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承史前时代，青铜时代的中原与北方两大文化区系之间，继续保持着密切的文化互动关系。关于两大文化区之间互动的主要通道，或者说联结的主要中间环节，苏秉琦先生曾多次着重指出是以汾河谷地为主线的Ｙ形联结通道（东北通桑干河地区、西北通河套地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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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承史前时代，青铜时代的中原与北方两大文化区系之间，继续保持着密切的文化互动关系。关于两大文化区之间互动的主要通道，或者说联结的主要中间环节，苏秉琦先生曾多次着重指出是以汾河谷地为主线的Ｙ形联结通道（东北通桑干河地区、西北通河套地区）[1]
。这种论点毫无疑问。但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广泛和深入，太行山东麓地区作为两大文化区之间的另一重要的互动通道，已经愈来愈得到考古研究的证实。换言之，太行山脉东西两翼地区，均为中原与北方两大文化区系之间的互动的重要通道。不仅如此，太行山脉东西两翼之间，也同时存在着东西向的互动与融合。
如果单从政权中心的角度看，青铜时代的中原似乎即是夏商周三个王朝的先后更替。但如果放宽与纵深历史的视野，青铜时代的中原的实质是一座舞台或熔炉。夏商周可以说是舞台上的先后主角，但他们各自的登台之路不仅漫长，而且充满了曲折的复杂性。对这些复杂性的探寻，其中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面向北方。北方对建构青铜时代的中原付出了巨大的力量，同样，北方在这一过程中也从中原得到了相应的回报。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基本上已成为青铜时代中原与北方两大区系各自的一个重要文化内涵。
青铜时代中原与北方的互动，可以说即夏商周文化与北方诸多文化之间的互动。互动的通道主要有二：太行山西麓的汾河谷地、太行山东麓的山前平原。同时，两条通道彼此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其通道主要是桑干河、滹沱河和漳河谷地。中原与北方的互动主体是南北向的，局部同时还存在着东西向的交叉，总体上即呈网格状：南北为主纵筋骨，东西为辅助脉络。
太行山东麓南北狭长的低山丘陵和山前平原地区，可称之为一条走廊，西靠太行山脉，东临古黄河，是南北方陆路交通的重要通道。这条走廊既是地理意义上的一个地貌单元，又是文化意义上的交流地带，其正处于北方、中原、山东三个文化区之间的夹缝地带，也就是说处在不同考古学文化区系间的走廊地带，它直接影响着史前到青铜时代文化的分布、交流，进而影响到文化的内涵与面貌。青铜时代中原与北方互动在这一地区的一个重要表现，即是两种系统的文化在平面格局上的对峙与摆动分布。
夏代时期，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南下至拒马河畔，占据了太行山东麓的北端地区，代表性遗址有房山塔照（一期）、涞水渐村等。有学者将永定河流域到燕山南麓一带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称之为大坨头文化，代表遗址有大厂大坨头、蓟县围坊和张家园等。拒马河与滹沱河之间的地区，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与下七垣文化南北互动的中间地带，文化内涵与性质介于两者之间，有人曾据此称之为下岳各庄文化，代表性遗址有易县下岳各庄和七里庄、容城午方、唐县北放水等。滹沱河以南的太行山东麓南部地区，则为下七垣文化的领域，代表性遗址有邢台葛庄、邯郸涧沟、磁县下七垣、鹤壁刘庄、淇县宋窑、新乡潞王坟等。事实上，所谓大坨头文化和下岳各庄文化，恰恰正是夏家店下层文化与下七垣文化之间互动的最好证明。而夏家店下层文化与中原二里头文化之间的互动，则需要通过大坨头、下岳各庄、下七垣这些个中间环节。这其间的复杂关系，恰恰是夏家店下层文化、下七垣文化、二里头文化内涵之中的某些共性的复杂根源。如果单从陶器群的宏观层面观察，从夏家店下层文化、下岳各庄文化到下七垣文化，可以说大致都属于一种鬲甗类袋足器系统文化，其间的差异在于鬲甗形制的细部区别及比例构成等等，此与二里头文化的罐盆类平底或圜底器系统文化形成鲜明区别；而下七垣文化之中占据第二位的罐盆类平底器，可以看作正是中原与北方之间的互动过渡的中间媒介器形。
商代时期，中原的商文化占据了太行山东麓中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在二里岗上层时期可能曾一度拥有了太行山东麓的全部，代表性遗址有定州北庄子、藁城台西、邢台东先贤、邯郸涧沟、安阳殷墟等。太行山东麓北部地区继夏家店下层文化之后，是以花边鬲为特征的文化，代表性遗址有房山塔照（二期）、易县七里庄（三期）、涞水炭山等。中原与北方在商代的互动无疑是直接的和面对面的，前期是商文化的势力较强，一度将北方文化驱至燕山脚下，但北方文化很快又卷土重来将商文化南压至唐河流域，这一界限比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布南界要向南远得多，说明了北方文化的强势。
西周时期，周人的分封与殖民使得中原周文化迅速进入太行山东麓地区，但周文化对这一地区的全面占据经历了一个逐渐拓展的进程，大约在西周末到东周初期中原文化最终在这一地区完全取代了北方文化。这一复杂历程的突出表现是，周文化在北部地区与花边鬲文化遗存之间，存在着一个此长彼消的互动过程，这一过程实质上就是燕文化驱赶、融合土著文化的进程，是中原与北方互动的一个具体实证。这一历史进程在考古学上，在镇江营遗址（七期）和七里庄遗址（四期）均有鲜明突出的体现。
青铜时代中原与北方文化在太行山东麓地区的互动前沿，主要是在拒马河到滹沱河之间的广大地域，最终是周文化系统的燕文化逐渐扩张而全部占据了这一地区。
太行山西麓的汾河谷地也可称之为一条南北向走廊，位居太行山脉与吕梁山脉之间。这一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呈现出更加复杂化的形态。
夏代时期，汾河谷地南部为东下冯类型文化，代表性遗址有夏县东下冯、襄汾大柴等。北部为白燕四期文化，代表性遗址有太谷白燕、太原光社、忻州游邀、汾阳杏花村等。无论在地域上，还是在文化内涵构成方面，东下冯类型文化均介于中原二里头文化与白燕四期文化之间，因此应是两者之间互动的中间媒介。汾河谷地的北端是个复杂的地域，西北邻近黄河大拐弯地区，东北近邻桑干河上游流域，东南近邻滹沱河上游流域。黄河大拐弯地区分布着朱开沟文化（前期），桑干河中下游流域一带，则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而通过滹沱河通道，白燕四期文化向东到达太行山东麓，直接影响到下七垣文化。因此，汾河谷地北端一带，是中原与北方互动的重要前沿，多种文化系统在此交流碰撞。如果单从陶器群的宏观层面观察，从朱开沟文化（前期）、白燕四期文化到东下冯类型文化，可以说大致都属于一种鬲甗三足瓮类袋足器系统文化，其间的差异在于鬲甗瓮形制的细部区别及比例构成等等，此与二里头文化的罐盆类系统文化形成鲜明区别；而东下冯类型文化之中占据第二位的罐盆类器，可以看作正是中原与北方之间的互动过渡的中间媒介器形。另外，朱开沟文化中流行的花边鬲等因素，则代表着与燕山南北地区不同的另一种文化系统，反映了在北方系统内部存在着的东西方地域差异。
商代时期，汾河谷地南部为商文化，代表性遗址有夏县东下冯等。汾河谷地北部为白燕五期文化，代表性遗址有太谷白燕、汾阳杏花村等，典型陶器中的深腹鬲、蛋形瓮等代表着本地或北方文化的渊源；而商式鬲斝的存在，则又反映着中原文化的影响。黄河大拐弯以及吕梁山西麓的黄河谷地一带，先后属于朱开沟文化（后期）和高红H1遗存（或称李家崖文化），它们基本上都属于一种花边鬲系统文化，其与中原文化互动的突出证据是存在一定数量的商式青铜礼器。很明显，白燕五期文化是中原商文化与北方文化之间互动的重要媒介。
西周时期，汾河谷地南部为分封殖民的晋文化，其范围与势力逐渐扩张壮大。汾河谷地北部大概应继续属于非中原系统的地域文化。
青铜时代中原与北方文化在太行山西麓地区的互动前沿，主要是在汾河谷地的北部地区，最终大约到春秋时期，周文化系统的晋文化逐渐扩张而占据了这一地区的大部。
青铜时代中原文化与北方文化之间互动的通道与方向不仅仅是南北向的，同时也交叉着东西方向，具体说来就是横穿太行山脉沟通东西两翼的几条主要河谷，如：桑干河、唐河、滹沱河、漳河等等。正是这种纵横交错的网格状通道，才使得中原与北方之间的互动能够全面和丰富地实现。 桑干河流域，不仅沟通着太行山东西两翼，更是北方系统之内东西两大子系统之间的联结纽带。唐河、滹沱河、漳河谷地是横贯太行山东西的重要通路，是汾河谷地和太行山东麓两条文化交流走廊之间的联络巷道。因此可以说，中原和北方青铜文化之间的互动，既是南北向的，同时又是东西向的。
[1]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132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
如果单从政权中心的角度看，青铜时代的中原似乎即是夏商周三个王朝的先后更替。但如果放宽与纵深历史的视野，青铜时代的中原的实质是一座舞台或熔炉。夏商周可以说是舞台上的先后主角，但他们各自的登台之路不仅漫长，而且充满了曲折的复杂性。对这些复杂性的探寻，其中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面向北方。北方对建构青铜时代的中原付出了巨大的力量，同样，北方在这一过程中也从中原得到了相应的回报。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基本上已成为青铜时代中原与北方两大区系各自的一个重要文化内涵。
青铜时代中原与北方的互动，可以说即夏商周文化与北方诸多文化之间的互动。互动的通道主要有二：太行山西麓的汾河谷地、太行山东麓的山前平原。同时，两条通道彼此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其通道主要是桑干河、滹沱河和漳河谷地。中原与北方的互动主体是南北向的，局部同时还存在着东西向的交叉，总体上即呈网格状：南北为主纵筋骨，东西为辅助脉络。
太行山东麓南北狭长的低山丘陵和山前平原地区，可称之为一条走廊，西靠太行山脉，东临古黄河，是南北方陆路交通的重要通道。这条走廊既是地理意义上的一个地貌单元，又是文化意义上的交流地带，其正处于北方、中原、山东三个文化区之间的夹缝地带，也就是说处在不同考古学文化区系间的走廊地带，它直接影响着史前到青铜时代文化的分布、交流，进而影响到文化的内涵与面貌。青铜时代中原与北方互动在这一地区的一个重要表现，即是两种系统的文化在平面格局上的对峙与摆动分布。
夏代时期，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南下至拒马河畔，占据了太行山东麓的北端地区，代表性遗址有房山塔照（一期）、涞水渐村等。有学者将永定河流域到燕山南麓一带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称之为大坨头文化，代表遗址有大厂大坨头、蓟县围坊和张家园等。拒马河与滹沱河之间的地区，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与下七垣文化南北互动的中间地带，文化内涵与性质介于两者之间，有人曾据此称之为下岳各庄文化，代表性遗址有易县下岳各庄和七里庄、容城午方、唐县北放水等。滹沱河以南的太行山东麓南部地区，则为下七垣文化的领域，代表性遗址有邢台葛庄、邯郸涧沟、磁县下七垣、鹤壁刘庄、淇县宋窑、新乡潞王坟等。事实上，所谓大坨头文化和下岳各庄文化，恰恰正是夏家店下层文化与下七垣文化之间互动的最好证明。而夏家店下层文化与中原二里头文化之间的互动，则需要通过大坨头、下岳各庄、下七垣这些个中间环节。这其间的复杂关系，恰恰是夏家店下层文化、下七垣文化、二里头文化内涵之中的某些共性的复杂根源。如果单从陶器群的宏观层面观察，从夏家店下层文化、下岳各庄文化到下七垣文化，可以说大致都属于一种鬲甗类袋足器系统文化，其间的差异在于鬲甗形制的细部区别及比例构成等等，此与二里头文化的罐盆类平底或圜底器系统文化形成鲜明区别；而下七垣文化之中占据第二位的罐盆类平底器，可以看作正是中原与北方之间的互动过渡的中间媒介器形。
商代时期，中原的商文化占据了太行山东麓中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在二里岗上层时期可能曾一度拥有了太行山东麓的全部，代表性遗址有定州北庄子、藁城台西、邢台东先贤、邯郸涧沟、安阳殷墟等。太行山东麓北部地区继夏家店下层文化之后，是以花边鬲为特征的文化，代表性遗址有房山塔照（二期）、易县七里庄（三期）、涞水炭山等。中原与北方在商代的互动无疑是直接的和面对面的，前期是商文化的势力较强，一度将北方文化驱至燕山脚下，但北方文化很快又卷土重来将商文化南压至唐河流域，这一界限比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布南界要向南远得多，说明了北方文化的强势。
西周时期，周人的分封与殖民使得中原周文化迅速进入太行山东麓地区，但周文化对这一地区的全面占据经历了一个逐渐拓展的进程，大约在西周末到东周初期中原文化最终在这一地区完全取代了北方文化。这一复杂历程的突出表现是，周文化在北部地区与花边鬲文化遗存之间，存在着一个此长彼消的互动过程，这一过程实质上就是燕文化驱赶、融合土著文化的进程，是中原与北方互动的一个具体实证。这一历史进程在考古学上，在镇江营遗址（七期）和七里庄遗址（四期）均有鲜明突出的体现。
青铜时代中原与北方文化在太行山东麓地区的互动前沿，主要是在拒马河到滹沱河之间的广大地域，最终是周文化系统的燕文化逐渐扩张而全部占据了这一地区。
太行山西麓的汾河谷地也可称之为一条南北向走廊，位居太行山脉与吕梁山脉之间。这一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呈现出更加复杂化的形态。
夏代时期，汾河谷地南部为东下冯类型文化，代表性遗址有夏县东下冯、襄汾大柴等。北部为白燕四期文化，代表性遗址有太谷白燕、太原光社、忻州游邀、汾阳杏花村等。无论在地域上，还是在文化内涵构成方面，东下冯类型文化均介于中原二里头文化与白燕四期文化之间，因此应是两者之间互动的中间媒介。汾河谷地的北端是个复杂的地域，西北邻近黄河大拐弯地区，东北近邻桑干河上游流域，东南近邻滹沱河上游流域。黄河大拐弯地区分布着朱开沟文化（前期），桑干河中下游流域一带，则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而通过滹沱河通道，白燕四期文化向东到达太行山东麓，直接影响到下七垣文化。因此，汾河谷地北端一带，是中原与北方互动的重要前沿，多种文化系统在此交流碰撞。如果单从陶器群的宏观层面观察，从朱开沟文化（前期）、白燕四期文化到东下冯类型文化，可以说大致都属于一种鬲甗三足瓮类袋足器系统文化，其间的差异在于鬲甗瓮形制的细部区别及比例构成等等，此与二里头文化的罐盆类系统文化形成鲜明区别；而东下冯类型文化之中占据第二位的罐盆类器，可以看作正是中原与北方之间的互动过渡的中间媒介器形。另外，朱开沟文化中流行的花边鬲等因素，则代表着与燕山南北地区不同的另一种文化系统，反映了在北方系统内部存在着的东西方地域差异。
商代时期，汾河谷地南部为商文化，代表性遗址有夏县东下冯等。汾河谷地北部为白燕五期文化，代表性遗址有太谷白燕、汾阳杏花村等，典型陶器中的深腹鬲、蛋形瓮等代表着本地或北方文化的渊源；而商式鬲斝的存在，则又反映着中原文化的影响。黄河大拐弯以及吕梁山西麓的黄河谷地一带，先后属于朱开沟文化（后期）和高红H1遗存（或称李家崖文化），它们基本上都属于一种花边鬲系统文化，其与中原文化互动的突出证据是存在一定数量的商式青铜礼器。很明显，白燕五期文化是中原商文化与北方文化之间互动的重要媒介。
西周时期，汾河谷地南部为分封殖民的晋文化，其范围与势力逐渐扩张壮大。汾河谷地北部大概应继续属于非中原系统的地域文化。
青铜时代中原与北方文化在太行山西麓地区的互动前沿，主要是在汾河谷地的北部地区，最终大约到春秋时期，周文化系统的晋文化逐渐扩张而占据了这一地区的大部。
青铜时代中原文化与北方文化之间互动的通道与方向不仅仅是南北向的，同时也交叉着东西方向，具体说来就是横穿太行山脉沟通东西两翼的几条主要河谷，如：桑干河、唐河、滹沱河、漳河等等。正是这种纵横交错的网格状通道，才使得中原与北方之间的互动能够全面和丰富地实现。 桑干河流域，不仅沟通着太行山东西两翼，更是北方系统之内东西两大子系统之间的联结纽带。唐河、滹沱河、漳河谷地是横贯太行山东西的重要通路，是汾河谷地和太行山东麓两条文化交流走廊之间的联络巷道。因此可以说，中原和北方青铜文化之间的互动，既是南北向的，同时又是东西向的。
[1]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132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