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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刊选登（连载二百零九）
在座的绝大部分人对我都不熟悉，所以我先做个自我介绍。我叫郭德贤，和我国非常著名的相声演员郭德纲就差最后那个字。我1982年3月从保定的空军二预校来到新疆八航校。作为一名飞行学员，我经过了校直飞行学员大队、一团飞行一大队、四团飞行一大队的培训，于1984年6月毕业。毕业后留在鄯善成为了一名飞行教员。离开八航校是1988年10月，跟随四团一起去往四川西昌组建成都军区空军训练基地。1998年转业后来到了民航，现在仍然从事自己喜欢的飞行工作。
八航校是我的母校，我有6年半的青春时光是在那里度过的。当时的我们，正值年少风华正茂，那里有我们的欢笑也有我们的泪水。虽经岁月的磨砺却依然磨灭不掉我们心中对她的珍贵记忆，这段记忆足以让我们去珍惜去怀念，她已经成为了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2017年7月1日，八航校战友郭德贤在北京召开的纪念空军第八航空学校建校50周年大会上讲话。
我忘不了新疆那茫茫戈壁和一望无际的蓝天，忘不了那里冬天的寒冷和夏天的炎热，忘不了那里的坎儿井和沙枣树，忘不了营院里的白杨树和柏油路，忘不了宿舍楼门口的地瓜花和葡萄架，忘不了卖西瓜的毛驴车和轻轻一弹就破的小西瓜，忘不了家属院的干打垒和空勤灶的大地窖，忘不了“地面苦练，空中精飞”的格言，忘不了训练场上整齐划一的步伐和篮球场上生龙活虎的身影，忘不了塔台指挥员那熟悉的声音和伴随我们穿云破雾的战机，更忘不了那尊敬的领导、亲切的教员、兄弟般的战友，他们好像没有一点私心杂念，都是全身心投入到飞行训练中。正是这一代代高标准严要求、认真细致忘我工作的八校人，创造了连续安全飞行25年的奇迹！
今天，组委会特意安排我讲述一起发生在我们飞行训练中的典型事件，带领大家共同重温当年的训练场景！但我不善言辞，请大家多包涵！
那是1984年2月27号的上午，想想距今已有33年了！在八校四团新疆鄯善机场，飞行一大队正在组织飞行训练。记得当时天气寒冷，天气一反常态，天空不像平时的蓝天那样一望无际，而是上面有一层薄云下面有一些雾霾，能见度不是很好！一号塔台主指挥员是侯文设大队长，副指挥员是赵康应团长，二号塔台指挥员是大队政委马广聚，当天参加训练的还有来自校部的贾永生副校长。
我当时18岁，再有10多天就该过19岁的生日了。我的飞行科目是仪表单飞，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8字穿云飞行，这是我飞高教机以来的第一次仪表单飞。上午11点25分，我驾驶13号米格-15比斯飞机起飞，穿过云层之后，上面晴空万里，下面云雾缭绕，这天气对仪表训练来说是个锻炼的好机会。起飞约20分钟后，我利用仪表对准跑道方向准备下降着陆。下降的标准程序是放下起落架以每秒30米的下降率下降。当我把起落架手柄放下后，习惯性的收油门松杆使飞机转入下降，突然飞机向右倾斜带着侧滑偏离了原来的航向，我赶紧压杆登舵进行修正，等飞行状态稳定后仔细一看，果然不出所料，是左起落架没有放出来.因为左起落架放下的绿色信号灯没有亮，左机翼上相应的手指粗细、黑白相间的起落架放出指示杆也没有伸出来。于是我保持好飞行状态，边下降边报告：“一号，42叫”，我的代号是42，“一号回答”，无线电传来一号指挥员侯文设大队长熟悉的声音，“我的左起落架没有放出”，“42，你再仔细检查一遍”，“明白”。我又进行了仔细检查，确信我的判断无误。过了一会又传来了塔台的指令：“42，你继续下降到高度500米改平通场”，“明白”。我知道通场的目的是为了从地面观察起落架情况。
这时，平时忙碌的无线电里，一片静默。除了必须的通话外大家都把无线电空间留给了我和指挥员。说实话，我当时并没有紧张。一是我的个人性格特点，用现在的话说叫心理素质好；二是飞机设计有备份系统，心想用应急系统总可以放出来吧！
很快，我就驾机穿过云层来到云下，在500米的高度改为平飞准备通场。“一号，42通场”，“42，通场时再次正常收放起落架”，“明白”。通场后指挥员告诉我说，从地面看左起落架确实没有放出来，又指挥我爬升到800米高度再次通场应急放起落架。对正跑道后，我左手握杆右手拉起落架应急开锁拉环。不行，拉不动呀！心里咯噔一下，坏了，应急放也悬！于是两腿夹杆腾出双手，抓住拉环使足了力气往后拉，锁终于开了，但起落架仍然待在轮舱里一动不动。
我后来知道，这时候在场的所有人都紧张了，在空中飞行的副校长贾永生已经提前落地赶到了塔台，副指挥员团长赵康应操起电话通知各单位做好紧急救援准备，正在吃饭的副大队长李永阳把碗一撂，马上组织各类消防车、救护车、抢险车和抢险人员就位，随时待命！我的飞行教员董法金和其他在地面的飞行教员学员们都跑出休息室，用关切的目光注视天空，关注着我的一举一动。就连韩吉堂校长也匆忙坐上运五飞机从柳树泉向四团赶来。
无线电里传来一个微弱的声音，“一号，让42做横滚和俯冲跃升，利用惯性把起落架甩出来。”我听出来了，是在空域飞行的我们中队的蒲明教员。
于是，我听从指挥爬升到1700的高度，在机场上空做了快速横滚和俯冲急跃升，想利用巨大的惯性把起落架甩出，可是都没有成功！我只好下降高度沿着起落航线在机场上空盘旋，盘旋了一圈又一圈。时间在一分一分地消失，油量也在一点一点地减少，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这时候，塔台里侯文设大队长，赵康应团长和贾永生副校长正在讨论下一步如何办的问题。如果起落架应急放不出来，是迫降还是跳伞？如果选择迫降副油箱要不要投掉，哪个更有利于保护飞机。
12点10分，飞机已经在空中飞行了45分钟了。突然，飞机油量警告灯亮了！我马上报告：“一号，42油量警告灯亮了，剩油300”，“42应急放起落架”，“明白”。我心里想，能不能放出来这是最后一招了，于是起落架手柄中立，拉锁，手柄放下，打开旋转开关护盖，旋转应急放起落架开关，一系列动作一气呵成，可起落架依然纹丝不动！
“42，油量？”我回答“油量200”，飞机大概还可以再飞6到7分钟，无线电里传来团长赵康应的声音：“42，我是团长，准备两轮着陆，接地位置靠右！”，“明白”，我最常用的就这两个字。大队长侯文设也给我鼓劲：“42，你要保持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勇敢、坚定、沉着！”在三转弯的时候，我得到指令：“42，投掉副油箱”。我边转弯边打开投弹红色护盖，按下了投弹按钮。三转弯改出后，一号问我，副油箱投掉没有？我当时懵了，我说我已经按了投弹按钮，副油箱掉没掉不知道呀。“你往两侧机翼看看还有没有”，我恍然大悟，左右一看，“哦，没有了”。因为起落航线的四边很短，这一耽搁跑道已经接近飞机侧方，我赶紧进入四转弯，转了个大弯对正跑道。为了消除飞机因起落架不对称造成的侧滑，需要适当地登舵压杆，稍微增加了操纵难度。“42，高度好，方向好，注意速度”，指挥员提醒。我点了一下减速板调整好速度，飞机沿着右半边延长线飞向跑道，在指挥员的提示下，飞机准确地在跑道的右半边T字布侧方轻轻接地，接地后左翼突然下沉，我在向右压杆修正的时候，无意中带了点杆，飞机就轻轻飘了起来。飞过米格-15比斯飞机的飞行员都知道，它比歼教五飞机的操纵灵敏多了。好在它也就是贴地飘，稳住杆一会就又接地了。速度减小后前轮也接地了，右轮加前轮滑跑的飞机相对稳定了许多，但随着飞机速度越来越小，左翼的升力明显不足，需要我不断地向右增加压杆量产生更多的升力来平衡机翼。有一次左翼尖下面的黑色无线电天线杆都被打掉了，速度越来越小，左翼终于牢牢地划在水泥道面上，翼尖的摩擦使飞机倾斜着急速左偏。我立即登满右舵刹车减速，耳机里传来二号指挥员马广聚政委急促的声音：“关车关车，42关车。”我顺手提起了停车手柄，切断了油路。飞机在跑道1400米处从左侧偏出，最终在离跑道18米处以约60度的夹角歪着膀子停在了备降道上！
很快飞机就被各种救援车辆包围，机务兄弟动作最快，爬上飞机打开座舱盖就一把抓住我往外拉，但他那能拉得动呀。因为他忘了我还穿着伞、系着安全带呢！我说：“兄弟！别急，没事了！让我把关车后的动作做完”。随后我完成了关车后的程序走下飞机。这时，李永阳副大队长已经坐着吉普车过来接我了！
退场时，我坐在车上心里一直在想，还有哪里没处置好呀？有什么欠缺的地方呀？大队长侯文设最后一个上车，记得他上车后第一句话就说：“各位教员回去后议一议，看看是报二等功合适还是三等功合适。”听到这句肯定的话，我心里终于踏实了。
当天，机务人员对飞机进行了全面检查和水平测量，除了翼尖和尾部防擦垫有点擦伤外，飞机完好无损。另外查明，起落架放不下来的原因，是左起落架护板卡在轮舱里两到三毫米！由于这架飞机刚刚做了100小时的定检工作，机务人员在安装起落架的时候，把左起落架支柱动作筒少拧了两圈。因此，虽说我们每天检查的起落架支柱上的红色油漆线仍然能够对正，但左起落架的长度却多出了一截。当收起落架时，固定在动作筒上的护板由于液压和空气动力的作用挤进了轮舱，可要放的时候却被卡得死死的。
事后有人问我，你恨不恨机务人员呀？我说，为什么要恨？我还要谢他们呢！出事后，是他们第一个冲上来救我，工作中出现差错是难免的，保证飞行安全的最后关口就是我们飞行员嘛！
还有许多人问我，当时你是怎么想的？有没有在脑海中闪现什么英雄人物呀？是不是后悔还没有写遗书呀？你当时为什么没有选择跳伞呀？说实话，没有英雄人物闪现，也没有后悔没来得及写遗书的事，因为我很忙没有时间想这些。至于说跳伞的事我想是这样的，受当时那个年代的教育影响，自打我1981年6月在太原军分区领了军装，把自己的所有东西都寄回家的时候，我就把自己交给了国家。保护国家的生命财产安全是首要的，自己的生命是次要的。虽说那架飞机和现在我飞的价格10几亿的飞机没有可比性，但当时我们国家还很穷，只要有可能我就不会让它变成废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是军人的天职，只要飞机还可操纵就不会轻易跳伞，而且我对自己的飞行技术也有信心！
事后，我得到了三等功的奖励，但我更欣慰一位老飞行员对我的肯定，他就是当时乌鲁木齐空军指挥所副主任、我们八航校的老校长王继文。他在八校召开的大会上说：“当八航校安全飞行15年的红旗将要倒下去的时候，是他给我们扶住了！他是我们八航校的英雄！”
但我明白，这次特情的成功处置，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如果换做他人可能比我处置得更好。成绩来自于集体，荣誉来自于大家。如果没有领导的淳淳教导，没有飞行指挥员的正确指挥，没有飞行教员的无私传授，没有飞行保障各单位人员的积极配合，没有在座各位前辈的传帮带，就可能没有这么好的收场。
在我17年的当兵经历中，除了八校的6年半，预校的8个月，剩下的10年时间也都是在86124部队度过的。虽说部队名称变了，但是基础仍是来自八校四团的人员。我们把八校保证飞行安全的好思想好作风在祖国的西南边陲发扬光大，当年在全空军的各个训练基地中，86124部队仍然是保证飞行安全最长的单位。
我要说，我是八校人，我自豪！
在座的绝大部分人对我都不熟悉，所以我先做个自我介绍。我叫郭德贤，和我国非常著名的相声演员郭德纲就差最后那个字。我1982年3月从保定的空军二预校来到新疆八航校。作为一名飞行学员，我经过了校直飞行学员大队、一团飞行一大队、四团飞行一大队的培训，于1984年6月毕业。毕业后留在鄯善成为了一名飞行教员。离开八航校是1988年10月，跟随四团一起去往四川西昌组建成都军区空军训练基地。1998年转业后来到了民航，现在仍然从事自己喜欢的飞行工作。
八航校是我的母校，我有6年半的青春时光是在那里度过的。当时的我们，正值年少风华正茂，那里有我们的欢笑也有我们的泪水。虽经岁月的磨砺却依然磨灭不掉我们心中对她的珍贵记忆，这段记忆足以让我们去珍惜去怀念，她已经成为了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2017年7月1日，八航校战友郭德贤在北京召开的纪念空军第八航空学校建校50周年大会上讲话。
我忘不了新疆那茫茫戈壁和一望无际的蓝天，忘不了那里冬天的寒冷和夏天的炎热，忘不了那里的坎儿井和沙枣树，忘不了营院里的白杨树和柏油路，忘不了宿舍楼门口的地瓜花和葡萄架，忘不了卖西瓜的毛驴车和轻轻一弹就破的小西瓜，忘不了家属院的干打垒和空勤灶的大地窖，忘不了“地面苦练，空中精飞”的格言，忘不了训练场上整齐划一的步伐和篮球场上生龙活虎的身影，忘不了塔台指挥员那熟悉的声音和伴随我们穿云破雾的战机，更忘不了那尊敬的领导、亲切的教员、兄弟般的战友，他们好像没有一点私心杂念，都是全身心投入到飞行训练中。正是这一代代高标准严要求、认真细致忘我工作的八校人，创造了连续安全飞行25年的奇迹！
今天，组委会特意安排我讲述一起发生在我们飞行训练中的典型事件，带领大家共同重温当年的训练场景！但我不善言辞，请大家多包涵！
那是1984年2月27号的上午，想想距今已有33年了！在八校四团新疆鄯善机场，飞行一大队正在组织飞行训练。记得当时天气寒冷，天气一反常态，天空不像平时的蓝天那样一望无际，而是上面有一层薄云下面有一些雾霾，能见度不是很好！一号塔台主指挥员是侯文设大队长，副指挥员是赵康应团长，二号塔台指挥员是大队政委马广聚，当天参加训练的还有来自校部的贾永生副校长。
我当时18岁，再有10多天就该过19岁的生日了。我的飞行科目是仪表单飞，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8字穿云飞行，这是我飞高教机以来的第一次仪表单飞。上午11点25分，我驾驶13号米格-15比斯飞机起飞，穿过云层之后，上面晴空万里，下面云雾缭绕，这天气对仪表训练来说是个锻炼的好机会。起飞约20分钟后，我利用仪表对准跑道方向准备下降着陆。下降的标准程序是放下起落架以每秒30米的下降率下降。当我把起落架手柄放下后，习惯性的收油门松杆使飞机转入下降，突然飞机向右倾斜带着侧滑偏离了原来的航向，我赶紧压杆登舵进行修正，等飞行状态稳定后仔细一看，果然不出所料，是左起落架没有放出来.因为左起落架放下的绿色信号灯没有亮，左机翼上相应的手指粗细、黑白相间的起落架放出指示杆也没有伸出来。于是我保持好飞行状态，边下降边报告：“一号，42叫”，我的代号是42，“一号回答”，无线电传来一号指挥员侯文设大队长熟悉的声音，“我的左起落架没有放出”，“42，你再仔细检查一遍”，“明白”。我又进行了仔细检查，确信我的判断无误。过了一会又传来了塔台的指令：“42，你继续下降到高度500米改平通场”，“明白”。我知道通场的目的是为了从地面观察起落架情况。
这时，平时忙碌的无线电里，一片静默。除了必须的通话外大家都把无线电空间留给了我和指挥员。说实话，我当时并没有紧张。一是我的个人性格特点，用现在的话说叫心理素质好；二是飞机设计有备份系统，心想用应急系统总可以放出来吧！
很快，我就驾机穿过云层来到云下，在500米的高度改为平飞准备通场。“一号，42通场”，“42，通场时再次正常收放起落架”，“明白”。通场后指挥员告诉我说，从地面看左起落架确实没有放出来，又指挥我爬升到800米高度再次通场应急放起落架。对正跑道后，我左手握杆右手拉起落架应急开锁拉环。不行，拉不动呀！心里咯噔一下，坏了，应急放也悬！于是两腿夹杆腾出双手，抓住拉环使足了力气往后拉，锁终于开了，但起落架仍然待在轮舱里一动不动。
我后来知道，这时候在场的所有人都紧张了，在空中飞行的副校长贾永生已经提前落地赶到了塔台，副指挥员团长赵康应操起电话通知各单位做好紧急救援准备，正在吃饭的副大队长李永阳把碗一撂，马上组织各类消防车、救护车、抢险车和抢险人员就位，随时待命！我的飞行教员董法金和其他在地面的飞行教员学员们都跑出休息室，用关切的目光注视天空，关注着我的一举一动。就连韩吉堂校长也匆忙坐上运五飞机从柳树泉向四团赶来。
无线电里传来一个微弱的声音，“一号，让42做横滚和俯冲跃升，利用惯性把起落架甩出来。”我听出来了，是在空域飞行的我们中队的蒲明教员。
于是，我听从指挥爬升到1700的高度，在机场上空做了快速横滚和俯冲急跃升，想利用巨大的惯性把起落架甩出，可是都没有成功！我只好下降高度沿着起落航线在机场上空盘旋，盘旋了一圈又一圈。时间在一分一分地消失，油量也在一点一点地减少，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这时候，塔台里侯文设大队长，赵康应团长和贾永生副校长正在讨论下一步如何办的问题。如果起落架应急放不出来，是迫降还是跳伞？如果选择迫降副油箱要不要投掉，哪个更有利于保护飞机。
12点10分，飞机已经在空中飞行了45分钟了。突然，飞机油量警告灯亮了！我马上报告：“一号，42油量警告灯亮了，剩油300”，“42应急放起落架”，“明白”。我心里想，能不能放出来这是最后一招了，于是起落架手柄中立，拉锁，手柄放下，打开旋转开关护盖，旋转应急放起落架开关，一系列动作一气呵成，可起落架依然纹丝不动！
“42，油量？”我回答“油量200”，飞机大概还可以再飞6到7分钟，无线电里传来团长赵康应的声音：“42，我是团长，准备两轮着陆，接地位置靠右！”，“明白”，我最常用的就这两个字。大队长侯文设也给我鼓劲：“42，你要保持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勇敢、坚定、沉着！”在三转弯的时候，我得到指令：“42，投掉副油箱”。我边转弯边打开投弹红色护盖，按下了投弹按钮。三转弯改出后，一号问我，副油箱投掉没有？我当时懵了，我说我已经按了投弹按钮，副油箱掉没掉不知道呀。“你往两侧机翼看看还有没有”，我恍然大悟，左右一看，“哦，没有了”。因为起落航线的四边很短，这一耽搁跑道已经接近飞机侧方，我赶紧进入四转弯，转了个大弯对正跑道。为了消除飞机因起落架不对称造成的侧滑，需要适当地登舵压杆，稍微增加了操纵难度。“42，高度好，方向好，注意速度”，指挥员提醒。我点了一下减速板调整好速度，飞机沿着右半边延长线飞向跑道，在指挥员的提示下，飞机准确地在跑道的右半边T字布侧方轻轻接地，接地后左翼突然下沉，我在向右压杆修正的时候，无意中带了点杆，飞机就轻轻飘了起来。飞过米格-15比斯飞机的飞行员都知道，它比歼教五飞机的操纵灵敏多了。好在它也就是贴地飘，稳住杆一会就又接地了。速度减小后前轮也接地了，右轮加前轮滑跑的飞机相对稳定了许多，但随着飞机速度越来越小，左翼的升力明显不足，需要我不断地向右增加压杆量产生更多的升力来平衡机翼。有一次左翼尖下面的黑色无线电天线杆都被打掉了，速度越来越小，左翼终于牢牢地划在水泥道面上，翼尖的摩擦使飞机倾斜着急速左偏。我立即登满右舵刹车减速，耳机里传来二号指挥员马广聚政委急促的声音：“关车关车，42关车。”我顺手提起了停车手柄，切断了油路。飞机在跑道1400米处从左侧偏出，最终在离跑道18米处以约60度的夹角歪着膀子停在了备降道上！
很快飞机就被各种救援车辆包围，机务兄弟动作最快，爬上飞机打开座舱盖就一把抓住我往外拉，但他那能拉得动呀。因为他忘了我还穿着伞、系着安全带呢！我说：“兄弟！别急，没事了！让我把关车后的动作做完”。随后我完成了关车后的程序走下飞机。这时，李永阳副大队长已经坐着吉普车过来接我了！
退场时，我坐在车上心里一直在想，还有哪里没处置好呀？有什么欠缺的地方呀？大队长侯文设最后一个上车，记得他上车后第一句话就说：“各位教员回去后议一议，看看是报二等功合适还是三等功合适。”听到这句肯定的话，我心里终于踏实了。
当天，机务人员对飞机进行了全面检查和水平测量，除了翼尖和尾部防擦垫有点擦伤外，飞机完好无损。另外查明，起落架放不下来的原因，是左起落架护板卡在轮舱里两到三毫米！由于这架飞机刚刚做了100小时的定检工作，机务人员在安装起落架的时候，把左起落架支柱动作筒少拧了两圈。因此，虽说我们每天检查的起落架支柱上的红色油漆线仍然能够对正，但左起落架的长度却多出了一截。当收起落架时，固定在动作筒上的护板由于液压和空气动力的作用挤进了轮舱，可要放的时候却被卡得死死的。
事后有人问我，你恨不恨机务人员呀？我说，为什么要恨？我还要谢他们呢！出事后，是他们第一个冲上来救我，工作中出现差错是难免的，保证飞行安全的最后关口就是我们飞行员嘛！
还有许多人问我，当时你是怎么想的？有没有在脑海中闪现什么英雄人物呀？是不是后悔还没有写遗书呀？你当时为什么没有选择跳伞呀？说实话，没有英雄人物闪现，也没有后悔没来得及写遗书的事，因为我很忙没有时间想这些。至于说跳伞的事我想是这样的，受当时那个年代的教育影响，自打我1981年6月在太原军分区领了军装，把自己的所有东西都寄回家的时候，我就把自己交给了国家。保护国家的生命财产安全是首要的，自己的生命是次要的。虽说那架飞机和现在我飞的价格10几亿的飞机没有可比性，但当时我们国家还很穷，只要有可能我就不会让它变成废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是军人的天职，只要飞机还可操纵就不会轻易跳伞，而且我对自己的飞行技术也有信心！
事后，我得到了三等功的奖励，但我更欣慰一位老飞行员对我的肯定，他就是当时乌鲁木齐空军指挥所副主任、我们八航校的老校长王继文。他在八校召开的大会上说：“当八航校安全飞行15年的红旗将要倒下去的时候，是他给我们扶住了！他是我们八航校的英雄！”
但我明白，这次特情的成功处置，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如果换做他人可能比我处置得更好。成绩来自于集体，荣誉来自于大家。如果没有领导的淳淳教导，没有飞行指挥员的正确指挥，没有飞行教员的无私传授，没有飞行保障各单位人员的积极配合，没有在座各位前辈的传帮带，就可能没有这么好的收场。
在我17年的当兵经历中，除了八校的6年半，预校的8个月，剩下的10年时间也都是在86124部队度过的。虽说部队名称变了，但是基础仍是来自八校四团的人员。我们把八校保证飞行安全的好思想好作风在祖国的西南边陲发扬光大，当年在全空军的各个训练基地中，86124部队仍然是保证飞行安全最长的单位。
我要说，我是八校人，我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