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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仰韶文化占有全国新石器文化的“花心”地位[3]。
考察那些被认为是文明要素的仰韶文化后期阶段的考古资料，基本上限于房屋质量、结构，聚落数量、面积及分群，以及彩陶的繁盛与地域扩展等，从中可提取的可靠信息恐怕基本上限于人口的膨胀和彩陶这种普世的生活日用品的制作技术和艺术水平。它反映的应是史前农耕生活的发达程度，却少有如大汶口文化晚期那样的严重的贫富分化、社会分层和阶级分化的材料[4]。赵辉论及“仰韶文化之所以成为主动的一方，同它本身强大的实力有关。……据初步统计，（河南灵宝）仰韶文化庙底沟期的堆积有70多处，其中有三四处遗址的面积达50万平方米左右，北阳平遗址面积更是达到100多万平方米，其遗址数量之多、分布之密集、规模之大皆令人惊讶”[5]。但上引诸指标似乎仅昭示其人多势众，而难以得出实力强大的结论。经常被提及的仰韶文化晚期秦安大地湾“原始殿堂”，虽稍具章法，但仍与更早的作为公共活动场所的“大房子”一脉相承，其他遗存乏善可陈。虽“已有中心聚落和一般聚落的差别，但贫富分化似乎仍很有限”[6]。
从人文地理上看，仰韶文化分布的区域既超出了中原地区，中原地区也不是仰韶文化分布的中心区域。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仰韶文化时期没有形成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态势。
要之，仰韶文化因早年发现，考古工作充分，又地处中原，在研究中被抬升到了一个较高的地位，其文化与社会发展程度易被“放大”。但正如赵辉在梳理公元前5000～前3000年的文化形势时指出的那样，“通常会把仰韶文化的质地细腻、器形规整、烧成温度高而且图案漂亮的彩陶作为这个时期陶器制造技术的代表。其实，最早出现在大溪、崧泽文化的封闭窑室和黑、灰陶烧制技术，以及利用轮制成型技术而可能达成的批量生产的意义也不能低估。玉石器制作技术在长江流域诸文化中发展得较早且快，崧泽文化和南京北阴阳营、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存中的玉器便是当时的代表作”。他在综论公元前3000～前2500年的文化形势时进一步指出，与大汶口、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早期、良渚等文化相比，“同期的仰韶文化却显得比较衰弱”，“文化面貌十分统一的情形消失”，“进入一种离析状态”，开始“由各个地方文明对中原地区施加影响”，出现了“中原文化和周围几个地方文明实力对比的差距”。
尽管作者承认“在某种意义上说，当时的中原地区处在一种空虚状态”，但还是认为“可以把这一时期视为中原文化区开始形成的时期”。由于这个“中心”并不兴盛繁荣，所以周边地带的文化成就显得相当醒目：“地方文明都处在中原文化区的周边地带，它们几乎在相同的时间里达到很高的发展程度”。果如是，那时有无史前文明中心、中心何在，是否早在这一阶段就已“清楚地呈现出（以中原为中心的）三重结构”[7]也就成了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在数年后的另一篇论文中，赵辉调整了自己关于中原文化区形成的推论。他指出“仰韶文化松散离析的态势持续到大约公元前3000年左右，中原地区进入了一个各种文化重组的复杂阶段。”公元前2500～前2000年，“中原地区在经过庙底沟二期文化的调整之后再度崛起，形成了上述‘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8]。可知，他把中原中心形成的时间由公元前3000～前2500年下移到了此后的“中原龙山文化”时期。显然，这是十分恰切的。
[1] 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
[2] 严文明：《略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1992年第1期。
[3] 张学海：《新中原中心论》，《中原文物》2002年第3期。
[4] 栾丰实：《大汶口文化的社会发展进程研究》，《古代文明（第2卷）》，文物出版社，2003年。
[5] 赵辉：《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文物》2000年第1期。
[6] 韩建业：《略论中国铜石并用时代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和不同模式》，《古代文明（第2卷）》，文物出版社，2003年。
[7] 赵辉：《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文物》2000年第1期。
[8] 赵辉：《中国的史前基础——再论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文物》2006年第8期。
考察那些被认为是文明要素的仰韶文化后期阶段的考古资料，基本上限于房屋质量、结构，聚落数量、面积及分群，以及彩陶的繁盛与地域扩展等，从中可提取的可靠信息恐怕基本上限于人口的膨胀和彩陶这种普世的生活日用品的制作技术和艺术水平。它反映的应是史前农耕生活的发达程度，却少有如大汶口文化晚期那样的严重的贫富分化、社会分层和阶级分化的材料[4]。赵辉论及“仰韶文化之所以成为主动的一方，同它本身强大的实力有关。……据初步统计，（河南灵宝）仰韶文化庙底沟期的堆积有70多处，其中有三四处遗址的面积达50万平方米左右，北阳平遗址面积更是达到100多万平方米，其遗址数量之多、分布之密集、规模之大皆令人惊讶”[5]。但上引诸指标似乎仅昭示其人多势众，而难以得出实力强大的结论。经常被提及的仰韶文化晚期秦安大地湾“原始殿堂”，虽稍具章法，但仍与更早的作为公共活动场所的“大房子”一脉相承，其他遗存乏善可陈。虽“已有中心聚落和一般聚落的差别，但贫富分化似乎仍很有限”[6]。
从人文地理上看，仰韶文化分布的区域既超出了中原地区，中原地区也不是仰韶文化分布的中心区域。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仰韶文化时期没有形成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态势。
要之，仰韶文化因早年发现，考古工作充分，又地处中原，在研究中被抬升到了一个较高的地位，其文化与社会发展程度易被“放大”。但正如赵辉在梳理公元前5000～前3000年的文化形势时指出的那样，“通常会把仰韶文化的质地细腻、器形规整、烧成温度高而且图案漂亮的彩陶作为这个时期陶器制造技术的代表。其实，最早出现在大溪、崧泽文化的封闭窑室和黑、灰陶烧制技术，以及利用轮制成型技术而可能达成的批量生产的意义也不能低估。玉石器制作技术在长江流域诸文化中发展得较早且快，崧泽文化和南京北阴阳营、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存中的玉器便是当时的代表作”。他在综论公元前3000～前2500年的文化形势时进一步指出，与大汶口、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早期、良渚等文化相比，“同期的仰韶文化却显得比较衰弱”，“文化面貌十分统一的情形消失”，“进入一种离析状态”，开始“由各个地方文明对中原地区施加影响”，出现了“中原文化和周围几个地方文明实力对比的差距”。
尽管作者承认“在某种意义上说，当时的中原地区处在一种空虚状态”，但还是认为“可以把这一时期视为中原文化区开始形成的时期”。由于这个“中心”并不兴盛繁荣，所以周边地带的文化成就显得相当醒目：“地方文明都处在中原文化区的周边地带，它们几乎在相同的时间里达到很高的发展程度”。果如是，那时有无史前文明中心、中心何在，是否早在这一阶段就已“清楚地呈现出（以中原为中心的）三重结构”[7]也就成了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在数年后的另一篇论文中，赵辉调整了自己关于中原文化区形成的推论。他指出“仰韶文化松散离析的态势持续到大约公元前3000年左右，中原地区进入了一个各种文化重组的复杂阶段。”公元前2500～前2000年，“中原地区在经过庙底沟二期文化的调整之后再度崛起，形成了上述‘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8]。可知，他把中原中心形成的时间由公元前3000～前2500年下移到了此后的“中原龙山文化”时期。显然，这是十分恰切的。
[1] 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
[2] 严文明：《略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1992年第1期。
[3] 张学海：《新中原中心论》，《中原文物》2002年第3期。
[4] 栾丰实：《大汶口文化的社会发展进程研究》，《古代文明（第2卷）》，文物出版社，2003年。
[5] 赵辉：《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文物》2000年第1期。
[6] 韩建业：《略论中国铜石并用时代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和不同模式》，《古代文明（第2卷）》，文物出版社，2003年。
[7] 赵辉：《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文物》2000年第1期。
[8] 赵辉：《中国的史前基础——再论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文物》200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