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个孔子，提出了能人之治，其所谓的能人大意是指品格高尚之人。孔子做过小官，治理过地方，还取得了成功，于是孔子的能人之治“千古流芳”（这段历史是在曲阜参观时听到的，看演出的时候，故事也是这么说的）。可能是不约而同，古希腊的柏拉图也提出了“最佳的方法不是给予法律以最高权威，二是给与明晓统治艺术、具有大智大慧的人以最高权威”。二位贤者跨越时空，其想法惊人的一致。不同之处在于，柏拉图在西西里岛的锡拉古城想建立理想国，遭遇失败，于是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虽然“国家的有效运行需要由具有最高智慧的和不会作出错误判断的人来掌控。由于这种人很难找到，所以提出了法律国家是人进行统治的次优选择”。在孔子以后的几千年里，传统中国把孔子的思想视为圭臬，“祖宗之法不可变”，实际上只是把孔子挂在嘴边，暗地里施行的法家思想。新朝的王莽曾经想复辟，结果是无疾而终。而柏拉图的思想在近代复兴，造就现在发达的西方。
我个人认为，凡是思想，均有其局限性，有历史的局限性，有地域的局限性，有经济的局限性，也有社会的局限性，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思想。孔子思想也好，柏拉图的思想也好，均是如此。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抛弃以前的思想，或者扬弃，否定之否定，社会才能不断的发展。在传统中国，建立王朝的开国皇帝，均为后边的子孙万代留下了“祖宗之法”，严令严格遵照执行。可是老皇帝归天以后，子孙有多少遵照执行的。
这个世界上，好像有这么一种规律，出现一种思想，肯定会改变以前的思想，当新出现的思想发展到一定程度，肯定又会出来更新的思想。世界大抵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