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身以正庙堂，循法以定万邦：张浚“庙胜之道”在建炎至隆兴间的演进与实践
2026-01-13 16:13阅读：
正身以正庙堂，循法以定万邦：张浚“庙胜之道”在建炎至隆兴间的演进与实践
南宋高宗建炎年间，时任殿中侍御史之张浚，曾针对时局提出一套影响深远的政治理论，即“庙胜之道”。其核心要义在于：“庙胜之道，在人君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今德政未洽，宿弊未革。愿发乾刚，尽循太祖、太宗之法。”此论不仅为南宋初年政治整顿之纲领，更贯穿了张浚此后数十年的政治生涯。从建炎年间对外戚干政的裁抑，到绍兴年间治国理论的成熟，直至隆兴初年面对幸臣弄权时的再次疾呼，张浚始终以此道为圭臬，试图在动荡的局势中为赵宋王朝确立一种以内圣外王为核心的政治秩序。
一、建炎奠基：正朝廷以抑外戚
所谓“庙胜”，首在“正身”与“循法”。张浚认为，君主若欲决胜于庙堂，必先端正自身，继而正朝廷纲纪，而后方能正百官、万民。建炎二年，朝廷拟擢隆祐太后之侄孟忠厚为常德军承宣使，此议一出，张浚即与刘珏、汪藻等谏官交章论列，痛陈陛下不可“屈法而隆私恩”。此即张浚践行“庙胜之道”之始——以祖宗之法对抗皇权与外戚之私情。最终，高宗采纳谏言，下诏“后族自今不得任侍从官，著为令”。
建炎三年“苗刘兵变”平定后，虽孟忠厚有护卫太后之功，但时任知枢密院事的张浚，力排众议，仅奏请授其宁远军节度使虚职，坚决杜绝外戚借此出任实职而干政。这一系列举措，不仅整肃了朝纲，更为后世确立了“不以私恩废法”的典范，正是张浚“正朝廷以正百官”理论的具体实践。
二、绍兴五年：理论成熟与系统化
时光流转至南宋高宗绍
兴五年（1135）二月，张浚任右仆射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军马，位极人臣。此时的政治环境相对稳定，使其有机会将早年的政治实践升华为系统的治国理论。在向宋高宗提出“宗庙大计莫先储嗣”并得到肯定后，张浚进一步阐述了其“庙胜之道”的深层内涵。
他指出：“王者以百姓为心，修德立政，惟务治其在我，则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天下舍我，将安归哉？固不侥幸于近绩也。”在此基础上，他将建炎以来的主张进行了理论化的提升：“仰惟陛下躬不世之资，当行王者之事，以大有为，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国势既隆，强虏自服，天下自归。”这一论述，标志着张浚“庙胜之道”的成熟。他将“正心”视为原点，通过层层递进的逻辑链条，将君主修身与国家强盛、天下归心紧密相连。这一理论总体上得到了宋高宗的遵守，成为南宋前期政治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
三、隆兴元年：面对幸臣之“再申宿弊”
绍兴三十二年，高宗退位，孝宗即位。尽管新君有意恢复，然太上皇赵构仍有牵制，朝中主和派与幸臣势力暗流涌动。隆兴元年（1163），围绕内侍龙大渊、曾觌的任用问题，朝堂爆发了激烈争斗，此时张浚的“庙胜之道”再次面临严峻考验。
龙、曾二人凭恃恩宠，“轻儇浮浅”，“摇唇鼓舌，变乱是非”，甚至引北人入宫嬉戏，严重破坏了朝廷法度。右谏议大夫刘度、中书舍人张震、殿中侍御史胡沂、给舍金安节、周必大等正直官员纷纷上疏弹劾，直指其“上累圣德”、“市权招士”。然而，宋孝宗以“破朋党，明纪纲”为名，对谏官的忠言加以打压，刘度被指“所言过实”而遭罢黜，周必大、张震等人亦被迫离职。枢密院编修官陆游因向枢臣张焘进言劾罢二人，反被斥为“反覆小人”而逐出朝廷。
面对这种“德政未洽，宿弊未革”甚至“正人去位”的倒退局面，时任枢密使、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的张浚，虽肩负前线抗金重任，却无法对朝政的混乱坐视不理。当他在四月奉召自建康返回临安商议战和国是途中，于三十日中道上疏，重申了当年建炎年间所提出的核心定义：
“庙胜之道，在人君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今德政未洽，宿弊未革。愿发乾刚，尽循太祖、太宗之法。”
这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针对当时孝宗纵容幸臣、排斥忠谏的切中肯綮之谏。张浚认为，欲求抗金之胜（庙胜），必先正朝廷之纲纪；若朝廷被幸臣搅乱，则前线军事亦难有作为。与此同时，张浚作《与刘察院帖》对被贬谪的刘度予以声援，并在福严渡口与罢官离京的周必大会面，以此表达对清流士大夫的支持。
四、结语
纵观张浚之政治生涯，从建炎年间裁抑外戚孟忠厚，到绍兴五年系统阐述“正心以正万民”的治国理论，再到隆兴元年面对幸臣乱政时不顾高龄再次重申“庙胜之道”，其思想脉络一以贯之。
张浚的“庙胜之道”，强调君主之“正身”与对祖宗成法之遵循，是南宋初年试图在内忧外患中重建政治秩序的一次重要努力。尽管在复杂的权力博弈中，张浚的主张未必能完全被君主采纳，甚至遭受排挤，但他与刘度、周必大等士大夫共同坚守的“德治”与“法治”精神，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权幸与私恩对国家机器的侵蚀，为南宋政权延续奠定了道德与法理基础。正如史料所载，在张浚等人的努力下，其倡导的清明朝政理念仍得到了孝宗及群臣的重视与传承，成为南宋政治文化中不可或缺的正能量。
附件：张浚“庙胜之道”演进与实践的相关史实
一、建炎二年（1128年）——首次实践：外戚孟忠厚任职风波与“祖宗之法”的确立
核心事件：高宗欲擢隆祐太后之侄孟忠厚为常德军承宣使。
朝议纷争：此举引发台谏、给舍激烈反对。新除中书舍人卫肤敏因坐论孟忠厚徙官而力辞，翰林学士朱胜非言此“非所以示天下”。
张浚行动：殿中侍御史张浚继刘珏不书录黄后，上章弹劾，与汪藻等谏官合力，主张不可“屈法而隆私恩”。
结果：高宗最终采纳谏言，诏令孟忠厚换任武职，并确立“后族自今不得任侍从官，著为令”。张浚在此事件中践行了“正朝廷”的理念，以祖宗家法遏制外戚势力。
原始记载：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正月壬子（二十七日），显谟阁直学士、提举醴泉观孟忠厚为常德军承宣使，用台谏、给舍六章论列也。初，新除中书舍人卫肤敏既坐论忠厚故徙官，力辞不拜。翰林学士朱胜非言：“陛下即位之始，四方拭目以观新政，今乃坐外戚而去谏臣，非所以示天下。”会刘珏不书录黄，殿中侍御史张浚章继上。中书舍人汪藻亦言：“隆祐太后盛德著闻天下三十年，今一旦以忠厚之故，使陛下屈法而隆私恩，臣恐海内之人不能无疑，非所以成隆祐远嫌之德。”肤敏复言：“事母后莫若孝，待戚属莫若恩，劝臣下莫若赏。今陛下顺太后以非法，非所谓孝；处忠厚以非分，非所谓恩；不用臣言而迁其官，非所谓赏。陛下一举而三失之矣！况陛下事大母犹母也。子之于父母，可则从之，其不可者不从也。故孔子曰：‘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盖有天下者当以大义灭亲，岂可徇家人之私情害祖宗之成法？至假外戚以名器，而示天下以不公。矧中书乃根本之地，而舍人所掌在于论列可否、献纳是非，不特演论而巳。臣叨居谏垣巳试无补，若更贪荣冒宠，超擢词掖，则不移之愚难听之语又复妄发，其获罪愈重矣。”前一日，执政进呈，上问何以处此。中书侍郎张悫流涕言曰：“陛下政事尽循祖宗成宪，惟忠厚冒居论思之职，至今谏官卧家几月，有伤公道，臣窃惜之。”同知枢密院事郭三益曰：“陛下屈法于忠厚，为太后也；悫流涕而请，为天下也。愿陛下从悫言。”宰相黄潜善、知枢密院事汪伯彦亦言忠厚当换武。陛下傥重违太后意，即请以言者论疏纳东朝。上曰：“不若以章疏付忠厚，令自为谋，则两全矣。”既而太后令与忠厚易武，上以谕辅臣，仍诏后族自今不得任侍从官，著为令。《中兴圣政》臣留正等曰：“臣闻章献明肃太后垂帘时，外戚马季良为待制。仁祖亲政，于明肃之政无大变更，独季良即日易武弁，以为祖宗之制不可以私恩废也。太上皇帝奉隆祐太后至矣，而不敢抑言者以私忠厚，呜呼！此我宋家法万世所当守也。”
二、 建炎三年（1129年）——持续坚守：兵变平定后的论功行赏与防范外戚干政
背景：三月发生“苗刘兵变”，四月平定，高宗复位，张浚升任知枢密院事。
新挑战：尚书司勋员外郎赵鼎以太后复辟之功，建议推恩外家孟忠厚。
张浚行动：张浚虽主持平乱有功，但坚决反对给予外戚实权。他仅奏请授孟忠厚宁远军节度使一虚职。
结果：成功杜绝了外戚借拥戴之功出任实职而干政的可能。不久孟忠厚亦因母忧解职。张浚再次通过具体人事安排，维护了“尽循太祖、太宗之法”的原则。
原始记载：建炎三年（1129）三月，杭州发生“苗刘兵变”，张浚即在平江组织吕颐浩、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勤王。四月初，兵变平定，宋高宗复位，张浚任知枢密院事。时尚书司勋员外郎赵鼎谓张浚曰:“太后复辟，其（孟忠厚）功甚大，当推恩外家。”张浚只是向宋高宗奏孟忠厚任宁远军节度使的虚职。不久，孟忠厚奉太后幸南昌，归至越，以母忧就解职。
三、绍兴五年（1135年）——理论成熟：张浚对“庙胜之道”的系统阐述
背景：二月，张浚任右仆射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军马，位极人臣。
理论提出：在获准确立储嗣之后，张浚向高宗系统提出了治国理论。
核心内容：他指出“王者以百姓为心”，强调“修德立政，惟务治其在我”，不可侥幸于近绩。他完整论述道：“仰惟陛下躬不世之资，当行王者之事，以大有为，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国势既隆，强虏自服，天下自归。”
意义：标志着张浚“庙胜之道”从早期的政治实践上升为系统的治国理论，总体得到宋高宗遵守。
原始记载：南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二月，张浚任右仆射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军马后，即向宋高宗提出“宗庙大计莫先储嗣”得到肯定后，又提“王者以百姓为心，修德立政，惟务治其在我，则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天下舍我，将安归哉？固不侥幸于近绩也。仰惟陛下躬不世之资，当行王者之事，以大有为，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国势既隆，强虏自服，天下自归”的治国理论。
四、隆兴元年（1163年）——再次申明：面对幸臣乱政重申“庙胜之道”
背景：宋孝宗即位，有意恢复，但受太上皇牵制及朝中幸臣龙大渊、曾觌等人干扰。正月张浚升任枢密使、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
朝局冲突：龙大渊、曾觌招权纳贿，引发谏官刘度、胡沂及给舍周必大、金安节等人激烈弹劾，但孝宗以“破朋党”为由排斥众议，陆游因此被贬，刘度、周必大等人相继罢官离京。
张浚行动：三月三十日，张浚奉召自建康返临安途中中道上疏，面对“德政未洽，宿弊未革”的局面，完全重申了建炎二年的定义：“庙胜之道，在人君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愿发乾刚，尽循太祖、太宗之法。”
后续互动：张浚作《与刘察院帖》支持被贬的刘度；四月初六，在福严渡口会见罢官离京的周必大及其子张栻，表达对清流士大夫的支持，坚持其政治理想与德治主张。
原始记载：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宋高宗因对张浚、赵鼎、李光、岳飞、宇文虚中等失德、失信、失威而退位，宋孝宗即位。登基后的孝宗虽有意恢复中原，但受太上皇赵构牵制，南宋抗金台柱的张浚实权受限。此时朝中主和派仍占据隐性优势。但面对金国的军事压力和宋孝宗二代的顺利接班，太上皇赵构和新帝宋孝宗需要任用张浚，因太上皇赵构时常忧虑张浚不忠，始终存有猜忌，安插人员牵制（如汤思退、王之望、史浩），左右宋孝宗人士决策和战略决策。九月，陆游任枢密院编修官兼编类圣政所检讨官。冬，刘度除右谏议大夫，首论待小人不可无节，因奏潜邸旧僚，宣召当有时，盖为龙大渊、曾觌言也。
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正月，张浚升任枢密使、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封魏国公。三月初一，金军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以书取侵地。初二，刘度上疏劾“大渊、觌轻儇浮浅，凭恃恩宠，入则侍帷幄之谋，出则陪庙堂之议，摇脣鼓舌，变乱是非。凡皇闱宴昵之私，宫嫔嬉笑之语，宣言于外，以自夸大。至引北人孙照出入清禁，为击球、胡舞之戏，上累圣德，望亟赐黜逐。”刘度又因进故事，论京房指谓石显，元帝亦自知之而不能用，盖公义不胜私欲耳。反覆数百言，尤为切至。初九，宋孝宗任龙大渊知门合门事，曾觌为同知门合门事。十六日，罢免龙大渊，另外差遣；曾觌恢复带御器械。诏建康前线的张浚回朝商议与金军的战、和问题。十七日，刘度言：“臣欲抑之而陛下扬之，臣欲退之而陛下顾进之，臣欲使之畏戢而陛下示之以无所忌惮，是臣所言皆为期罔。”因求贬黜，不报。而中书舍人张震亦缴其命。至再除张震次对，出知绍兴府，张震力辞不许。殿中侍御史胡沂亦论两人市权招士，请屏远之，以防其微，不报。谏官刘度坐抗论左迁。给、舍金安节、周必大亦再封还录黄，且奏曰：“陛下于政府侍从，欲罢则罢，欲贬则贬，独于此两人委曲迁就，恐人言纷纷未止也。”十八日，宋孝宗宣手诏，谓：“龙大渊见在假，候假满日，别与差遣。曾觌依旧带御器械。”“给舍为人鼓扇，议论群起，太上时安敢尔！”于是金安节、周必大退而待罪。期间，枢密院编修官陆游为枢臣张焘言:“觌、大渊招权植党，荧惑圣听，公及今不言，异日将不可去。”会张焘入对（张焘遽以闻，宋孝宗诘语所自来，张焘以陆游对），欲以两人决去就，宋孝宗问所从闻，张焘曰：“闻之陆游。”宋孝宗曰：“游反覆小人，已得罪行遣矣。”张焘谢曰：“臣听言不实，罪也。”张焘遂罢政（张焘被罢免）。宋孝宗怒，出陆游通判建康府。是日，金安节、周必大再奏，乞窜责，不许。周必大入谢，宋孝宗曰：“朕察卿举职，但朕欲破朋党，明纪纲耳。”时宰辅、台谏合辞，以为两人当去，故帝有朋党之疑。十九日，刘度改权工部侍郎，以所言过实也。张震力辞职名，遂与外祠。二十三日，当是在太上皇赵构的施压下，宋孝宗恢复龙大渊为知门合门事，曾觌为同知门合门事。二十五日，刘度辞新命，内批刘度罢建宁府。给、舍黄中、马骐言：“度与郡且一岁矣，今被旨放罢，莫知其故。”宋孝宗批：“刘度党附，敢为欺罔，尚除大藩，可依已降放罢指挥。”刘度出知建宁府。宋孝宗复申两人知閤之命，周必大又格除目不下，史浩以闻。二十八日，周必大不获命，遂请祠去，而两人之命亦寝。不久，胡沂累章，益恳切，曰：“大渊、觌不屏去，安知无柳宗元、刘禹锡辈挠节以从之者。”好进者嫉其言，共排之，胡沂亦以言不行请去，遂以直显谟阁主管台州崇道观。张震力辞，改知夔州。金安节除兵部侍郎。黄中及马骐亦以言去。盖龙大渊等初用事时，诸贤攻之甚力，故上意有朋党之疑也。三十日，召赴行在的张浚中道上疏，提出：“庙胜之道，在人君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今德政未洽，宿弊未革。愿发乾刚，尽循太祖、太宗之法。”宋孝宗和一干爱戴张浚的群臣很好地传承了张浚提出的“德治”、“法治”清明朝政。当在期间，张浚作《与刘察院帖》支持刘度。四月初二，张浚奉召自建康返回到临安。四月初六，周必大罢官离京，途经福严渡口（在今嘉兴桐乡）遇张浚、张栻自建康被召回，周必大拜见张浚，并与张栻熟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