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无城”的概念，萌生于我二十年前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时的观察与思考。二里头至西周时代都邑的聚落形态，与之前的龙山时代、之后的春秋战国时代的城址林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予人以深刻的印象。但当时的学术视域限于先秦，只能得出早期都邑城垣或有或无的粗浅结论。当我们把视野下移，及于秦代两汉，再与更后的古代都邑相比较，“大都无城”这一中国早期都邑乃至社会层面的特质，就昭然若揭了。
然而长期以来，把城垣看作纵贯中国古代都邑之始终的标志物和必要条件的观点，影响甚巨。这就难怪有年轻朋友认为“大都无城”的提法，具有相当的“颠覆性”了。但读了这本小书，读者朋友可以知道这并非标新立异之说，只是对中国古代都邑遗存显现出的某种现象的一个提示，对都邑发展阶段性特质的归纳和提炼而已。它由具体的考古资料支撑，是否能够成立，还要靠读者来检核指谬。从考古材料出发进行独立的分析思考，是我最想与读者诸君共勉的。
2000年，拙著《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一书出版。在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期间以及其后的工作实践中，我愈益感到“总平面图式”分析都邑遗址的局限性，因而一直在呼吁动态解读的理念。如果说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田野工作是这种理念的现地实践的话，那么对曲阜鲁城、燕下都直到这本小书所囊括的先秦秦汉主要都邑的重新梳理，就是综合研究层面上的一种践行。大家会注意到某些都邑遗址分见于不同的章节（时段
然而长期以来，把城垣看作纵贯中国古代都邑之始终的标志物和必要条件的观点，影响甚巨。这就难怪有年轻朋友认为“大都无城”的提法，具有相当的“颠覆性”了。但读了这本小书，读者朋友可以知道这并非标新立异之说，只是对中国古代都邑遗存显现出的某种现象的一个提示，对都邑发展阶段性特质的归纳和提炼而已。它由具体的考古资料支撑，是否能够成立，还要靠读者来检核指谬。从考古材料出发进行独立的分析思考，是我最想与读者诸君共勉的。
2000年，拙著《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一书出版。在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期间以及其后的工作实践中，我愈益感到“总平面图式”分析都邑遗址的局限性，因而一直在呼吁动态解读的理念。如果说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田野工作是这种理念的现地实践的话，那么对曲阜鲁城、燕下都直到这本小书所囊括的先秦秦汉主要都邑的重新梳理，就是综合研究层面上的一种践行。大家会注意到某些都邑遗址分见于不同的章节（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