书名和情节内容，牵涉《山海经》《神异经》《神仙传》《拾遗记》《红楼梦》《西游记》《搜神记》《淮南子》等10余部小说，而这些小说均蕴含着丰富的谪仙内容。这一点使我们意识到，《镜花缘》的修仙悟道主旨，很可能受了前代谪仙故事尤其是女谪仙故事思想主旨的影响。
李汝珍为唐闺臣等一干谪仙建构了“受谪—历难—归位”的圆形叙事框架，而这种叙事框架在唐代谪仙故事中已经定型。西王母寿宴上，百花仙子与嫦娥、风姨经过一番争执立下赌约，如果下界帝王有命而致百花齐开，她情愿堕入红尘受孽海无边之苦。心月狐转世的武则天忽然颁下谕旨，令百花于严冬齐放。百花仙子因与麻姑弈棋正酣，没能及时约束座下司花仙子，结果输了这场赌约。作者借此为谪仙归位叙事结构作了预设和铺垫，也为百花仙子等谪仙在人世行动的主题做了预叙，那就是她们在尘世磨难中均能保持本性、体悟本原，最终了道成仙返回仙界，使用的正是历代谪仙故事典型的叙事框架。第四十八回中，小蓬莱山上亭子名为“泣红亭”，柱上对联为“红颜莫道人间少，薄命谁言座上无”，碑记中闪现的“只因一局之误，致遭七情之磨”；第四十九回中，唐敖在石壁上题了一首诗，有“聚首还须回首忆，蓬莱顶上是家乡”的诗句；第四十四回中，百草仙子前来献灵芝时吟唱了一首诗，“我是蓬莱百草仙，与卿相聚不知年；因怜谪贬来沧海，愿献灵芝续旧缘”，并说了一番“我要到苦海边回头岸去”“我所访的，并非别人，是那总司群芳的化身”之类的话语；第五十一回中，百谷仙子前来献上清肠稻，也吟唱了一首诗，“我是蓬莱百谷仙，与卿相聚不知年；因怜谪贬来沧海，愿献‘清肠’续旧缘”，对唐闺臣说自己“从聚首山回首洞而来”，“到飞升岛极乐洞去”，而“极乐洞”“无非总在心地”：这些描述既是固化谪仙圆形叙事结构的材料和手段，也是点化唐闺臣悟性、完成修仙主旨表达的叙事策略。第八十八回中至第九十回，作者安排嫦娥、风姨与唐闺臣再次聚首，了却当年在王母寿宴上结下的恩怨，并借麻姑吟诵的关乎百名才女命运的长诗完成了对唐闺臣的度化，算是百花仙子历难修仙历程的终结。小说在第九十四回紧接着叙述了唐闺臣、颜紫绡赴小蓬莱了道成仙之事。按照李汝珍在《镜花缘》中的说法，他“年复一年，编出这《镜花缘》一百回，而仅得其事之半”，则原计划撰写上下两部。李汝珍如果重视作品的结构严谨和情节完满，就会在下部中叙述其他才女历难悟道、终成正果的故事，读者或许可借此全面了解他对修仙之道所持的态度。
客观地说，李汝珍在《镜花缘》建构所谓“谪仙—归位”叙事模式并不完整，其谪仙修真归位情节显得松散，圆形叙事框架凝聚修仙主旨的功能较弱。但是，李汝珍在圆形叙事模式运用上有不可抹杀的创新之功。前代谪仙故事中，谪仙在修仙方式、归位时机、临凡使命等方面都是由定数所限或由仙界（往往是最高神上帝）决定的，自身没有选择权和自控权。《抱朴子·蔡诞》中，蔡诞因赌博时输了太上老君的五色斑龙而被谪至昆仑山下，为生在石中的芝草铲除莽秽，满十年之期才得归位。前文述及的曹文姬在携丈夫飞升之际道明了自己的来历，“吾本天上司书仙人，偶以一念情爱，谪居人间二纪。今限已满，吾欲归，子可偕行”[12]343。李汝珍摆脱了谪仙按定数或仙界之命修道归真的叙事套路，不仅将谪仙回归仙界处理成种种机缘与谪仙心性汇聚融合的生成之果，而且将修行方式的决定权交给了谪仙自身。百花仙子降凡转世之前所说的不忘本性、悟性成仙，是富有禅宗顿悟成佛色彩的修真归位的方式，这是她代表百名被谪仙子做出的自主选择。《镜花缘》叙述的故事情节表明，百名女谪仙谁先体悟到本性所在，谁就有成仙归位的机缘。唐闺臣自不必说，另一位谪仙颜紫绡也是因为比其他女谪仙领先觉悟，才得以随唐闺臣在小蓬莱一同悟道成仙。这种情节安排增强了百名女谪仙归位之旅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使原本“受谪—历难—归位”的闭环结构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了开放式结构。这种写法增强了人物命运的不可预知性，既能增加悬念又有利于扩展小说的容量，否则小说就难以为才女们显露良善品行、展示惊世才华和追求人生理想提供广阔的社会舞台，更无法将才女的生活与拥戴仁政之君、举兵恢复唐等军国大事关联在一起。这意味着，开放式的叙事结构为《镜花缘》承载包括修仙悟道主旨在内的多重思想主旨夯实了叙事基础。
李汝珍还一反传统对谪仙转世生存状态的写法，为百名才女在人间依天性行事和专心致志追求理想提供了方便之门。一般说来，谪仙降凡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谪仙直接降凡，依然具有仙家超乎常人的异术异能；二是转生为不具备仙家法术的凡人，仅仅在某一方面表现出特异的才能品性或超乎众人的行事方式。无论以何种方式降临人间的谪仙，往往在仙界就知晓自己在尘世应尽的义务或承担的责任，来到人世后也能铭记自己的来历和身份。相比之下，《镜花缘》的谪仙有些与众不同：在被贬转生之前，只有百花仙子约略知到她们一行被贬仙子将降生大唐或异域他国，待尘缘期满将被接回仙界，其他司花仙子对此一无所知；转世托生后，她们完全忘记了前世发生的一切，全然不知自己来自仙界；她们在人间完全是没有法术的普通人，异于常人的只有天生昳丽的容貌、聪慧好学的精神和冰清玉洁的品性。谪仙转世后的这种角色设置释放了人物的自主性、主体性，使她们免遭仙界使命的约束和命运的控制。因为没有修仙归位目的的召唤，她们不需要背负着前世带来的负罪感，可以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带着极大的热情做认为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她们是在人世间伦理约束下“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人，故而其才华令人可敬而性情令人可亲，其思想、感情和性格中的人性成分也远远超过神性成分。从这个角度看，即便她们最终都能成仙归位，其驱动力也不会来自内部而是来自外部。这意味着将百名才女成仙归位的具体经过一一写来，并叙述得线索明晰、途径各异和浑然一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便罗贯中、曹雪芹在世恐怕也力有不逮。当然，作者可以在他所谓的“上半部”中赋予百名才女凡间修道返本的使命，将小说处理成以神仙道化为主要内容的作品而凸显修仙悟道主旨，但这样不仅将与作者在第一回中预设的创作主旨相悖，而且容易弱化、窄化乃至浅化《镜花缘》的思想内涵。
二、《镜花缘》传达了修仙悟道的基本理念
《镜花缘》吸收了道教修仙教义，其情节编织和人物形象塑造均贯彻了修仙悟道的基本理念，那就是行善积德、讲求忠孝。
积善行孝是道教的重要宗旨，也是道教修仙的核心观念和主要法门，对坐忘、吐纳、服食、导引等其他修仙方式发挥着统摄作用。道教修仙注重内功与外功并持：所谓“内功”，指的是内在修炼，主要涉及参道、悟性、证道等修持方式；所谓“外功”，指的是外在修持，强调多持善行、广积功德。《镜花缘》孟神仙对意欲修仙的唐敖转述了葛洪所说的修仙要义，“要求仙者，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务求元道，终归无益。要成地仙，当立三百善，要成天仙，当立一千三百善”。葛洪在其《抱朴子内篇》卷三《对俗》中，以设问作答的方式强调立功德的重要性，并引《玉钤经》云中的“立功为上，除过次之。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也”[14]53的话语为证。《镜花缘》中孟神仙转述的话语，与《抱朴子内篇》的记载略有差异，精神要旨并无二致。其中“要求仙者”原为“欲求仙者”，“当”字前少一“要”字，“务求元道，终归无益”原为“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要成地仙，当立三百善，要成天仙，当立一千三百善”原为“人欲地仙，当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14]53。孟神仙还指点了唐敖建立功德的路径，包括寻访十二名花“力加培植，俾归福地，与群芳同得返本还原，不至沦落海外”，以及“众善奉行，始终不懈”。这是为唐敖的海外游历修仙的立心立骨之语，也是对唐敖一路上诚心行善、用心寻访名花的预叙。唐敖在因缘巧合中遭遇并帮助了十二名花脱离困境，使她们得以到中原参加女科试，并为她们的亲人谋划生路和纾解生活之困；他千方百计推动治水，凭才干和智慧带领女儿国民疏浚河道，消除了水患的威胁；唐敖在玄股国海边听闻人鱼的啼叫声甚为凄惨，不觉动了恻隐之心，慷慨解囊买来放生：这些行善之举全然发自他内心所愿，不带有任何希望以成仙为回报的成分，属于“修仁蕴德，济贫拔苦，见人患难，常行拯救之心，或化诱善人入道修行，所行之事先人后己，与万物无私”[15]335的“真行”，因而积累了无量功德。有了这些善行善德
一、《镜花缘》继承了前代谪仙叙事模式而有新变
谪仙之“谪”，有“贬谪、流放”之意。谪仙就是被仙界流放到凡间的神仙，他们违反了仙界律条戒规或犯有某种过失，受仙界惩处而被贬入人间。谪仙观念源自道教思想，谪仙叙事则始自汉代。“谪仙”名目最早见于中国第一部“神仙谱”《列仙传》（一名《神仙传》），其中《瑕丘仲》载有暇丘仲被北方人称为谪仙人，但未言明他被称为“谪仙人”的原因。其后，与谪仙相关的故事屡见于典籍和民间传说，古代小说家尤其是神魔小说家对谪仙故事的兴趣更是历久不衰。《太平广记•刘安》载，刘安在飞升途中对诸仙伯“稀为卑下之礼，坐起不恭，语声高亮，或误称‘寡人’”[6] ，因而被贬滞留人间。据此，刘安是第一位见于文献记载的有明确被贬缘由的谪仙人。经粗略统计，汉魏六朝时古籍所载谪仙之事有12例，涉及刘安、项曼都、蔡诞、东方朔、瑕丘仲、壶公、萼绿华、成公兴、范豺、蔡某、晋阳人某、牛郎、织女共13位仙人，其中女谪仙仅有两位，为萼绿华和织女。唐宋时期，道家（教）受到皇室尊崇而日益兴盛，道教神仙故事层出不穷，谪仙故事也逐渐成为小说创作的重要题材，其“仙界犯过—降凡/托生—历难/修炼/度脱—期满/功成”的叙事模式渐趋固化。其间，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那就是女谪仙故事日趋丰富。《太平广记》载有妙女、青童、阳平谪仙、杜兰香、玉卮娘子、黄观福、杨正见等10余名女谪仙的故事，绝大部分为唐代笔记小说、传奇所传录。这些女仙故事的诞生与传播，与唐宋代时期道教兴盛、女子修道风气盛行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其时上至皇室贵胄下至平民百姓，各社会阶层女子均有入道修行的。据统计，女道观、男道观在唐初占比分别为17%、83%，至玄宗末占比分别为38%、41%（另有男女同观占比4%，情况不明者占比17%），唐末占比分别43%、36%（另有男女同观占比3%，情况不明者占比18%）[7] 。女性修道之盛，于此可见一斑。唐代女道观占比整体上的上升态势，反映了女性信道趋盛的社会现实和道教发展的基本走向。在女道士（女冠）文化引领风气的语境下，女子修道成仙、女仙授命降临人间、仙姝动心而嫁凡人的故事见于文献者日夥，关乎女谪仙的叙述也相应增多，为传统谪仙叙事母题注入了新元素。
女谪仙故事激发了谪仙叙事的新活力，呈现出以下特征。其一，融合了爱恋婚姻和日常生活等内容，为原本带有神秘色彩的谪仙叙事增添了世俗成分，使超凡脱俗的女仙形象更具亲切感。女仙被谪人间后往往保有法术神通，能凭借奇异之术救济世人，或者帮助亲人度过危机、摆脱灾难。其二，突出女谪仙的精巧文思和俊秀诗才。沈亚之《湘中怨解》中，湘江龙君的女儿汜人因过被贬人间，“能诵楚词九歌、招魂、九辩之书。亦常拟词赋为怨歌。其词艳丽，世莫有属者”[8] ，折射了唐传尚文采、重才情的审美取向，透露出饱读诗书的男子对诗才富赡女性的钦慕之情，以及对婚后优雅酬唱生活的遐想。三是女谪仙拥有选择配偶的自由，可以遂其心愿择偶而嫁。大部分女仙降凡后都与男子结为夫妻，要么与修道男子或男谪仙成婚配，但一般降凡女仙似乎没有婚配自主权，往往由仙界指定婚配。比如，南朝梁殷芸《小说》中的织女是由天帝配婚嫁给河西牵牛郎，《太平广记》卷六十一《成公智琼》中原为天上玉女的成公智琼受上帝之命下界嫁给弦超。相比之下，女谪仙则可以凭其情之所钟，或对男子品性与才干的欣赏而自由择偶。其四，强调运数对女谪仙返回天界的制约。大多数谪仙只要完成了上界固定的赎罪或救难济困任务，就可以自行返回天界，其回归仙界的时机选择是比较灵活的，但女谪仙往往在下界之时就确定了返回的时间和机遇。《天平广记》卷六十二载，杜兰香在升天之际对收养她的渔父说，“我仙女杜兰香也，有过谪于人间。玄期有限，今去矣”[9] 。其四，女谪仙受人间道德伦理的影响，或者世人以人间道德评价女谪仙。唐代以前，谪仙故事很少以尘世的道德伦理去评价谪仙言行。唐代以降，女谪仙叙事逐渐增加了世俗伦理和价值观念的成分。《天平广记》卷五十九《独异志》载，织女的侍儿梁玉清与太白星私奔逃入少仙洞，她的儿子休以母亲与太白星淫奔为耻，驾车行雨至少仙洞时就返回，以致此地常干旱少雨。可见，休对母亲的评价，是出于对道德伦理的维护，以及由敬畏伦理而产生的知耻之心。
明清小说中的女谪仙故事大致承袭前代的叙事模式，其女谪仙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才华富赡、诗情卓异的女谪仙。如《拍案惊奇》卷二十五《赵司户千里遗音 苏小娟一诗证果》入话故事中的曹文姬，“出口落笔，吟诗作赋，清新俊雅。……至于字法，上逼钟、王，下欺颜、柳，真是重出世的卫夫人”[12]344。二是相夫教子、专注家庭的女谪仙，如《聊斋志异》中孤苦无依、寄身赵妪家的嫦娥，实为因事被贬人间的天上女仙（《嫦娥》），锦瑟本是仙姬，因为有罪被贬谪，“自愿来到地下，收养冤鬼，以赎帝谴”[13]1687。这些女谪仙嫁给凡人后不仅勤恳治家理生、严格管教奴婢，还设法为丈夫纳妾以生儿育女延续夫家香火。女谪仙的超人才华、对丈夫的忠贞挚爱，以及她们为家庭所做的奉献，往往受到作品的赞扬。《镜花缘》诞生于清代中期，其引述文句、所用典故、所谈书名和情节内容，牵涉《山海经》《神异经》《神仙传》《拾遗记》《红楼梦》《西游记》《搜神记》《淮南子》等10余部小说，而这些小说均蕴含着丰富的谪仙内容。这一点使我们意识到，《镜花缘》的修仙悟道主旨，很可能受了前代谪仙故事尤其是女谪仙故事思想主旨的影响。
李汝珍为唐闺臣等一干谪仙建构了“受谪—历难—归位”的圆形叙事框架，而这种叙事框架在唐代谪仙故事中已经定型。西王母寿宴上，百花仙子与嫦娥、风姨经过一番争执立下赌约，如果下界帝王有命而致百花齐开，她情愿堕入红尘受孽海无边之苦。心月狐转世的武则天忽然颁下谕旨，令百花于严冬齐放。百花仙子因与麻姑弈棋正酣，没能及时约束座下司花仙子，结果输了这场赌约。作者借此为谪仙归位叙事结构作了预设和铺垫，也为百花仙子等谪仙在人世行动的主题做了预叙，那就是她们在尘世磨难中均能保持本性、体悟本原，最终了道成仙返回仙界，使用的正是历代谪仙故事典型的叙事框架。第四十八回中，小蓬莱山上亭子名为“泣红亭”，柱上对联为“红颜莫道人间少，薄命谁言座上无”，碑记中闪现的“只因一局之误，致遭七情之磨”；第四十九回中，唐敖在石壁上题了一首诗，有“聚首还须回首忆，蓬莱顶上是家乡”的诗句；第四十四回中，百草仙子前来献灵芝时吟唱了一首诗，“我是蓬莱百草仙，与卿相聚不知年；因怜谪贬来沧海，愿献灵芝续旧缘”，并说了一番“我要到苦海边回头岸去”“我所访的，并非别人，是那总司群芳的化身”之类的话语；第五十一回中，百谷仙子前来献上清肠稻，也吟唱了一首诗，“我是蓬莱百谷仙，与卿相聚不知年；因怜谪贬来沧海，愿献‘清肠’续旧缘”，对唐闺臣说自己“从聚首山回首洞而来”，“到飞升岛极乐洞去”，而“极乐洞”“无非总在心地”：这些描述既是固化谪仙圆形叙事结构的材料和手段，也是点化唐闺臣悟性、完成修仙主旨表达的叙事策略。第八十八回中至第九十回，作者安排嫦娥、风姨与唐闺臣再次聚首，了却当年在王母寿宴上结下的恩怨，并借麻姑吟诵的关乎百名才女命运的长诗完成了对唐闺臣的度化，算是百花仙子历难修仙历程的终结。小说在第九十四回紧接着叙述了唐闺臣、颜紫绡赴小蓬莱了道成仙之事。按照李汝珍在《镜花缘》中的说法，他“年复一年，编出这《镜花缘》一百回，而仅得其事之半”，则原计划撰写上下两部。李汝珍如果重视作品的结构严谨和情节完满，就会在下部中叙述其他才女历难悟道、终成正果的故事，读者或许可借此全面了解他对修仙之道所持的态度。
客观地说，李汝珍在《镜花缘》建构所谓“谪仙—归位”叙事模式并不完整，其谪仙修真归位情节显得松散，圆形叙事框架凝聚修仙主旨的功能较弱。但是，李汝珍在圆形叙事模式运用上有不可抹杀的创新之功。前代谪仙故事中，谪仙在修仙方式、归位时机、临凡使命等方面都是由定数所限或由仙界（往往是最高神上帝）决定的，自身没有选择权和自控权。《抱朴子·蔡诞》中，蔡诞因赌博时输了太上老君的五色斑龙而被谪至昆仑山下，为生在石中的芝草铲除莽秽，满十年之期才得归位。前文述及的曹文姬在携丈夫飞升之际道明了自己的来历，“吾本天上司书仙人，偶以一念情爱，谪居人间二纪。今限已满，吾欲归，子可偕行”[12]343。李汝珍摆脱了谪仙按定数或仙界之命修道归真的叙事套路，不仅将谪仙回归仙界处理成种种机缘与谪仙心性汇聚融合的生成之果，而且将修行方式的决定权交给了谪仙自身。百花仙子降凡转世之前所说的不忘本性、悟性成仙，是富有禅宗顿悟成佛色彩的修真归位的方式，这是她代表百名被谪仙子做出的自主选择。《镜花缘》叙述的故事情节表明，百名女谪仙谁先体悟到本性所在，谁就有成仙归位的机缘。唐闺臣自不必说，另一位谪仙颜紫绡也是因为比其他女谪仙领先觉悟，才得以随唐闺臣在小蓬莱一同悟道成仙。这种情节安排增强了百名女谪仙归位之旅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使原本“受谪—历难—归位”的闭环结构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了开放式结构。这种写法增强了人物命运的不可预知性，既能增加悬念又有利于扩展小说的容量，否则小说就难以为才女们显露良善品行、展示惊世才华和追求人生理想提供广阔的社会舞台，更无法将才女的生活与拥戴仁政之君、举兵恢复唐等军国大事关联在一起。这意味着，开放式的叙事结构为《镜花缘》承载包括修仙悟道主旨在内的多重思想主旨夯实了叙事基础。
李汝珍还一反传统对谪仙转世生存状态的写法，为百名才女在人间依天性行事和专心致志追求理想提供了方便之门。一般说来，谪仙降凡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谪仙直接降凡，依然具有仙家超乎常人的异术异能；二是转生为不具备仙家法术的凡人，仅仅在某一方面表现出特异的才能品性或超乎众人的行事方式。无论以何种方式降临人间的谪仙，往往在仙界就知晓自己在尘世应尽的义务或承担的责任，来到人世后也能铭记自己的来历和身份。相比之下，《镜花缘》的谪仙有些与众不同：在被贬转生之前，只有百花仙子约略知到她们一行被贬仙子将降生大唐或异域他国，待尘缘期满将被接回仙界，其他司花仙子对此一无所知；转世托生后，她们完全忘记了前世发生的一切，全然不知自己来自仙界；她们在人间完全是没有法术的普通人，异于常人的只有天生昳丽的容貌、聪慧好学的精神和冰清玉洁的品性。谪仙转世后的这种角色设置释放了人物的自主性、主体性，使她们免遭仙界使命的约束和命运的控制。因为没有修仙归位目的的召唤，她们不需要背负着前世带来的负罪感，可以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带着极大的热情做认为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她们是在人世间伦理约束下“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人，故而其才华令人可敬而性情令人可亲，其思想、感情和性格中的人性成分也远远超过神性成分。从这个角度看，即便她们最终都能成仙归位，其驱动力也不会来自内部而是来自外部。这意味着将百名才女成仙归位的具体经过一一写来，并叙述得线索明晰、途径各异和浑然一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便罗贯中、曹雪芹在世恐怕也力有不逮。当然，作者可以在他所谓的“上半部”中赋予百名才女凡间修道返本的使命，将小说处理成以神仙道化为主要内容的作品而凸显修仙悟道主旨，但这样不仅将与作者在第一回中预设的创作主旨相悖，而且容易弱化、窄化乃至浅化《镜花缘》的思想内涵。
二、《镜花缘》传达了修仙悟道的基本理念
《镜花缘》吸收了道教修仙教义，其情节编织和人物形象塑造均贯彻了修仙悟道的基本理念，那就是行善积德、讲求忠孝。
积善行孝是道教的重要宗旨，也是道教修仙的核心观念和主要法门，对坐忘、吐纳、服食、导引等其他修仙方式发挥着统摄作用。道教修仙注重内功与外功并持：所谓“内功”，指的是内在修炼，主要涉及参道、悟性、证道等修持方式；所谓“外功”，指的是外在修持，强调多持善行、广积功德。《镜花缘》孟神仙对意欲修仙的唐敖转述了葛洪所说的修仙要义，“要求仙者，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务求元道，终归无益。要成地仙，当立三百善，要成天仙，当立一千三百善”。葛洪在其《抱朴子内篇》卷三《对俗》中，以设问作答的方式强调立功德的重要性，并引《玉钤经》云中的“立功为上，除过次之。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也”[14]53的话语为证。《镜花缘》中孟神仙转述的话语，与《抱朴子内篇》的记载略有差异，精神要旨并无二致。其中“要求仙者”原为“欲求仙者”，“当”字前少一“要”字，“务求元道，终归无益”原为“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要成地仙，当立三百善，要成天仙，当立一千三百善”原为“人欲地仙，当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14]53。孟神仙还指点了唐敖建立功德的路径，包括寻访十二名花“力加培植，俾归福地，与群芳同得返本还原，不至沦落海外”，以及“众善奉行，始终不懈”。这是为唐敖的海外游历修仙的立心立骨之语，也是对唐敖一路上诚心行善、用心寻访名花的预叙。唐敖在因缘巧合中遭遇并帮助了十二名花脱离困境，使她们得以到中原参加女科试，并为她们的亲人谋划生路和纾解生活之困；他千方百计推动治水，凭才干和智慧带领女儿国民疏浚河道，消除了水患的威胁；唐敖在玄股国海边听闻人鱼的啼叫声甚为凄惨，不觉动了恻隐之心，慷慨解囊买来放生：这些行善之举全然发自他内心所愿，不带有任何希望以成仙为回报的成分，属于“修仁蕴德，济贫拔苦，见人患难，常行拯救之心，或化诱善人入道修行，所行之事先人后己，与万物无私”[15]335的“真行”，因而积累了无量功德。有了这些善行善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