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忠照汗青：论张浚为宋朝第一忠臣
2026-02-05 09:08阅读：
孤忠照汗青：论张浚为宋朝第一忠臣
——身处危局最难、受屈最深、维系时间最长、恢复之志最坚韧
纵观两宋三百余年的历史，论及忠臣楷模，人们往往首先想到北宋时期的范仲淹、韩琦、司马光等人。他们在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中，以道德文章和治国才干辅佐君王，确立了宋代士大夫的风骨。如果说范仲淹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吹号人，他唤醒了一个时代的良知；相比之下，张浚则是这一精神在乱世的悲壮践行者。他在南宋初年的泥泞中，背负着‘大忠爱国’的沉重十字架，于外敌铁骑与帝王“私心”（为迎回金国人质的母亲不惜屈辱议和）、猜忌（因忧心张浚不忠不敢赋以重任）的夹缝中，独自支撑着将倾的大厦。
然而，置身于南宋初年更为艰危的政治与军事格局中，张浚却展现出了比北宋前辈更为悲壮、更为艰难的忠诚特质。他是一个被后世误读误解却又无法绕开的核心人物，面对的是国破家亡的边缘与反复无常的君主，其忠诚的试炼远超北宋治世。
对于忠诚的本质，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曾有过深刻的阐述，他认为“事君者必此心纯一而后能有感格”，意指只有心志纯粹如一，才能真正感动君心与天地。而张浚的一生，正是这种“纯一”之心的完美践行者。南宋名臣王十朋亦曾盛赞张浚“天资忠义、材兼文武可为将相者”，即便未曾谋面，王十朋亦感佩于他“誓不与敌俱生”的决绝。这种“誓不与敌俱生”的决绝，正是张浚一生忠诚的底色。他在君主猜忌、国力孱弱与内部分裂的夹缝中，为国家独立与民族尊严进行的孤独搏击，其难度与烈度，实不亚于甚至超越了北宋诸贤。
一、战略之忠：绝境中的悲壮牵制与牺牲
张浚对国家的第一重忠诚，体现在他愿意为了国家的大局利益，承担战术上的失败与个人的骂名。富平之战便是典型例证。历来对富平之战的批评，往往忽略了其发生的极端环境以及
在绝对劣势下敢于亮剑的勇气。彼时的关中已是历经战火、无粮无防的“焦土”。明知敌强于己、可能失败的张浚奉命在此绝境中集结兵力，实则是在执行一场关乎国运的“以弱战强”的战略牵制。他将广袤的关中化为一个巨大的战略屏障，正如后世淞沪会战虽损失惨重却粉碎了日军‘三月亡华’的计划一般，富平之战在战术上虽有失策，但在战略上却成功将金军主力牢牢吸引在西北，为南宋立足江南赢得了宝贵的战略时间。
对于张浚在西北及这一时期的巨大贡献，当时与其共事的宰相赵鼎有着深刻的体认。赵鼎向宋高宗进言时，曾盛赞“浚有补天浴日之功”，认为张浚拥有挽救国家的回天之力。这一评价充分肯定了张浚在绝境中以身为国、践行战略之忠的壮举，证明了朝廷在当时对其功绩是高度认可的。
二、仁义之忠：代人受过与顾全大局
张浚对国家的第二重忠诚，体现在他对同僚的爱护以及对政治乱局的担责。淮西军变的真相，被长期误读为张浚与岳飞的个人矛盾（两人发生争执与岳飞上山是两个时间阶段，常被误解为因果关系），实则恰恰相反，张浚是岳飞的保护者与伯乐。当岳飞愤而上庐山时，张浚并未落井下石，而是在与高宗商议后，派张宗元监军，其真实意在保护岳飞。
淮西军变的真正祸首，是朝廷决策混乱。当郦琼叛变时，张浚虽身处外线督师，并无主要责任，但他深知若大臣互相推诿将动摇国本。于是，他选择了最为艰难的道路——主动辞去相位，吞下苦果。对于张浚在逆境中始终如一的忠诚，名臣李光给予了极高赞誉，称“恭惟相公慷慨大节，勤劳王家，恢复之志，有古名臣之风”，认为其具备了古代名臣的风范。
而在面对不断的打压与贬谪时，张浚展现出了惊人的精神韧性。朱熹在评价张浚的这种坚持时动情地写道：“盖其忠义，自壮至老，或用或舍，未尝有斯须之间也。”这意味着，无论身居高位还是身处江湖，无论被朝廷任用还是舍弃，张浚的忠义之心哪怕是一瞬间都不曾停止过。针对后世对其“失陕服，散淮师”的指责，陈俊卿亦做出了有力的辩护，直言：“浚忠义，且兼资文武……虽闻其尝失陕服，散淮师，而许国之心白首不渝。”
这正是他作为“国之第一忠诚”在政治担当上的最有力注脚。
三、政治之忠：猜忌阴影下的“以战止战”
张浚对国家的第三重忠诚，体现在他支持新君确立皇权、以军事行动争取外交尊严的政治远见。如经略川陕后期的自前线被召回再贬其福州居住。又如隆兴北伐早期的符离兵败，常被归咎于张浚老迈，但实则是太上皇赵构猜忌下的悲剧。赵构退位后，仍忧心张浚“不忠”，处处掣肘。然而，即便在如此被动的局面下，面对金国的强硬索地，张浚依然坚持发动北伐。这是一场“以战止战”的政治行动：它向金国展示了抵抗决心，为“隆兴和议”争取了主动，避免了更为屈辱的条款。符离兵败的同年，张浚升任为右相，为南宋争取和谈筹码和宋孝宗的顺利接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张浚因病含恨离世，陆游有诗句载：“张公遂如此”“皇天夺老臣”“忆昔高皇绌柄臣”。
在与皇权私心的政治博弈中，张浚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杨万里将张浚与历代名相相比，指出“其奋不顾身、敢任大事似寇准”，认为他在关键时刻敢于承担天下重任，如同当年的寇准。更难能可贵的是，杨万里看到了张浚至死不渝的恢复之志，评价“其志在灭贼、死而后已似诸葛亮”。即便在符离兵败后的艰难时刻，张浚依然如同诸葛亮一般，矢志不渝地为了国家存亡而奋斗，这种政治上的大忠，令人动容。
四、道德之忠：理学视域下的纯粹人格
张浚对国家的第四重忠诚，在于其超越了功利得失的道德纯粹性。作为理学名臣，张浚的忠诚不仅体现在事功，更深深植根于其学术与修养之中。
朱熹对张浚的道德人格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忠贯日月，孝通神明，盛德邻于生禀，奥学妙于心通。勋存王室，泽在生民，威震四夷，名垂永世”。这不仅是说他的忠诚贯通日月，更指出他的学问与德行是发自天性的真诚，其功勋与恩泽留存于王室与百姓之间。王十朋在祭文中深情地写道：“惟公学造诚明，才全文武，忠孝根于天性，节操贯乎岁寒。”
认为张浚的忠诚与孝道源于天性。
张浚一生清廉，位极人臣而死时家无余财，甚至曾捐私宅筑长沙城南书院，以兴文教为己任，而非为子孙谋利。在南宋初年奢靡成风的背景下，他以身作则，诠释了儒家士大夫的操守。朱熹进一步分析道，张浚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视国事如家事，视民疾苦如在己身，至诚恳恻，贯彻上下”。这种视国如家、视民如己的情怀，贯穿了他的一生。即便是在“平生四被谪命，处炎方几二纪”（一生四次被贬谪，在南方炎荒之地居住了近二十四年）的极端困境中，他依然“拳拳念君之心，远而弥笃”，距离朝廷越远，思念君主的心反而越加诚挚。杨万里盛赞其道德力量，称“忠孝之节，动天地而贯日月”。而朱熹则从哲学高度揭示了张浚忠诚的根源：“张忠献公平生心事，无一念不在君亲，而其学又以虚静诚一求之于天为本，故其与人言，亦未尝不依于此。”
这种“无一念不在君亲”的纯粹，正是“事君者必此心纯一”的最好注解。
五、结论
综上所述，张浚之所以是“宋朝第一忠臣”，是因为他在国家需要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交付了全部的自己。
在战略上，他于富平以空间换时间，有赵鼎所言的“补天浴日之功”；
在政治上，他于淮西兵变中代人受过，有朱熹所证的“自壮至老……未尝有斯须之间”的坚持；
在皇权上，他于符离之战中忍辱负重，有杨万里所评的“志在灭贼、死而后已”；
在道德上，他捐私宅筑长沙城南书院而不谋私利，有朱熹所赞的“视国事如家事”的赤诚。
相较于北宋时期的韩琦、富弼、司马光等顶级忠臣，他们多在相对安定的朝局中致君尧舜，虽功德巍峨，但未遇社稷倾覆之极厄；而张浚则在国破家亡的边缘，以一身独支危局，其承受的政治猜忌与军事压力远超前人。如果说北宋诸贤的忠诚表现为“共治”，张浚的忠诚则升华为“殉道”。
后世对于张浚的评价虽有分歧，但核心的赞誉始终如一。陆游誉张浚为“孤忠耿耿贯穹苍”；岳飞之孙岳珂虽未亲见，亦尊称其“忠义勋名，中兴第一”；朱熹更是发出了“其功烈之盛，岂可盛言哉”的由衷感叹。
实际上，张浚的“忠”并非愚忠，而是以捍卫华夏文明为核心，在军事、政治、思想层面持续抗争的实践。尽管有战略执行因战场情势瞬息万变下的战役兵败与皇权约束的时代局限，但其一生贯穿的担当精神与民族气节，确属宋代罕见。若论死节之烈，后世有文天祥；若论支撑危局之久、受任于败军之际之难，张浚确属罕见。
因此，若以“抵御外侮、维系正统、垂范后世”为忠臣标准，张浚堪称宋朝第一人。他在宋高宗长久的忧忌与猜忌中，用一生的行动回应了所有的怀疑。那些被后世曲解的“败绩”，实则是他作为“宋朝第一忠臣”在逆境中发出的悲壮回响。他不仅是南宋的柱石，更是整个两宋历史中“忠君爱国”精神的最高标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