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庙堂之理到士大夫之气：论张浚“庙胜之道”在南宋中期的政治传承
2026-01-13 16:16阅读：
从庙堂之理到士大夫之气：论张浚“庙胜之道”在南宋中期的政治传承
摘要：南宋高宗建炎年间，张浚针对内忧外患的局势，提出了“庙胜之道”的政治理论，主张“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这一理论不仅是一套治国方略，更演变为南宋士大夫对抗皇权私情、外戚干政及权幸弄权的意识形态武器。本文旨在梳理“庙胜之道”从理论构建到政治实践，再到代际传承的历史脉络。通过考察建炎年间张浚对外戚孟忠厚的裁抑，隆兴与乾道年间张栻、周必大等对幸臣与外戚的持续抵制，绍熙年间彭龟年与朱熹对抗韩侂胄的义举，以及理宗初年张忠恕在权臣当国下的抗争，揭示“庙胜之道”如何内化为士大夫群体的法度信仰与精神纽带，从而在南宋百余年的政治中构建起一道“以道抗势”的精神防线。
引言
南宋立国之初，疆土蹙迫，内制难行。张浚虽以武略著称，但其核心政治理念深受儒家理学影响，极重“庙胜”之算。所谓“庙胜”，并非单纯的军事谋略，而是指通过朝廷政治的清明与君主心术的端正来确立决胜的根本。张浚认为“欲复中原，必先正朝廷；欲抗金人，必先清君侧”。这一思想贯穿其一生，并通过其子张栻、门生周必大、彭龟年及家族后学张忠恕等人的传承，在南宋中期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了关键的制衡作用。
一、“庙胜”之理：抑外戚与正祖宗之法
“庙胜之道”的核心在于“正身”与“循法”。张浚在建炎年间明确指出：“庙胜之道，在人君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今德政未洽，宿弊未革。愿发乾刚，尽循太祖、太宗之法。”这一主张不仅是理论宣示，更是张浚整顿吏治、规范政治秩序的利器，集中体现于他对隆祐太后之侄孟忠厚干政风险的严厉裁抑。
建炎二年正月，朝廷拟擢孟忠厚为常德军承宣使。此议一出，谏官卫肤敏、刘珏等人激烈反对，直指陛下“顺太后以非法，非所谓孝；处忠厚以非分，非所谓恩”，并警告“坐外戚而去谏臣，非所以示天下”。时任殿中侍御史的张浚，继刘珏不书录
黄之后，毅然上章弹劾，与汪藻等谏官同声相应，共同构筑起捍卫祖宗之法的防线。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高宗最终采纳谏言，下诏令孟忠厚换任武职，并明确规定“后族自今不得任侍从官，著为令”。
法度之立，更在于危难之时的坚守。建炎三年“苗刘兵变”平定后，孟忠厚因有护卫太后之功，尚书司勋员外郎赵鼎向张浚进言：“太后复辟，其（孟忠厚）功甚大，当推恩外家。”张浚深知若借复辟之机破除祖宗法度，则前功尽弃。他力排众议，仅奏请授孟忠厚以宁远军节度使一虚职。此举既全了体面，又从根本上杜绝了外戚借此出任实职而干政的可能性。从建炎二年确立后族不得任侍从官，到建炎三年仅予虚职，张浚始终贯穿“尽循太祖、太宗之法”的信念，为“庙胜之道”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二、隆兴托付：清流士大夫的政治集结
隆兴元年（1163），孝宗即位后，内侍龙大渊、曾觌等人凭借恩宠弄权。当谏官刘度、周必大等人因弹劾幸臣而遭贬谪时，身在前线主持军务的张浚虽年事已高，却无法坐视朝政混乱。
他在回朝途中上疏，痛陈“今德政未洽，宿弊未革”，重申“庙胜之道，在人君正身以正朝廷……愿发乾刚，尽循太祖、太宗之法”。与此同时，张浚通过书信与面谈声援被贬的刘度与周必大。这一行为不仅是对抗具体的政治奸佞，更是一种政治托付。张浚将维护“庙胜”法度的火种，传递给了周必大等后进，也为其家族后学日后的抗争树立了榜样。
三、乾道博弈：张栻、周必大与“张说任命案”的拉锯**
张浚死后，其政治遗产在乾道七年（1171年）的“张说任命案”中经历了最严峻的考验。三月，孝宗任命太上皇后妹夫张说为签书枢密院事。张说以外戚身份骤升执政，公然违背了建炎以来确立的抑制外戚之法。
此时，张浚之子张栻继承了父亲的衣钵。面对满朝“莫敢颂言”的沉默，张栻挺身而出。他在经筵讲席上引用“庙胜”之理，指出“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随后，中书舍人范成大拒不草拟任命制书，痛陈不可破坏法制。在张栻、范成大等人的合力抗争下，孝宗最终收回成命，张说被罢职。
然而，斗争并未就此终结。乾道八年（1172年）二月，尽管朝堂争议未平，孝宗仍试图再度起用张说。十四日，朝廷下诏复安远军节度使张说为签书枢密院事。这一次，抗争的群体更为广泛，且直指张浚的政治遗产。
侍御史李衡、右正言王希吕交章论奏，指出张说不可为执政。左丞相虞允文亦缴回词头，不予执行。更重要的是，张浚的门生故吏、时任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的周必大，秉持师门教诲，坚决不草答诏；权给事中兼起居郎莫济亦不书录黄。国子司业刘焞——即乾道七年孝宗曾称赞“有学问”的大儒——亦移书责宰相，言张说不当用。
面对这一系列来自“清流”的集体抵制，孝宗盛怒之下采取了强硬手段：绕过正常的封驳程序，指派他人草诏行下，并对抗争者进行严厉打压。周必大、莫济被予在外宫观，日下出国门；李衡罢职；王希吕贬责远方；刘焞出为江西转运判官。
在这场政治风暴中，张说的势力虽然一度赫然，“无敢撄之者”，但张栻、周必大、刘焞等人不顾个人进退，依据“庙胜”之道联手抵制外戚干政，展现了道学士大夫在逆境中同气连枝、不畏强御的风骨。右丞相梁克家虽未能阻止任命，但在关键时刻保护了谏官王希吕，亦保留了朝廷一丝正气。
四、绍熙回响：道学同盟与权臣之斗
乾道八年（1172年）后，虽然外戚张说一度得势，但“清君侧”的政治精神并未磨灭。至绍熙五年（1194），权臣韩侂胄渐露头角，其势甚至凌驾于宰相之上。
此时，张浚当年的政治盟友及后学继续扛起“庙胜”的大旗。朱熹与张栻为论学挚友，中书舍人彭龟年则不仅从学于朱熹、张栻，更与张浚从子、张栻从弟张枃交往密切，深受张浚学派影响。闰十月，朱熹与彭龟年约定共同上疏弹劾韩侂胄。然而，朱熹先一步上疏被黜。面对同党的失势，彭龟年并未退缩，反而附奏云：“始臣约朱熹同论此事。今熹既罢，臣宜并斥。”
他在奏章中进一步条数韩侂胄之奸，直指其破坏朝廷法度：“进退大臣，更易言官，皆初政最关大体者。大臣或不能知，而侂胄知之，假托声势，窃弄威福，不去必为后患。”这番言论，直击“庙胜之道”的痛点——若君主身边的近臣操纵进退大权，则“正朝廷”便无从谈起。
五、宝庆抗争：权臣当国下的家声不坠
南宋后期，朝政日益为权臣所把持。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权臣史弥远矫诏废黜原定继承人济王赵竑，拥立理宗赵昀。宝庆元年（1225），湖州人潘壬等意图拥立赵竑，虽被赵竑平定，但史弥远仍借机逼迫赵竑自缢。这一系列事件，彻底背离了张浚所倡导的“正朝廷”与“循法度”原则。
面对朝政的黑白颠倒，张浚的从孙、张栻从弟张枃之子张忠恕，毅然承担起家族的政治使命。在朝廷诏求直言之际，张忠恕上封事陈八事，直言不讳地批评朝廷对待济王的方式不当。他指出：“谓当此时，优崇恤典，选立嗣子，则陛下所以身处者，庶几无憾，而造讹腾谤者，靡所致力。”
同年七月，张忠恕在轮对时，更是直接引用其伯父张栻当年告孝宗之语：“当求晓事之臣，不求办事之臣；欲求伏节死义之臣，必求犯颜敢谏之臣。”这不仅是家学的传承，更是对理宗朝政治生态的深刻针砭。张忠恕自知不为权相史弥远所容，力请外补，出知赣州。当时，名臣真德秀、魏了翁对张忠恕推崇备至，称“下寮乃有斯人，吾当端拜”，魏了翁更赞其“植立名节，无聩家声”。在权臣专权的至暗时刻，张氏后学以实际行动证明了“庙胜之道”并未消亡。
五、结语
从建炎年间张浚抑外戚孟忠厚，确立后族之法；到绍兴五年系统阐述“正心以正万民”；再到隆兴年间张浚、周必大对抗幸臣，乾道七年张栻抵制张说，乾道八年周必大、刘焞等集体抗争，绍熙年间彭龟年、朱熹共击韩侂胄，直至理宗初年张忠恕冒死论救济王，这一清晰的政治谱系贯穿了南宋百年的历史。
张浚的“庙胜之道”，超越了单纯的权谋之术，上升为一种政治道德理想。它确立了南宋士大夫“以道抗势”的精神堡垒：即便在君主专制与权臣政治的夹缝中，甚至面临贬谪与流放，也要坚持“正身以正庙堂，循法以定万邦”。这种精神深刻塑造了宋代士大夫的政治品格，成为南宋政权延续中不可或缺的道德脊梁。
附件：张浚庙胜之道传承相关史料编年
一、南宋高宗建炎至绍兴年间（张浚关于“庙胜”之论述及孟忠厚案始末）
“庙胜之道，在人君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今德政未洽，宿弊未革。愿发乾刚，尽循太祖、太宗之法。”——（建炎年间及后续奏疏中反复申言之核心主张）。
建炎二年正月（处置孟忠厚案）
朝廷拟擢显谟阁直学士孟忠厚为常德军承宣使……初，新除中书舍人卫肤敏因坐论孟忠厚而徙官，愤而力辞不拜，直指陛下“顺太后以非法，非所谓孝；处忠厚以非分，非所谓恩”……翰林学士朱胜非亦言：“陛下即位之始，四方拭目以观新政，今乃坐外戚而去谏臣，非所以示天下。”此时，身为殿中侍御史的张浚，继刘珏不书录黄之后，亦上章弹劾，与汪藻等谏官同声相应……高宗最终采纳谏言，下诏令孟忠厚换任武职，并明确规定“后族自今不得任侍从官，著为令”。史臣留正赞曰：“太上皇帝奉隆祐太后至矣，而不敢抑言者以私忠厚……此我宋家法万世所当守也。”
建炎三年三月（平定兵变后赏罚）
四月，兵变平定，高宗复位……尚书司勋员外郎赵鼎向张浚进言：“太后复辟，其（孟忠厚）功甚大，当推恩外家。”……张浚并未盲从赵鼎“推恩外家”之议，仅向高宗奏请授孟忠厚以宁远军节度使一虚职。此举既全了太后与孟忠厚之体面，又从根本上杜绝了外戚借此出任实职而干政的可能性。
“仰惟陛下躬不世之资，当行王者之事，以大有为，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国势既隆，强虏自服，天下自归。”——绍兴五年（1135年）二月，张浚任右仆射兼知枢密院事时上疏。
二、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
“庙胜之道，在人君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今德政未洽，宿弊未革。愿发乾刚，尽循太祖、太宗之法。”——四月三十日，张浚自建康返回临安途中，针对龙大渊、曾觌弄权事上疏重申。
三、南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张说任命案”始末
三月己卯（初五日）
起复刘珙同知枢密院事，以明州观察使、知阁门事兼枢密都承旨张说为签书枢密院事。张说妻，太上后女弟也，张说攀援擢拜枢府。时起复的同知枢密院刘珙耻与之同命，力辞不拜。命既下，朝论哗然不平，莫敢颂言于朝者……惟左司员外郎兼侍讲张栻（张浚的长子）在经筵力言之，张栻上疏切谏，且诣朝堂责虞允文，暗指宋孝宗。
同日，张栻复奏曰：“文武诚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
丙戌（十二日）
时中书舍人范成大当制，久不视草……是日忽请对，范成大乞不草词……宋孝宗色遽厉，范成大徐曰：“臣有引喻，合门官日日引班，乃郡典谒吏耳。执政大臣，倅贰比也。苟州郡骤拔客将使为通判，官属纵俯首，吏民观听谓何？”宋孝宗霁威，沈吟曰：“朕将思之。”
戊子（十四日）
张说罢为安庆军节度使、提举万寿观，奉祠归第。
四、南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彭龟年论韩侂胄
闰十月
朱熹（与张栻为世交）与中书舍人彭龟年（从朱熹、张栻学，与张浚从子、张栻从弟的重臣张枃交往密切）约共论韩侂胄之奸，会龟年护客，熹以上疏见绌，龟年闻之，附奏云：“始臣约朱熹同论此事。今熹既罢，臣宜并斥。”不报。迨归，见侂胄用事，权势重于宰相，于是条数其奸，谓：“进退大臣，更易言官，皆初政最关大体者。大臣或不能知，而侂胄知之，假托声势，窃弄威福，不去必为后患。”
五、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张说复起案”始末
二月乙巳（初六日）
诏更定仆射为左、右丞相。辛亥（十二日），右仆射虞允文任左丞相……参知政事梁克家为右丞相并兼枢密使。
癸丑（十四日）
复安远军节度使、提举万寿观张说、吏部侍郎王之奇并为签书枢密院事。侍御史李衡、右正言王希吕交章论之，不报。虞允文缴回，宋孝宗益怒。权给事中兼起居郎莫济不书录黄，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周必大（张浚的门生故吏）不草答诏……于是命权给事中姚宪书读行下……
丙辰
右正言王希吕与台官交劾之，宋孝宗怒王希吕甚，手诏“与远恶监当。”梁克家曰：“希吕论张说，台纲也，左相救希吕，国体也。”宋孝宗怒稍解，卒薄王希吕之罚……丁巳，李衡罢为起居郎。莫济、周必大皆与在外宫观，日下出国门。国子司业刘焞移书责宰相，言张说不当用，即为言者所论，出为江西转运判官。于是张说势赫然，无敢撄之者。
六、南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张忠恕论事与贬谪
背景：宝庆元年正月初九日
湖州人潘壬、潘丙兄弟……意图拥立赵竑为帝……济王赵竑识破其兵力虚实，借助官府兵将剿灭了此次叛乱并上报朝廷，但史弥远仍不放心，派秦天锡逼迫济王赵竑自缢身亡。
诏求直言，张忠恕上封事，陈八事。其五曰：
“陛下于济王之恩，自谓弥缝曲尽矣。然不留京师，徙之外郡，不择牧守，混之民居，一夫奋呼，阖城风靡。寻虽弭患，莫副初心。谓当此时，优崇恤典，选立嗣子，则陛下所以身处者，庶几无憾，而造讹腾谤者，靡所致力。”
七月，张忠恕因轮对，引以伯父栻告孝宗之语曰：
“当求晓事之臣，不求办事之臣；欲求伏节死义之臣，必求犯颜敢谏之臣。”
评价与贬谪
魏了翁称张忠恕：“植立名节，无聩家声。”真德秀、魏了翁激赏张忠恕，称：“下寮乃有斯人，吾当端拜。”张忠恕自知不为时所容，力请外补，除直秘阁知赣州。
送行诗文
洪咨夔《送张行父（张忠恕）守赣》：“庙堂已正三辰位，屏翳难回万木阴。只有忠言能补衮，不妨一疏重千金。”
魏了翁《送张匠监忠恕秘阁知赣州》：“衡山之高高插天，紫岩之风以此传。南轩之后见此人，凛凛清风满座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