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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期，这里仍集中着大量的人口，存在着贵族群体和服务于贵族的手工业，值得注意的是，从此期起，二里头都邑的铸铜作坊开始铸造斝、鼎等以非二里头系统陶礼器为原形的铜礼器，这与前此以爵、盉等陶礼器为原形的铜礼器铸造规制有显著的区别（图8）。有学者进而认为出现铜鼎和铜斝的二里头文化第四期“应属于二里冈下层的最早期阶段”，此期铸铜技术上一个显著的变化是，铸造铜容器的复合范由双范变为三范[4]。
图8 二里头文化至二里冈文化青铜容器的流变
（WT245M49属王城岗遗址，C8T166M6、C8M32、MGM2属郑州商城，其余属二里头遗址）
与此同时，郑州商城宫殿区一带出现了大型聚落 [仅据《郑州商城》报告[5]披露的地点统计，这一聚落（或聚落群）的面积即可达80万平方米]。这里发现了长100余米，宽约8米的大型夯土遗迹，发掘者认为其应为城墙的夯土墙基[6]。从其存在基槽这一特点看，与郑州商城城墙平地起建的建筑风格有异，因此不排除其为大型建筑的可能性。无论如何，在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的阶段，郑州一带新出现了存在大型夯土建筑工程的庞大聚落，这在区域聚落布局上是一个值得予以充分注意的迹象。在这一聚落内，还发现了出土铜玉礼器的墓葬（图9）[7]。此期偏晚阶段，开始兴建郑州商城的城墙；但铸铜作坊尚未投入使用[8]。
青铜礼器组合中新器类的出现，以及青铜礼器从仅为二里头都邑内的贵族使用到见于二里头以外的聚落，反映了这一时期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
在这一时期的陶器组合上，以二里头文化系统为主体，同时融进了下七垣文化、岳石文化等外来因素。这一出现于郑洛地区的新的考古学文化变体或可称为二里头文化“洛达庙类型”[9]，有学者称其为“伊洛·郑州系”[10]。它奠定了日后二里冈文化发展的基础。
作为早期王朝初期阶段的二里头时代与二里冈时代，统治者对青铜礼器铸造权保持着绝对的垄断。这种重要礼器生产上的排他性，可以作为判别核心都邑的决定性标志。随着下一阶段铸造青铜礼器的作坊由二里头迁至郑州南关外，二里头都邑沦为一般聚落，二里头时代也就正式为二里冈时代所取代。如果把视野下延至殷墟时代，可知二里头文化向二里冈文化、二里冈文化向殷墟文化演进的契机，就是这一大的历史发展阶段中王朝的主都由二里头、至郑州商城再向安阳殷墟的迁徙[11]。可以说，都邑的迁移是导致社会复杂化阶段考古学文化演变的重要因素。
[1] 许宏、陈国梁、赵海涛：《二里头遗址聚落形态的初步考察》，《考古》2004年第11期。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二里头遗址2004～2006年田野考古的主要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2期，2006年。
[3] 许宏：《二里头1号宫殿基址使用年代刍议》，《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
[4] 宫本一夫：《二里头文化青铜彝器的演变及意义》，《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
[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
[6]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郑州商城宫殿区夯土墙1998年的发掘》，《考古》2000年2期。
[7]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新发现的几座商墓》，《文物》2003年第4期。
[8]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
[9] 袁广阔：《先商文化新探》，《中原文物》2002年第2期。
[10] 秦小丽：《二里头时代の土器动态とその背景——中国初期国家形成过程における地域间关系の分析》，《东方学》（京都）第106辑，2003年。
图8 二里头文化至二里冈文化青铜容器的流变
（WT245M49属王城岗遗址，C8T166M6、C8M32、MGM2属郑州商城，其余属二里头遗址）
与此同时，郑州商城宫殿区一带出现了大型聚落 [仅据《郑州商城》报告[5]披露的地点统计，这一聚落（或聚落群）的面积即可达80万平方米]。这里发现了长100余米，宽约8米的大型夯土遗迹，发掘者认为其应为城墙的夯土墙基[6]。从其存在基槽这一特点看，与郑州商城城墙平地起建的建筑风格有异，因此不排除其为大型建筑的可能性。无论如何，在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的阶段，郑州一带新出现了存在大型夯土建筑工程的庞大聚落，这在区域聚落布局上是一个值得予以充分注意的迹象。在这一聚落内，还发现了出土铜玉礼器的墓葬（图9）[7]。此期偏晚阶段，开始兴建郑州商城的城墙；但铸铜作坊尚未投入使用[8]。
青铜礼器组合中新器类的出现，以及青铜礼器从仅为二里头都邑内的贵族使用到见于二里头以外的聚落，反映了这一时期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
在这一时期的陶器组合上，以二里头文化系统为主体，同时融进了下七垣文化、岳石文化等外来因素。这一出现于郑洛地区的新的考古学文化变体或可称为二里头文化“洛达庙类型”[9]，有学者称其为“伊洛·郑州系”[10]。它奠定了日后二里冈文化发展的基础。
作为早期王朝初期阶段的二里头时代与二里冈时代，统治者对青铜礼器铸造权保持着绝对的垄断。这种重要礼器生产上的排他性，可以作为判别核心都邑的决定性标志。随着下一阶段铸造青铜礼器的作坊由二里头迁至郑州南关外，二里头都邑沦为一般聚落，二里头时代也就正式为二里冈时代所取代。如果把视野下延至殷墟时代，可知二里头文化向二里冈文化、二里冈文化向殷墟文化演进的契机，就是这一大的历史发展阶段中王朝的主都由二里头、至郑州商城再向安阳殷墟的迁徙[11]。可以说，都邑的迁移是导致社会复杂化阶段考古学文化演变的重要因素。
[1] 许宏、陈国梁、赵海涛：《二里头遗址聚落形态的初步考察》，《考古》2004年第11期。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二里头遗址2004～2006年田野考古的主要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2期，2006年。
[3] 许宏：《二里头1号宫殿基址使用年代刍议》，《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
[4] 宫本一夫：《二里头文化青铜彝器的演变及意义》，《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
[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
[6]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郑州商城宫殿区夯土墙1998年的发掘》，《考古》2000年2期。
[7]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新发现的几座商墓》，《文物》2003年第4期。
[8]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
[9] 袁广阔：《先商文化新探》，《中原文物》2002年第2期。
[10] 秦小丽：《二里头时代の土器动态とその背景——中国初期国家形成过程における地域间关系の分析》，《东方学》（京都）第106辑，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