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圣外王与以道抗势：张浚“庙胜之道”的政治谱系与历史影响
2026-01-13 16:23阅读：
内圣外王与以道抗势：张浚“庙胜之道”的政治谱系与历史影响
摘要：张浚作为南宋初年的主战派领袖与理学重臣，其政治生涯的核心精神可概括为对“庙胜之道”的坚守。所谓“庙胜”，是南宋初年以儒家“内圣外王”理想为核心的治理哲学，强调从君主修身到国家治理的系统性变革，其核心逻辑是通过“正心—正朝廷—正百官—正万民”的链条实现国家中兴。换言之，即内修政本、正心治体，以求外攘强敌。这一理念不仅是一套治国方略，更演变为南宋士大夫对抗皇权私情、外戚干政及权幸弄权的意识形态武器。本文旨在通过梳理建炎至绍定年间的一系列关键政治事件，如裁抑孟忠厚、抵制张说干政、朱熹彭龟年论韩侂胄以及张忠恕论救济王等，探讨张浚如何将这一政治哲学付诸实践，并通过家学传承与门人纽带，形成一股贯穿南宋中期的清流力量，深刻影响了南宋朝廷对抗外戚、宦官及权臣的政治斗争，构成了南宋政治史上的一条重要脊梁。
南宋立国之初，金兵连年南下，宋高宗赵构从应天府（今商丘）一路逃往扬州、杭州，被迫建炎南渡，定都临安，政局未稳而外患不断。在“靖康之耻”与南迁流亡的阴影下，朝廷内部又出现宦官擅权、外戚干政与武将拥兵自重的多重危机。张浚虽以武略著称，但其根本政治理念深受儒家理学影响，极重“庙胜”之算。他自觉继承了宋初以来“以理治政”的传统，把南宋的存亡兴衰理解为一种必须从君德和朝纲入手的整体工程。他的“庙胜之道”，正是一套以内圣外王为理想的治理哲学：主张从君主正心做起，通过“正心—正朝廷—正百官—正万民”的链条，实现国家治理的系统性变革与中兴。他认为欲复中原，必先正朝廷；欲抗金人，必先清君侧。这一思想不仅贯穿了张浚的一生，更通过其子张栻、后学周必大、彭龟年及家族后学张忠恕等人的传承，演变为南宋政治中对抗外戚等权幸的意识形态武器。
一、庙胜之道的初创与践行：建炎用人与绍兴正心
建炎年间，南宋政权尚在草创，危机四伏。靖康之变后，北宋灭亡，赵构在应天府即位，改元建
炎，旋即遭遇金军追击，不得不一路南迁。与此同时，朝中宦官如康履、蓝珪等深受高宗宠信，恃权而骄；外戚与幸臣趁乱干政的苗头也随之浮现。建炎三年，更发生苗傅、刘正彦兵变，一度逼迫高宗禅位，朝局动荡至极。
张浚对“庙胜之道”的坚守，正是在这样内忧外患的背景中最早体现于其对权力结构的规范性认知上。他明确提出：“庙胜之道，在人君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今德政未洽，宿弊未革。愿发乾刚，尽循太祖、太宗之法。”这一主张不仅是理论宣示，更成为其整顿吏治、规范政治秩序的利器，集中体现于他对隆祐太后之侄孟忠厚干政风险的严厉裁抑。
建炎二年正月，朝廷拟擢孟忠厚为常德军承宣使。此议一出，谏官卫肤敏、刘珏等人激烈反对，直指陛下“顺太后以非法，非所谓孝；处忠厚以非分，非所谓恩”。时任殿中侍御史的张浚，继刘珏不书录黄之后，毅然上章弹劾，与汪藻等谏官同声相应。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高宗最终采纳谏言，下诏令孟忠厚换任武职，并明确规定“后族自今不得任侍从官，著为令”。
法度之立，更在于危难之时的坚守。建炎三年“苗刘兵变”平定后，孟忠厚因有护卫太后之功，尚书司勋员外郎赵鼎向张浚进言：“太后复辟，其（孟忠厚）功甚大，当推恩外家。”张浚深知若借复辟之机破除祖宗法度，则前功尽弃。他力排众议，仅奏请授孟忠厚以宁远军节度使一虚职。此举既全了体面，又从根本上杜绝了外戚借此出任实职而干政的可能性。从建炎二年确立后族不得任侍从官，到建炎三年仅予虚职，张浚始终贯穿“尽循太祖、太宗之法”的信念，为“庙胜之道”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至绍兴五年（1135），经过建炎、绍兴初年的反复震荡，南宋政局相对稳定。张浚此时已升任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集军政大权于一身。面对沿江、两淮防务繁重与内部军政积弊，他并未因军事繁忙而荒废政本，反而上疏高宗，系统性地提出了“正心、正朝廷、正百官”的“三正”主张，把“正万民”亦纳入其治国链条之中。他告诫高宗：“仰惟陛下躬不世之资，当行王者之事，以大有为，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国势既隆，强虏自服，天下自归。”这标志着张浚“庙胜之道”理论体系的正式成型：他将军事上的成败归结为君主心术的端正与否与朝廷政治的清明程度，强调只有在君臣一体、纲纪肃正的基础上，才能谈得上富国强兵、北伐中原。
二、庙胜理论的成熟与传承：隆兴阐道与乾道抗疏
隆兴元年（1163），南宋刚刚经历了一场重要的权力更迭。孝宗即位后，立即为岳飞平反，显示出与高宗不同的“恢复”志向。同年，金主海陵王完颜亮南侵失败被杀，宋金关系出现变数。在这样的背景下，孝宗任用张浚为枢密使，主持隆兴北伐。
即使在军事斗争和“庙算”纷争十分紧要的关头，面对朝堂任用宠信，张浚并未放弃其“庙胜”治国的信念。隆兴元年四月，内侍龙大渊、曾觌等人凭借恩宠弄权，谏官刘度、周必大等人因弹劾幸臣而遭贬谪。身在前线主持军务的张浚虽年事已高，却无法坐视朝政混乱。他在回朝途中上疏，痛陈：“今德政未洽，宿弊未革”，重申“庙胜之道，在人君正身以正朝廷……愿发乾刚，尽循太祖、太宗之法”。与此同时，张浚通过书信与面谈声援被贬的刘度与周必大。这既是对当时孝宗身边宠信势力抬头的直接回应，更是一种政治托付：把“庙胜”的火种传递给周必大等新一代士大夫，使之成为维护朝纲、制约宠信的意识形态武器。
张浚死后，其政治遗产在乾道七年（1171年）的“张说任命案”中经历了最严峻的考验，这也是“庙胜”精神在南宋中期的一次集中爆发。三月，孝宗任命太上皇后妹夫张说为签书枢密院事。张说以外戚身份骤升执政，公然违背了建炎以来确立的抑制外戚之法。
此时，张浚之子张栻继承了父亲的衣钵。面对满朝“莫敢颂言”的沉默，张栻挺身而出。他在经筵讲席上引用“庙胜”之理，指出“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随后，中书舍人范成大拒不草拟任命制书，痛陈不可破坏法制。在张栻、范成大等人的合力抗争下，孝宗最终收回成命，张说被罢职。
然而，斗争并未就此终结。乾道八年（1172年）二月，尽管朝堂争议未平，孝宗仍试图再度起用张说。这一次，抗争的群体更为广泛，且直指张浚的政治遗产。侍御史李衡、右正言王希吕交章论奏；左丞相虞允文亦缴回词头，不予执行。更重要的是，张浚的门生故吏、时任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的周必大，秉持师门教诲，坚决不草答诏；权给事中兼起居郎莫济亦不书录黄；国子司业刘焞亦移书责宰相，言张说不当用。
面对这一系列来自“清流”的集体抵制，孝宗盛怒之下采取了强硬手段：绕过正常的封驳程序，指派他人草诏行下，并对抗争者进行严厉打压。周必大、莫济被予在外宫观，日下出国门；李衡罢职；王希吕贬责远方；刘焞出为江西转运判官。在这场政治风暴中，张栻、周必大、刘焞等人不顾个人进退，依据“庙胜”之道联手抵制外戚干政，展现了道学士大夫在逆境中同气连枝、不畏强御的风骨。他们成功将张浚个人的政治主张转化为道学群体的集体行动，对维护淳熙年间的政治相对清明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使“庙胜之道”从一家之言演变为南宋中期士大夫的共同政治话语。
三、庙胜精神的延展与悲歌：从绍熙回响到绍定独鸣
张浚“庙胜之道”的影响力，在南宋中后期的激烈党争中不仅未曾消退，反而成为了正直士大夫的精神堡垒。至绍熙五年（1194），权臣韩侂胄渐露头角，其势甚至凌驾于宰相之上。此时，张浚当年的政治盟友及后学继续扛起“庙胜”的大旗。朱熹与张栻为论学挚友，中书舍人彭龟年则不仅从学于朱熹、张栻，更与张浚从子、张栻从弟张枃交往密切，深受张浚学派影响。闰十月，朱熹与彭龟年约定共同上疏弹劾韩侂胄。然而，朱熹先一步上疏被黜。面对同党的失势，彭龟年并未退缩，反而附奏云：“始臣约朱熹同论此事。今熹既罢，臣宜并斥。”他在奏章中进一步条数韩侂胄之奸，直指其破坏朝廷法度：“进退大臣，更易言官，皆初政最关大体者。大臣或不能知，而侂胄知之，假托声势，窃弄威福，不去必为后患。”这番言论，直击“庙胜之道”的痛点——若君主身边的近臣操纵进退大权，则“正朝廷”便无从谈起。
稍后，庆元元年，韩侂胄以“以宗室居相位不利于社稷”为由，将赵汝愚排挤出朝，赵汝愚不久死于贬所。赵汝愚虽为宗室出身，却始终站在张浚精神的立场上，坚决反对韩侂胄以国戚之身把持朝政。韩侂胄为巩固权力，进一步将支持赵汝愚的理学群体打成“伪学逆党”，严禁理学著作与科举中的义理之学，这就是著名的“庆元党禁”。尽管赵汝愚最终失败并导致党禁，这场斗争深刻印证了张浚一脉在政治上对于“防制外戚、维护正道”的顽强坚守，他们的抗争，本质上是张浚“正朝廷”思想在权臣政治时代的延续。
南宋后期，朝政日益为权臣所把持。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权臣史弥远矫诏废黜原定继承人济王赵竑，拥立理宗赵昀。宝庆元年（1225），湖州人潘壬等意图拥立赵竑，虽被赵竑平定，但史弥远仍借机逼迫赵竑自缢。这一系列事件，彻底背离了张浚所倡导的“正朝廷”与“循法度”原则。南宋由此进入权相史弥远长期专权的时期：他通过操纵台谏、控制官任，甚至矫诏废立，将朝政牢牢掌握在手中，形成“皆言相不言君”的局面。
在这一局势下，张浚的从孙、张栻从弟张枃之子张忠恕，毅然承担起家族的政治使命。在朝廷诏求直言之际，张忠恕上封事陈八事，直言不讳地批评朝廷对待济王的方式不当，指出：“谓当此时，优崇恤典，选立嗣子，则陛下所以身处者，庶几无憾，而造讹腾谤者，靡所致力。”同年七月，张忠恕在轮对时，更是直接引用其伯父张栻当年告孝宗之语：“当求晓事之臣，不求办事之臣；欲求伏节死义之臣，必求犯颜敢谏之臣。”这不仅是家学的传承，更是对理宗朝政治生态的深刻针砭。张忠恕自知不为权相史弥远所容，力请外补，出知赣州。当时，名臣真德秀、魏了翁对张忠恕推崇备至，魏了翁更赞其“植立名节，无聩家声”。从建炎到绍定，跨越百余年，张浚家族及其学脉始终作为一股制衡力量，活跃在南宋政治的核心舞台。他们屡经挫折——建炎兵变、隆兴北伐失败、庆元党禁、史弥远专权——但始终未放弃对“正心—正朝廷—正百官—正万民”这一儒家治理逻辑的追求，使“庙胜之道”在南宋中后期的权臣政治中成为“以道抗势”的重要精神资源。
结论
综上所述，张浚对“庙胜之道”的坚守，绝非一时一地的权宜之计，而是南宋士大夫阶层精神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念以儒家“内圣外王”理想为核心，主张通过“正心—正朝廷—正百官—正万民”的链条，实现国家治理的系统性变革，从而为国家中兴提供政治与道德基础。从建炎年间抑外戚孟忠厚，确立后族之法；到绍兴五年系统提出“三正”理论；从隆兴年间张浚支持周必大反宠信，到乾道年间张栻、周必大在“张说任命案”中的联手抵制；再到绍熙年间彭龟年、朱熹共击韩侂胄，直至绍定年间张忠恕冒死论救济王，这一连串的时间节点构成了清晰的政治谱系。
张浚及其后学与传人，通过政治实践与理论建构，使得“庙胜之道”成为南宋朝廷对抗腐败势力、维护政治清明的重要理论武器。尽管在君主专制与权臣政治的夹缝中，这一理想往往难以完全实现，甚至伴随着流血与贬谪，但它确立了南宋士大夫“以道抗势”的政治风骨，深刻影响了南宋百年的政治走向与精神气质。在宋金对峙、内忧外患的历史情境中，这种强调内修政本、正心治国的治理哲学，既是对北宋亡国教训的反思，也是南宋士大夫在艰难时局中坚守正义与秩序的精神支柱。正如魏了翁在送别张忠恕时所赞：“衡山之高高插天，紫岩（张浚）之风以此传。南轩（张栻）之后见此人，凛凛清风满座春。”张浚的“庙胜之道”，终究超越了单纯的权谋之术，上升为一种政治道德理想，成为南宋政权延续中不可或缺的道德脊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