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黄州
2025-11-05 08:51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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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三年正月一日，苏轼结束羁押从汴京出发赴黄州，四日到陈州，家小暂留此地托苏辙照看，只领儿子苏迈继续赶路，二月一日抵达贬所。行程辛苦自不用说，心境必也异于此前任何旅途。换个人，只怕沮丧还未缓过神，而苏轼却一路作诗五古七首，七古一首，七律三首，七绝五首，共16首，亲情、观景和感怀，都一一来到笔下。怎样的厄运与挫折，都不能摧毁作诗热情，让人不服不行。
苏轼刚到黄州没多久，在与司马光的尺牍中说“谪居穷陋，如在井底，”同时与妻弟王元直的尺牍，也说“黄州真在井底。”感觉身在井底，是心情坠到井底。其实单就风景而言，虽然穷陋，并不偪仄。先是寓居当地僧寺定惠院，与僧人一同用餐，周遭花木繁盛，颇有可观。据当时所作七律《初到黄州》，可信距离长江不远：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这首诗的主旨还只是随遇而安，心情安定下来便有美的发现。二月二十六日，雨后出外散步赏景，写得两首五律，其中有一句“海棠真一梦，”让诗人感觉梦幻的海棠，有充足理由确定就在寓居的定惠院东边。三月末上旬，写的一首七言古诗，就题作《寓居定惠寺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
“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自然富贵出天姿，不待金盘荐华屋。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林深雾暗晓光迟，日暖风轻春睡足。雨中有泪亦凄怆，月下无人更清淑。先生食饱无一事，散步逍遥自扪腹。不问人家
与僧舍，拄杖敲门看修竹。忽逢绝艳照衰朽，叹息无言揩病目。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寸根千里不易致，衔子飞来定鸿鹄。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樽歌此曲。明朝酒醒还独来，雪落纷纷那忍触。”
苏轼感叹，这株夹杂在凡俗草木中不为人识的名花，就像佳人被遣到幽僻空谷，当然也是寓写自己的境遇。常规是花喻美人，这里是美人喻花，其中“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实在是很绝妙的形容。考察苏轼的黄州岁月，其诗笔下的海棠，应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物象。
谪贬黄州的苏轼，虽觉掉井底而远隔世界，世上的朋友没有忘记苏轼，各地尺牍纷纷到来，不仅带来了外面的信息，更提供了无可替代的情感慰籍。苏轼也都一一作答，介绍自己的生活状况，交流自己的情感体验。不妨对比一下几个时期苏轼的尺牍写作：倅杭近三年，共写25首；密州整两年，共写32首；徐州两年又三月，共写55首，而初来黄州的元丰三年，就写了77首，此后元丰四年68首，元丰五年61首，到元丰六年，更是创纪录地达到85首。显而易见，个人交际的提升是因官场应酬的减少。阅读苏轼的黄州尺牍，对于了解苏轼的当时生活，是不可多得的资料。
解析苏轼黄州尺牍交流的对象，大致以下几种：一是一向志同道合心心相惜的朋友，例如滕达道、王巩、李常等。滕王二位还是苏轼一生中尺牍交流最多的人之二，一想起王巩因受自己牵联而发配蛮荒，就觉有愧，字里行间都是安慰鼓励；二是有着血缘亲缘和乡缘关系的亲友，例如堂兄子明子安等，三是文学、学术和思想的仰慕者和追随者，例如秦观、李廌、李之仪等，苏轼虽被贬谪，此类人士不仅没减少，在黄州时期还有发展；四是因官场往来而产生交接的友人，例如章惇、蔡景繁等人；五是多年交往的宗教界友人，例如佛印、参寥、宝月等。当然也有纯系官场社交的客套。尽管苏轼此刻屡有世态炎凉之叹，要是我们活剥了唐人高适的诗来安慰：莫愁世上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苏轼或许也是接受的。
如果说尺牍交流的朋友是天上的朋友圈，苏轼在黄州还有一个地上的朋友群。两组朋友多有重合，因一些尺牍上的朋友也是地界上常见的朋友。与这些朋友的频繁往来，很大程度上，构成苏轼黄州生活的主要脉络。
黄州朋友群的首席当属陈慥。陈慥字季常，是苏轼初入仕途签判凤翔时上司陈希亮的儿子，两人早就认识。按照苏轼元丰四年为其所作《方山子传》的说法，陈慥“少时慕朱家、郭解为人，闾里之侠皆宗之。”后来到光州与黄州之间名叫岐亭的地方隐居。苏轼曾作词临江仙赠陈慥，以“细马远驮双侍女，青巾玉带红靴。”形容其侠士风采。岐亭离黄州也就百多里，苏轼在从汴京去黄州的路上，是先路过岐亭见了陈慥，然后才去的贬所。苏轼在黄州期间，陈慥经常送与生活用品。苏轼也是因上陈慥家做客，才有机会造出“河东狮吼“这个妙趣横生的典故。不过我猜天生豪气的陈慥，未必就真的那么怕老婆，照《方山子传》的描写，其家虽然“环堵萧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可知夫妻关系还是融洽的，丈夫貌似惧内，或许也就侠骨之外一种柔情，不料被苏轼发现，作了调笑的由头罢。
排在第二位的应是王齐愈王齐万兄弟俩。本为四川犍为人的王氏兄弟原是蜀中巨富，家里建成的书楼早就是当地一景。仁宗嘉佑四年，二十四岁的苏轼与苏辙随父苏洵乘船顺江而下出川，路过长江上游岸边的犍为，作了《犍为王氏书楼》一诗，感慨万卷藏书犹存，主人却已被甲出征去了。苏轼必也没想到，二十多年后，却在长江中游的黄州，见到书楼的旧时主人。按照苏轼诗咏王氏兄弟的说法“倾家取乐不论命，散尽黄金如转烛。惟余旧书一百车，方舟载入荆江曲。”王氏兄弟住在武昌县刘郎洑，与住家岐亭的陈慥一样，也在苏轼随时可以造访的范围。从苏轼留下的戏书王氏家的残句：“湖上秋风聚萤苑，门前春浪散花洲。”以及岁除题王家的桃符，“门大要容千驷入，堂深不觉百男欢。”可见苏轼与王氏兄弟的亲密。
另外，苏轼还与向为世交的杜道源杜孟坚父子，与黄州土著潘鲠、潘丙、潘原三兄弟，以及潘鲠的儿子大临、大观等交际甚多。按苏辙为兄长所作墓志铭中的说法：“幅巾芒屩，与田父野老，相従溪谷之间。”没有留下名姓的朋友，无疑数量更多。
如果说布衣陈慥等人的情谊是来自民间的温暖，作为地方官员的朱寿昌和徐君猷等提供的帮助，则略有几分贵人意味。
时任鄂州知州的朱寿昌，七岁即与母离散，成年后遍访天下寻母，为之不惜辞官，直到五十多岁，神宗熙宁三年，终于找到七十多岁的老母。因此朱寿昌不仅当时轰动天下，还入二十四孝，在历史上也是大有名气的人物。苏轼曾经撰写诗文，赞颂朱寿昌的事迹，两人无疑意气相投，苏轼来到离鄂州不远的黄州，朱寿昌即有尺牍致意，并遣人送来果酒表示慰问。苏轼曾写满江红，赞朱寿昌为“南山遗爱守。”但我考察两人的交往，重点关注两件事：
一是元丰三年四月，苏轼在一则答复朱寿昌的尺牍中说：“所问凌翠，至今虚位，云乃权发遣耳，何足挂齿牙！呵呵。”文中“凌翠，”当为苏轼的一位侍女，“云”则就是朝云。宋代的官场风气，官员酒宴待客，让侍女出来陪酒唱曲，也是官员的脸面，客人为其作词或赠物，以示对主人的友好，是当时的一种交谊方式。朱寿昌应该就是在这种场合知道凌翠以及朝云的。这里的意思，应是凌翠辞别出走了，而苏轼写这首尺牍时，家眷还在陈州，可知发生在来到黄州之前，甚至可能就在身陷囹圄时。不管什么原因。凌翠要走就能成行，可见当时侍女之于主人，尽管也是人身依附，关系却未绑死，还有自主选择的余地。又说“至今虚位，”则可知这位姑娘在苏家还有正式名分，地位应在朝云之上。接着的“云乃权发遣耳，”是不是说虽然凌翠出缺，朝云还暂未上位，只是代行其职的意思呢？后世通俗写手多赞美朝云对苏轼不离不弃，从善意说，较之凌翠的出走，朝云的确忠诚可赞，但想想朝云熙宁七年十二岁时来到苏家，到元丰三年也只有十八岁，身体或已发育，心智却可能仍在成长中，朝云的忠诚会不会也是阅历单纯的别无选择？当然，如能正式接替凌翠，应该也是一种聪明选择。
二是元丰五年二月，苏轼特意致书朱寿昌，说他刚获悉岳鄂地区乡下一个骇人听闻的恶俗，一些穷苦人家不肯多养孩子，一般有了二男一女后，再生了婴儿就按在水盆里淹死，尤其不肯养女孩，因此民间少女而多鳏夫。苏轼企盼朱寿昌在治下告以法律制止之。同时还建议对贫困的家庭周济粮钱，力求做到生有所养。苏轼顺带说起他在密州时，遇到饥荒年，民间也有弃子。因此主持贮备了食粮，专为收养弃儿，救了数十位弃儿的性命。朱寿昌对苏轼的来书有无文字回应，我暂时无暇查证，但苏轼就在致书朱寿昌后不久，还写有一则杂记《黄鄂之风》，说到一位名叫古耕道的士人，因“颇诚实，喜为善，“乃使率黄人之富者岁出十千，如愿过此者，亦听，使耕道掌之。“究其文意，是已责成古耕道掌管一个以富人集资而建立专为救助小儿的基金，可信就是苏轼建议催生的一个成果。然后苏轼还说：”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也。吾虽贫，亦当出十千。“为救助小儿不惟出主意，还愿贡献真金白银，苏轼的有心为善，也可算知行合一了。
相比苏轼与朱寿昌的友谊显得较为正襟危坐，与黄州知州徐君猷的交往就更多娇歌曼舞，旖旎春光。苏轼初到黄州时的父母官还是陈轼，其对苏轼也很友善。陈轼当年八月罢任后，作为继任者的徐君猷九月才来，这位徐使君较朱使君在地理上更近，苏轼与之往来也更频繁。徐君猷与苏轼在密州时的通判赵成伯气质相类，追求及时行乐，酷爱歌舞美人，门下侍女就有四位，各姓孙、姜、阎、齐。个个能歌善舞，其中闫姬芳名胜之，最受主人宠爱。苏轼作客君猷家，酒酣耳热之际，对四位美人都作词相赠，胜之获赠最多，比如以下两首减字木兰花：
其一：双鬟绿坠。娇眼横波眉黛翠。妙舞蹁跹。掌上身轻意态妍。曲穷力困。笑倚人旁香喘喷。老大逢欢。昏眼犹能仔细看。
其二：天然宅院。赛了千千并万万。说与贤知。表德元来是胜之。今来十四。海里猴儿奴子是。要赌休痴。六只骰儿六点儿。
苏轼虽是词作大师，游戏之作也非首首出彩。展读这两首词的重要意义，是获知这位风头无两的小姐姐才十四岁，直将苏轼家的十八岁朝云也比成老大姐了。
苏轼与徐君猷交往，也非都是接受馈赠。元丰四年十二月，苏轼回赠一只牛尾狸，并为之作一首七律，末两句为“殷勤送去烦纤手，为我磨刀削玉肌。”百度了一下，牛尾狸又名玉面狸，以百果为食，冬季尤为肥美，如果我没猜错，应该就是今天大名鼎鼎的果子狸。可知至少在北宋时，就已是有名的美味，后世岭南人好这一口，正是从江淮一带传过去的也未可知。
只可惜徐使君家满园春色只持续到元丰六年八月，徐君猷其时罢任黄州，苏轼代朋友巢谷作《遗爱亭记》，颂君猷德政，并作词《好事近》送别，首句“红粉莫悲啼”，应该也就是渲染对其离去的留恋，却想必苏轼自己也未料到，竟有一语成谶的意味。君猷离黄不久的十一月，就亡故于道路。苏轼闻讯悲痛万分，在致徐君猷弟徐得之的尺牍中说，自己“始谪黄州，举目无亲。君猷一见，相待如骨肉，此意岂可忘哉！“苏轼与得之本来也是好友，协助得之办理丧事颇尽心力，自然是为报君猷关照之恩，但君猷帐下胜之等红粉佳丽，也就作飞鸟另攀高枝去了。
苏轼妻子王闰之等家小，直到元丰三年五月末，才在苏辙陪同下来到黄州，苏轼大约也是在这时前后迁居的临皋亭，必也有为着举家团聚的考虑。临皋亭应比定惠院更有风物可观，苏轼后来写给范百嘉的一则尺牍中说：“临皋亭下八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可见对这里是满意的。
如果说定惠院是寓居，临皋亭就是安居。常话说安居才能乐业，但被贬穷官不仅无业可乐，一家老小吃饭都是大问题。为节省费用，苏轼对于日常开支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经济，确定每天费用不得超过一百五十钱。每月第一天，取四千五百钱，分为三十块，挂在屋梁上，早上用叉子挑取一块下来，即将叉子藏起，以防有人擅自多取了钱。这事在元丰三年十一月中，先后写给王巩和秦观的尺牍都予提起，不在意与人分享捉襟见肘的情态，也可见生计真的很窘迫。
要将日子过下去，不能只有节流，更须开源才是正经。所以从元丰四年开始，苏轼率领家人开荒种起地来。当年五月，苏轼作有一组五言诗《东坡八首》，记录耕作稼穑生活。其序文说：
“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释耒而叹，乃作是诗，自愍其勤，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
解读此序可获三点认知，一是所以躬耕，正因“日以困匮“；二是所耕土地为”于郡中请营地数十亩；三是其推动者和经办人为故人马正卿。这位故人，与苏轼同岁同月而只小八天，原是太学正，自仁宗嘉佑六年苏轼初仕凤翔签判起，就相与追随，名分不知是清客还是幕僚，也许兼而有之。但苏轼对马正卿一直很尊重，与之调笑同为穷士，没有视作下人。《东坡八首》之八，就专为马正卿而作：
“马生本穷士，従我二十年。日夜望我贵，求分买山钱。我今反累生，借耕辍兹田。刮毛龟背上，何时得成毡。可怜马生痴，至今夸我贤。众笑终不悔，施一当获千。”
苏轼的开荒种地，于贴补一家食用还真不无小获，到元丰五年四月。东坡收大麦二十余石，舂制之后混杂些红小豆一起做成饭，妻子王闰之命名为新样二红饭。较之物质上的收获，一个富含文艺和风雅的名号得以诞生，更是中国文学史的一大收获。同样依据苏辙所撰墓志铭：“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应该是苏轼开垦的这块地就叫东坡。但唐人白居易做过刺史的蜀地忠州，也有一个名叫东坡的地方，白居易就有诗作《东坡种花二首》，苏轼恰也喜爱白氏其诗其人，因此可信苏氏东坡问世，白氏东坡不无示范之功。
苏轼一生宦海沉浮，身份常有变化，但从湖州知州苏轼，而成黄州东坡苏轼，却是最具颠覆性的改变。此前一路风风火火的苏轼自恃“笔头千字，胸中万卷，“以为”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主要精力都放在官场，其雄健文风所体现的人生追求，倾慕长于辩事论理的贾谊、陆挚等人，来到僻陋黄州开荒种地的东坡，诗思文意浸润于山水风物野草闲花之间，人格气质始更亲近辞官隐居、野鹤闲云般的陶渊明。时下人们多爱引用圣经里的格言：当上帝关了这扇门，一定会为你打开另一扇窗”如果说官场之门偏于物质，诗文学问之窗则属性精神，此前苏轼尽管着意物质之门，精神之窗其实也开着，只不过在优先级上门更靠前而已。物质门道碰壁，只好专注于精神窗道，固然无奈，未尝不也蕴含着蜕变和升华。
泛览苏轼黄州时期出入精神之窗的轨迹，至少可有三点发现：
一是勤于读书。苏轼来到黄州刚两个月，即与陈慥去信，希望能够借《易》家文字和《史记》索引、正义等书。士人爱读书要说也寻常，但苏轼幸脱牢狱后，惊魂初定就要读书，还是有点不寻常。苏轼在与朱寿昌的尺牍中，提到他正在读《国史》，元丰三年九月的一则史评《商君功过》，可证其时正在读《商君书》而从苏轼这个时期写的大量史评看，还可见《左传》《战国策》《三国志》《晋书》等，一定都置于案头。
二是勤于著述。遵从亡父苏洵的遗愿，到元丰四年四月，苏轼完成《易传》注释，编撰成书九卷，同时完成《论语》注释，成书五卷。在当时上给文彦博的书中，苏轼除了剖析自己的著述心路之外，还将《论语》五卷呈上，用苏轼自己的说法，以期自证“穷不忘道，老而能学”。
三是勤于写诗作文。元丰四年正月二十日，苏轼去岐亭看望陈慥，潘丙、古耕道、郭遘送至女王城东禅庄院，因此作得一首七律，“十日春寒不出门”；次年同月同日，与潘丙、郭遘出城寻春，同样路线和地点，故步前韵作得“东风未肯入东门”，同日还另作”
酒渴思茶漫扣门，“来到第三年同月同日，还是出东门寻春，这回大约就是独行，却仍和前韵
作得“乱山环合水侵门“。相较不少诗人绞尽脑汁而不能得，苏轼作诗就像呼吸那么自然，直成一种生活的日常。
有意思的是，如此轻松作诗的苏轼，却说来到黄州已不作诗文。元丰六年十二月，拒绝为好友沈辽所建云巢作记，解释说“某自得罪，不复作诗文，公所知也。不惟笔砚荒废，实以多难畏人。“次年三月，对于发小兼同学的程建用，同样拒绝了为其所建亭子作记的请求，理由仍是”
多难畏人，不复作文字，惟时作僧佛语耳。“
拒绝为人作文而说谎，固然不够真诚，却不能说顾虑不够真实。苏轼当时寄诗与人，多爱叮嘱一句，不要拿给别人看。无疑都是乌台诗案的阴影所致，苏轼作赞徐君猷德政的《遗爱亭记》，以巢谷的名义发表，应该也是为了避嫌，但对沈程二位的请求，何以不愿复制《遗爱亭记》的作法，只好猜这二位关系虽也友好，却还没好到无话不说的地步了。
无论苏轼在黄州期间写诗作文有着多少顾虑，如果我们将这个时期，启自元丰三年正月一日向贬所进发，至止于元丰八年六月出任登州告下，粗略统计这五年半中苏轼的诗文收获：
元丰三年：五七言诗58首、词29首，文7篇；元丰四年：五七言诗63首、词26首，文5篇；元丰五年：五七言诗89首、词20首，文4篇；元丰六年：五七言诗43首、词11首，文3篇；元丰七年：五七言诗125首、词31首，文3篇；元丰八年前半年：五七言诗49首、词4首。
只就数量而言，年均产出不及往昔，质量则有过之。这个时期的五七言诗也有不少佳作，要是换个主人，必也是亮眼的成绩，但无奈这里是苏轼，同时还有大量优秀词作，未免将其衬得有点失色了。虽然苏轼诗词都是大家，两者比较，还是词作更胜一筹，而其词作中，又以黄州所作为顶峰。这五年半中苏轼文作虽然不是太多，但其中《赤壁赋》和《后赤壁赋》两个名篇，却堪称一生散文成就的顶峰。两个顶峰叠加一起，苏轼的黄州时期绝对是一生文学成就的顶峰。
本着严谨原则，这里统计的苏轼黄州时期文作，只包括了序、传、记等几种篇幅较长的文体，诸如铭、颂、赞、祭文以及上表等相对细碎的文体未算在内。但算上了元丰三年十二月代时任淮南路转运副使的李琮所作《上神宗论京东盗贼状》，以及元丰四年代滕元发所作《论西夏书》。这两篇奏议虽是公文，颇能体现雄健善辩的风格，如果说前者议论处置京东盗贼问题，是着眼内政，后者主张对西夏用兵须“深虑远计，”“法当缓之。”则属意外事，都是苏轼用心写作的文字。另外，苏轼于元丰四年还有上同知枢密院韩缜一书，同样主张慎于对西夏用兵，可与代滕元发上书参看。
这里附带说说，苏轼代李琮上神宗论京东盗贼的奏议，说自古天下有事多起于京东地区，“有不轨之意者，殆土地风气习俗使然，”近年来百姓生活困苦，盗贼尤其猖獗。这个意思，苏轼早在熙宁七年十二月任职密州时，就上状作过详细论述。在本篇中，苏轼还主张，如欲平息百姓的动荡不安，对于民众中的豪强之士，与其放任他们挑头起事，莫如收买他们作为朝廷缉拿盗贼的助手，可有化害为利，一举两得之功。苏轼还举例说近日一位名叫程棐的沂州百姓，就抓获了妖贼郭进
，而且还说程棐的弟弟程岳“豪侠武健，又过于棐，“亦即其人也堪使用。恰巧也是在密州时的熙宁八年五月，苏轼上给当时重臣文彦博的书，言及利用强民缉拿盗贼的事，反对朝廷为了节省费用削减对于立功强民的赏钱。
苏轼因何以代李琮之名旧事重提？看看此前不久的闰九月，写给时为参政谏议执事的章惇一书，或许可知用意。苏轼书中详说了程棐勇为的缘由以及与自己的关联。说程棐家富裕而有心胆，其弟程岳因与反贼有牵联而下狱，程棐有意以捕拿反贼来为其弟赎罪，自己知道这事时，虽已从密州转任徐州，还是差人将程棐叫来，说如果捉贼有功，自己无论在哪里任职，都将奏请朝廷释放程岳。转任湖州后，元丰二年七月二十七日，程棐差人到湖州报告：“已告捕获妖贼郭先生等。”自己答应立即如约禀报朝廷，却在奏折刚刚草具，未及发出，就于七月二十八日被“逮赴诏狱。“现在程棐为了程岳的事，竟一直追求到黄州来，所以才特意致书云云。苏轼在书中不仅希望章惇帮助兑现释放程岳的承诺，还建议授予程棐兄弟牙校镇将之类官职，颇有人尽其才的意思。
苏轼的代李琮奏议等文字，不仅表达了苏轼对于时局的关切，以及未能忘情于政治进取的心态，而且还可见苏轼卓越的政治洞察力。自此二十多年后，北宋天下纷乱，挑头闹事的一股反贼，就出自山东地界的水泊梁山，要是朝廷执政能有苏轼的眼光与手腕，虽然未必就能挽大厦于将倾，至少可推迟崩塌也未可知。
再进一步解析苏轼文创高峰的黄州五年半，如果将苏轼的文学一生，看成一条以时间为横坐标以成就为纵坐标的正弦曲线，恰在元丰五年达到波峰顶点。
这里为苏轼作于元丰五年并为后世选家青睐的名篇粗略拉一个日志：
正月十七日，梦见好友前黄州太守闾丘孝终，作水龙吟：“小舟横截春江，卧看翠壁红楼起。 ”
正月二十日：出门寻春，作七律：“东风未肯入东门。”
二月二十二日，次韵董钺作满江红：“忧喜相寻，风雨过，一江春绿。”
三月三日，作五言诗黄州寒诗二首，都不必说因其所作行书，传世千年而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我更关注诗里提到的“卧闻海棠花，泥污燕脂雪。”这株在临皋亭下零落泥污的雨中海棠，直与初来黄州时寓居定惠院旁的幽独海棠遥相呼应。
三月七日，往沙湖看田，道中遇雨，作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已动置业念头，或已在做终老黄州的打算。
三月中旬，赴蕲水，途中夜来饮酒，半夜起行，醉卧于一溪桥之畔，清晨醒来，作西江月：“照野弥弥浅浪，”并题写于桥柱上。
三月下旬，到达蕲水，与当地名医庞安时游清泉寺，作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
七月十六日，在黄州一个传说为三国古战场赤壁的地方，乘船作江上夜游，作赤壁赋：“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
与作赤壁赋同时，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十月十五日，与客复游赤壁，作后赤壁赋：”是岁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将归于临皋。”
十二月下旬，想起七岁时听的后蜀末代皇帝孟昶故事，续孟昶所作洞仙歌令而成洞仙歌：”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
我在少时读两篇赤壁赋，曾思想当时与一同赏月看景之“客”都是何人。后来做了一些功课，获知后赤壁赋中提到的二客之一，为特意从蜀中赶来拜见的一位道士，名叫杨世昌；而前赤壁赋中的从游客人，除了这位杨道士外，猜想不外是善于吹笛的进士李委，以及本地土著郭遘、古耕道等人。
自元丰五年六月起，苏轼与接替李琮出任淮南路转运副使的蔡承禧交流不少，蔡承禧与苏轼一样，也是仁宗嘉佑二年进士。必是蔡承禧履职来到黄州，与苏轼见面后关系开始密切。蔡承禧曾助苏轼建舍南堂，两人经常相互赠诗，交流诗词写作。从苏轼写与蔡承禧的尺牍中，有两首引发我的兴趣：
一是元丰六年四月，大约蔡承禧为履职而置司楚州，其地距海州之朐山不远，致简苏轼提到海州朐山临海石室，苏轼回复说：“朐山临海石室，信如所谕。前某尝携家一游，时家有胡琴婢，就室中作《濩索》《凉州》，凛然有兵车铁马之声。婢去久矣，因公复起一念，果若游此，当有新篇。果尔者，亦当破戒奉和也。呵呵。”
根据苏轼到此为止的仕宦行程，携家游朐山临海石室一事，只可能发生在十年前的神宗熙宁七年，从杭州赴任密州知州途中。但我们已知当时苏轼刚在杭州买得十二岁朝云，也是看到这首尺牍，才知一块同行的还有一位胡琴婢，而且琴技高超。可惜该婢未留下名字，会不会就是后来出走的凌翠，很是令人遐想。
二是同年十月，苏轼与蔡承禧拉家常，说自己“凡百如常。至后杜门壁观，虽妻子无几见，况他人也。然云蓝小袖者，近辄生一子，想闻之，拊掌也…“
文中“云蓝小袖，“指的就是朝云，时年二十一岁。我见到这四字，脑子里立刻浮现的形象，正是苏轼初来黄州时，题咏海棠的“翠袖卷纱红映肉。”按照一个说法，苏轼是自元丰五年起，令朝云侍候枕席，所以第二年产子合乎时间的逻辑。蔡承禧于元丰五年夏拜访苏轼时，所见朝云必定身穿云蓝小袖，而苏轼告诉蔡承禧家里添丁，言及孩子母亲，何以只以衣着代指？其中或有老男人之间的调笑逗趣也未可知，也可见朝云一类女子，在当时官宦家庭中地位低下。无论如何，处在人生低谷中，能有小妾生下儿子，都是一件乐事，苏轼为第四个儿子取名苏遯，并作一首洗儿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虽然是自嘲，除了透出自负之外，还可见发自内心的喜悦。
就在苏轼帖复蔡承禧不久，蔡承禧真往游了胊山海州石室，并作了诗寄来，苏轼立即奉和一首，长达三百二十字，全部引用太占篇幅，只引两处，一是“我来取酒酹先生，后车仍载胡琴女。一声冰铁散岩谷，海为澜翻松为舞“，二是”江风海雨入牙颊，似听石室胡琴语。“这位胡琴婢是不是凌翠不能肯定，但已过多年，哪怕身边还有年轻小妾，其指尖下的琴声仍令苏轼不能忘情，竟是怎样冰雪聪明的女子，能让人如此挂念呢？
来到元丰七年，为苏轼谪居黄州的第五个年头，数年中关于苏轼的传闻不断，有说已经亡故的，有说暗里逃亡的，也有说神宗皇帝怜其人才难得，将予重新启用的。而苏轼虽然嘴说已安于终老江湖，却仍不时通过越读邸报了解朝政，与朋友议论官场上的人事沉浮，可见还是未能死心。但总传将启用，却总不见动静。想必苏轼越来越灰心之际，正月二十五日，神宗皇帝手札，移苏轼为汝州团练副使，告下至黄州为三月上旬。尽管只是平级移动，既有老话说，树挪死，人挪活，苏轼会不会将这个变动看成一个转机，或至少是转机的苗头？
苏轼迅速从闲居模式转入忙碌模式，一一告别黄州朋友，并将名下土地房产等委托，潘大临等照看。苏轼居黄数年，还真留下几处宅子。元丰三年五月，结束寓居定惠院后迁居的临皋为第一处，元丰五年二月在东坡建成的雪堂为第二处，元丰六年五月，在蔡承禧帮助下建成的南堂为第三处。苏轼是在元丰五年十月，正式从临皋迁入的雪堂，而在为南堂落成感谢蔡承禧的尺牍中说：”临皋南畔，竟添却屋三间，极虚敞便夏，蒙赐不浅。“据此可知，如果说南堂算是夏宫，雪堂就是冬宫。
元丰七年四月一日，苏轼作《满庭芳》，留别雪堂邻里，其序中所谓”二三君子“，应该就是以潘大临为代表的黄州乡亲。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楚语吴歌。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云何，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
留别朋友少不了酒宴，席上有官妓李琪，抱怨苏轼居黄数年，都没给她写个什么，希望分别时刻赠诗留念。苏轼欣然题赠七绝一首：“东坡五载黄州住,
何事无言及李琪? 恰似西川杜工部,
海棠虽好不吟诗。“较之题赠乡亲长调词作的一往情深，虽然稍近游戏笔墨，但其中海棠二字，还是令人玩味。苏轼恰也在题赠李琪前不久，作过一首题为《海棠》的七绝：”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从初到黄州时就诗赞海棠，到告别黄州时，所见及所思仍是海棠，要是我们说，苏轼的整个黄州时期都有美艳海棠相伴相随，应该不算很牵强。
苏轼率领一家老小离开黄州，大约是在元丰七年四月八日，陈慥和王氏兄弟等黄州朋友送行。过江夜行在武昌山上，听见黄州鼓角，不觉潸然泪下，此中悲凉唯有自知。其他朋友送行都止步于离黄州一百多里的慈湖（应为如今之磁湖），只有陈慥一直送到二百多里外的瑞昌才告辞回家。
苏轼虽说转任汝州，却不像元丰三年那样急急赶到贬所，此后一年多，都在江湖上飘荡，一直没有到汝州，莫非已是被贬闲官，到哪里都没有公干，故而朝廷也任其逍遥？
考察苏轼的逍遥踪迹，以如今的地理认知，大致不离江西、安徽和江苏三省。粗略拉一个旅途日志，四月二十四日至庐山，然后由庐山过建昌，过奉新，到达筠州，见到苏辙一家子。在筠州过端午后，往龙泉，游新昌，五月九日过吴兴，十日自筠州还，过白塔铺，过庐山，自德安径赴栖贤。十三日过温泉，十九日到二十三日游庐山。正是在这次游庐山中，为东林常总长老题西林壁，写下“横看成岭测侧成峰“的著名七绝。然后到江州。六月九日，送长子苏迈赴饶州德兴尉，至湖口，十二日至池州，二十三日过芜湖，然后至当途，六月末抵达金陵，舟船停泊于赏心和白鹭二亭之下。
苏轼一路走来，见亲人，会朋友，是为亲情和友情之旅；观山水，作诗词，堪称诗情画意之旅，更是拘束五年一肚子郁闷情怀的释放之旅。但苏轼虽然好心情，却苦了还在奶孩子的朝云，襁褓中的婴儿就更吃不消了。也就在苏轼到处访朋友题名胜之际，七月二十八日，去年九月二十七日出生的四子苏遯夭折，来到这个世上刚满十个月，真如苏轼自己形容的“幻泡之生。”
苏轼当年四十九岁，老来得子无疑是一大幸福，得而复失却是双重悲剧。苏轼连写两首诗，哭诉孩子眉眼很像自己，特别提到也似自已喜欢书籍等。好友叶涛读到苏轼的哭儿诗，和来两首后，苏轼居然又立即回和两首。但凡常人都可理解丧子之痛，诗写痛楚也很寻常，但按照树人先生的说法，长歌可以当哭，却须在痛定之后。苏轼还在痛中，就能驰骋笔墨说痛，如此忍痛能力，不能不说真是异乎常人。
但苏轼怎么伤痛，还是不如作为母亲的朝云痛彻肺腑。苏轼说自己的痛，是“我泪犹可拭，日远当日忘“。形容朝云的痛，则是”母哭不可闻，欲与汝俱亡。故衣尚悬架，涨乳已流床。感此欲忘生，一卧终日僵。“一位二十来岁的女子，还在幼年就注定了给人作妾的命，多年来东奔西走，没过几天舒坦日子，幸而养了儿子，以为从此有了奔头，不料人生的好梦刚刚打开，转瞬即告破灭。就像一朵海棠，以绽放美丽的代价坐出果子，幼果还未开长就掉落地上。此后的朝云，虽然人还活着，生命的历程只剩下垃圾时间。
尽管人生多难，生活还得过下去，苏轼来到金陵，丧子固然是大痛，得以拜见辞官闲居在家的王安石，却也可算一乐。昔日在朝堂上针锋相对互不买账的政治对手，如今相逢一笑，泯却恩仇，互致爱慕敬意，议论朝政时局，心情都很舒畅。两人虽然政见不和，却从来都是君子之争，而无人身加害，堪为古今人际交往的典范，我想除了因为两人都有磊落人格，还都是旗鼓相当的文化巨人，惟其旗鼓相当，才能惺惺相惜。
此后大半年中，苏轼继续他的江湖逍遥，去过不少地方，见过不少朋友，更写下不少诗文，所有经历都一一记下过于琐碎，这里择其要者，只说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元丰七年九月，在宜兴买下一处田产，其地邻近当地名胜张善卷西洞天，并请了一位名叫蒋公裕的先生负责经营管理。苏轼还为买田特意作了一首菩萨蛮：”买田阳羡吾将老。从来只为溪山好。来往一虚舟。聊随物外游。有书仍懒着。水调歌归去。筋力不辞诗。要须风雨时。”同时也与买田决定一脉相承，当年十二月，向神宗皇帝上了一则《乞常州居住表》，除了可怜巴巴地述说自己的艰难之外，还望圣君开恩，允许在常州居住，有邻近所置田产，便于一家就食度日的意思。幸于第二年正月中旬获得恩准。
第二件事是元丰八年二月下旬，在南都的一次酒宴上意外见到故人。苏轼是在当年正月十九日到的南都，见到一向敬重的张方平，张方平将自己文集的整理事宜托付给苏轼。苏轼参加的这次酒宴，为张方平的儿子张恕做东，所见故人恰在张恕的姬妾队中，正是昔日黄州太守徐君猷的宠姬胜之，苏轼为之大惊，不觉潸然泪下，胜之见苏轼哭，不觉失笑，苏轼见胜之笑，愈发掩面大哭，而胜之愈发放肆大笑起来。场面固然滑稽，两人的一哭一笑却也令人玩味。我早前读到这段野史，以为苏轼之哭是哀叹女人水性杨花，有点近于《红楼梦》中《好了歌》：”君生日日说恩爱，君死又随人去了。“但即便就在苏轼的时代，哪怕正式夫妻，遗孀也颇有改嫁的案例，胜之还不是徐君猷的遗孀，其让苏轼见而痛哭之时，也才十八岁。花朵般小姐姐不能理解油腻老男人，笑态诚然显得轻薄，却未尝不是出于自主追求人生幸福的正当心态。所以我后来想，以苏轼的睿智通达，鉴人论事不至于如此不解人性，其当场大哭，极可能不是非难胜之无情，更多是追念亡友徐君猷，感叹人生梦幻，世事无常。据传苏轼特为这个名场面作的一首《西江月》看，应该也是这个意味：“别梦已随流水，泪巾犹裛香泉。相如依旧是臞仙。人在瑶台阆苑。花雾萦风缥缈，歌珠滴水清圆。蛾眉新作十分妍。走马归来便面。”
第三件事，就是元丰八年三月五日神宗皇帝去世，享年只有三十八岁，比尚活得健旺的苏轼还年轻十一岁。朝野都传神宗赏识苏轼，但将苏轼下狱治罪以及贬去黄州的决策人正是神宗，设若苏轼还想咸鱼翻身，却还是只能指望神宗，可想而知苏轼听到噩耗，心底是何等百感交集。苏轼立刻为这位短命圣君写了挽词，为五律三首，其一为：”文武固天纵，钦明又日新。化民何止圣，妙物独称神。政已三王上，言皆六籍醇。巍巍本无象，刻画愧孤臣。“特意选录，不是写得有多么好，而是此类挽词，以及颂词，按照时下文艺评论的一种说法，属于正能量诗歌，也是为让时下诸君看看，一味追求正能量，即便大才如苏轼，也只能写出这类文字。
先皇去世，新皇万岁。接替神宗登上大位的是十二岁皇子赵煦，名号哲宗。由于新皇尚未成年，由哲宗的祖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老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尽管失意于前朝，如今新朝开启，可不可能有点机会呢？以苏轼的政治敏感力，不可能不思考这个问题，尤其是苏轼不可能没听说，如今主持朝政的高太后对自己抱有好感。因此大可相信，苏轼在痛悼先皇之后，心情开始大好。苏轼于四月三日离南都而赴常州，又经过泗州，当月中旬到达扬州，会见各路朋友之余，也参观当地风景。五月一日，苏轼游览扬州竹西寺，留题绝句三首，其三为：”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我仍然以为在苏轼诗中不算好诗，特意抄录在此，仍然是因其为正能量。如果一定要从中寻求一点积极价值，便是除了歌颂新朝大有希望之外，也传达出苏轼的好心情。
而苏轼心情好，也真是有理由的，六月初，王巩来简，报告即将获得起用，苏轼还故作矜持，与滕元发去简，说王巩所报未必真实。大约在六月中告命下到苏轼手中，以恢复朝奉郎的资格出任登州知州。苏轼一生中身心备受煎熬的黄州一页，总算翻过去了。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