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险立防：张浚坐镇阆州后的川陕立体防御体系
2026-02-24 11:08阅读：
依险立防：张浚坐镇阆州后的川陕立体防御体系
南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三月，金人逼兴州（略阳），知枢密院事兼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退保利州路阆州，移川陕宣抚处置司于此。张浚即迅速在秦岭地区构建了一套立体防御体系。这一体系以阆州（今四川阆中）为统帅驻地，以“依山据险，分守诸道”为核心方针，在地理上覆盖秦岭诸道与汉江走廊，在人事上形成吴玠、刘子羽、王彦三大防区协同格局，在后勤上依托赵开的财政改革及一批能吏的配合实现持久供给，成为南宋初年保障四川安全、牵制金军主力的战略基石。
一、阆州定位与战略转变
张浚入蜀之初，曾驻扎兴元府（汉中），意在进取关中。临行前，监登闻检院汪若海进言：“天下者，常山蛇势也。秦、蜀为首，东南为尾，中原为脊。今以东南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将图恢复，必在川、陕。”这一战略判断与张浚“中兴当自关、陕始”的构想高度共鸣，成为其经略川陕的基本出发点。
张浚抵达兴元府后，上疏分析形势：“汉中实形势之地，前控六路之师，后据两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号令中原，必基于此。”这一判断奠定了川陕防御体系的地理基础——以汉中为中枢，控扼秦岭诸道，兼顾汉江走廊，形成纵深梯次的防御格局。
然而，富平之战（1130）的失利，从反面印证了这一判断的复杂性。战前，王彦曾谏言：“陕西兵将，上下之情未通，若不利则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阆、兴、洋，以固根本。”吴玠亦主张“宜各守要害，须其弊而乘之”。但张浚急于牵制东南金军，采纳合兵决战于富平的宏观战略决策。战后，张浚迅速调整战略，将统帅机构南移至兴州、再退至阆州。阆州地处嘉陵江中游，北可策应兴元前线，南可屏护成都腹地，且扼守嘉陵江水运要冲。这一选址既避免了因退守成都而造成的军心涣散与政治被动，又处于前线与后方（后勤基地）之间的战略枢纽位置，进可支援前线，退可保全根本。
这一决策具有深刻的战略考量：阆州地处嘉陵江中游，北可控蜀口诸关，南可屏护成都平原，东可联络荆襄，西可策应陇蜀，是一个进退有据的内线指挥中枢。退守阆州标志
着张浚完成了从“主动出击”到“战略防御”的转变，他采纳刘子羽的建议，退保兴州（沔州，今略阳）收拾散亡将士。刘子羽单骑至秦州，召诸亡将，“时诸将不知宣司所在，及闻命，大喜，悉以其众来会，凡十余万人，军势复振”。随即部署三路防线：吴玠聚兵扼险于凤翔大散关东之和尚原，以断敌来路；关师古等聚熙河兵于岷州大潭；孙偓、贾世方等聚泾原、凤翔兵于阶、成、凤三州，“以固蜀口”。这一部署奠定了此后数年的防御格局。
二、地理格局与三大防区
张浚的防御体系充分利用了川陕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川陕军事地理呈现典型的“两山夹一江”格局：北有秦岭横亘，南有大巴山屏障，中间汉江横贯东西。秦岭东西绵延，其间形成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库谷道等多条南北通道；汉江则自西向东，上连汉中，中经金州（安康），下通荆襄，构成一条东西向的战略走廊。
张浚对地理形势的研判极为精准。他认识到，单纯的秦岭防线存在结构性缺陷——若金军避开正面蜀道，从东侧武关道迂回进入汉江流域，即可沿江西进，威胁汉中侧翼。因此，完整的防御必须覆盖两个方向：一是秦岭诸道的北口，二是汉江走廊的东端。针对这一地理特征，张浚将防线划分为左、中、右三大防区，形成纵深梯次的防御网络。这一格局后来演变为南宋著名的“三关五州”防御体系：蜀口外三关（大散关、黄牛堡、皀郊堡）为第一道防线，阶、成、西和、凤、天水五州为第二道防线，蜀口内三关（武休关、仙人关、七方关）为第三道防线，共同拱卫四川内腹的安全。
右翼（西线）吴玠以仙人关（位于徽县）为核心，专守陈仓道南口并控扼祁山道。其防区“左控祁山道，右扼陈仓道”，是抵御金军自关中西来和陇东南下的战略支柱。此前，吴玠在大散关以东的和尚原之战（1131）中以数千精锐击败金兀术数万大军。一战成名后吴玠移防河池、仙人关一线。据张浚《和尚原大捷奏》载：“自寅至酉，大小凡三十馀阵，生擒江南四万户羊哥孛堇……等二十馀人”重创金军主力。此后吴玠与其弟吴璘长期驻守此线，成为南宋川陕防线最坚固的屏障。仙人关控扼陈仓道南口、屏蔽入蜀门户，是联结秦陇与巴蜀的咽喉要冲。
中路刘子羽坐镇兴元府，总揽褒斜、傥骆、子午三条秦岭蜀道南口的防御，并保障出蜀军需的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的畅通。作为宣抚司参议军事，他“有才略、富胆气”，既是防区主将，又是连接左右、实施纵深指挥的枢纽。刘子羽早年单骑赴秦州召诸亡将的胆识，使其在军中有极高威望，能够协调各路兵马。其防区内的武休关控扼陈仓道和褒斜道进入汉中的入口，是蜀道北段的重要关隘。
左翼（东线）王彦镇守金州，负责库谷道、武关道及至关重要的汉江通道。其防区屏护整个防线侧翼，并维系与荆襄战区的联系。王彦早年“率部抗金，威震河朔”，所部八字军战斗力极强，是东线最可靠的力量。金州控扼汉江水道，上连汉中、下通荆襄，是东西转运的枢纽。饶风关（今陕西石泉县饶峰镇境内）是其防区内的关键关隘，正当子午道南段与汉江走廊的交汇处。
这一布局以汉中为中心，左倚汉江，右据陇蜀，构成了覆盖秦岭诸道、汉江走廊的完整纵深防御网。张浚坐镇阆州，统筹全局，使三大防区形成汪若海所言之“常山蛇势”——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中间则首尾皆应。
三、将领协同与战役检验
张浚此前在川陕期间的一项重要贡献，是发掘和任用了一批杰出将领。如：刘子羽推荐吴玠、吴璘兄弟“才勇”，张浚即以吴玠为统制，吴璘掌帐前亲兵；王彦统领的八字军被划归川陕。张浚坐镇阆州，居中运筹，这些将领在其统一调度下，形成了协同防御的有机整体。
绍兴三年（1133）的饶风关之战，充分检验了这一分工协同的有效性。金军主帅撒离喝实施千里迂回，避开吴玠防守的陈仓道正面，选择从王彦防区的武关道支线进入汉江流域。金军沿甲水（金钱河）河谷南下，至上津（今湖北郧西）进入汉江，然后水陆并进西攻金州。
王彦虽奋力抵抗，但金军势大，金州最终陷落。刘子羽闻讯，急调王彦合军守饶风关，并“飞驰仙人关，邀请吴玠率部前来”。吴玠虽面临本部受敌的风险，仍“点起数千精锐骑兵，从河池一日夜驰三百里”驰援。三将合力，在饶风关下与金军激战六昼夜，“此战之惨烈，堪称南渡以来之罕见”。据载，“吴玠所部以强弩迭射，发矢如雨；王彦八字军持长刀砍杀，肉搏数十合；刘子羽督战城头，亲冒矢石”。金军伤亡惨重，尸体“积与关平”，却始终无法正面突破。
然而，一名因犯错被鞭打的宋军小校叛投金军，引路从小路绕至饶风关背后。金军前后夹击，饶风关最终失守。饶风关失守后，防御体系的纵深优势得以显现：刘子羽退守三泉县（今陕西宁强），焚毁兴元府城，死死扼住入川的金牛道；吴玠西返仙人关，确保西线根本；王彦沿汉江收拢兵力，保存实力。金军虽深入重地，却面临“杀马代粮已有半个多月”、“餽饷不继”的困境，最终因补给断绝和腹背压力而被迫撤退。战后论功，吴玠、刘子羽、王彦各获升赏，印证了三人协同作战的成效。
四、后勤保障：赵开的财政改革与四路转运使司
张浚防御体系的第三个支柱，是赵开主持的财政与后勤改革。张浚到任后，“以赵开为随军转运使，专总四川财赋”。赵开直言：“蜀之民力尽矣，锱铢不可加，独榷货尚存赢余，而贪猾认为己有，共相隐匿。惟不恤怨詈，断而敢行，庶可救一时之急。”
赵开推行了一系列财政改革：大变酒法，官置隔酿，将酒利收归官府；在秦州置钱引务，发行纸币（钱引），便利商业流通；兴州鼓铸铜钱，官卖银绢，增加财政收入。这些措施既增加了财政收入，又便利了民间交易，“民以为便”。当时张浚“旬犒月赏，期得士死力，费用不赀，尽取办于开”，而赵开“悉智虑于食货，算无遗策，虽支费不可计，而资财常有余”。晁公休于建炎年间任川陕宣抚处置使司粮料官，负责前线的粮草调拨与军需供给，直接参与后勤体系的日常运作。其弟晁公武（字子止）则于绍兴二年（1132）十二月以进士及第入四川总领财赋司干办公事，成为赵开系统的正式属官。
同时，张浚麾下聚集了四川四路转运使司的一批能理财官。成都府路方面，绍兴二年（1132）刘均国任成都府路转运副使，此前宣和五年（1123）曾有转运判官之设。潼川府路方面，宇文粹中（字仲达）知潼川府，协同转运。绍兴元年（1131）以其弟成都府路转运副使宇文时中接替宇文粹中知潼川府。利州路方面，建炎四年（1130）九月，井度（字子止）以朝议大夫为利州路转运副使，成为保障川陕前线后勤补给的关键人物。井度“久任于蜀”，深谙地方财政运作，为前线粮草筹措做出重要贡献。此外，张澄于绍兴二年（1132）任利州路转运副使。夔州路方面，康随提点夔州路刑狱，协同转运；绍兴二年（1132）夔州路有转运判官之设。
转运司在宋金战争期间承受着巨大的军储压力。建炎至绍兴初年，由于金军入侵，宋廷四处迁徙，统治力下降，转运司的职能一度发生“严重的扭曲”。直至建炎四年（1130）后，金人暂缓大规模侵略，宋廷得以专治内政，转运司的上供职能逐渐恢复，监察职能亦渐强化，但“军储压力仍沉”。直到绍兴六年（1136）“总领官”正式出现后，军储改由总领官居中调度，转运司才免去直接与军队交涉之苦。赵开的随军转运使设置，正是这一转型过程中的关键尝试。
五、军需转运与蜀道网络
张浚防御体系的后勤运作，高度依赖蜀道网络的支撑。川陕之间的物资转运主要依托两条大动脉：一是南北向的陆路蜀道，二是东西向的汉江水道。利州路阆州既是军事中枢，也是嘉陵江水运的重要节点，处于嘉陵江中游水陆转运枢纽的地位，是连接成都平原与汉中前线的跳板，张浚坐镇阆州的军政战略意义十分重要。
陆路转运以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等巴山通道为主。其中，金牛道是连接汉中与成都平原的主干道，自兴元府向南经利州（今四川广元）、剑门关直抵成都。利州地处嘉陵江与金牛道交汇处，是“四路会要”之地——“成都府路路、潼川府路、利州路、夔州路这“四路会要”所在地。四路上缴朝廷的囯赋、四路提供的军需物资、四路招募的兵员，通过金牛古道、嘉陵江水运，源源不断地运抵利州和朝廷”。南宋诗人鲜于侁在利州任职时所作《宝峰亭》诗描绘了当时的转运盛况：“舟航日上下，车马不少闲。近邑凑商贾，远峰自云烟。”真实再现了嘉陵江上“舟航日上下”、金牛道上“车马不少闲”的繁忙景象。利州绍兴监是南宋初年在利州设立的专门铸造铁钱的机构，“辖多处铸造钱币的工场、作坊，年铸铁钱达30万贯规模，是南宋政府重要的铁钱生产基地”。所铸钱币“对稳定时局，抗击敌人入侵等方面都有决定性的意义”。
汉江水道则是连接金州与荆襄的物资运输线。汉江自西向东横贯，上连汉中，中经金州，下通荆襄，“承担着朝廷大量赋税的转运任务”。金州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控扼汉江水道与下游军事战略枢纽”。
陈仓道是西线转运的要道，自关中经大散关、和尚原、仙人关进入汉中。和尚原之战后，张浚奏请“于凤翔府和尚原立庙”，足见其对此道的重视。米仓道则联结巴中与汉中，是东线物资进入汉中的重要通道。洋巴道（荔枝道南段）亦是转运要途，“旧时，取洋巴道而出入川陕者皆要经由铁山”，“铁山之半有铁山关，为达西门户”。这些道路共同构成了川陕防线的后勤补给网络。
后勤保障的完善，为长期防御提供了物质基础。饶风关之战中，宋军能够连续作战六昼夜，依赖的正是不绝于途的后勤供给。而金军深入重地后“杀马代粮已有半个多月”，“餽饷不继”，最终被迫撤退。这一对比，凸显了赵开改革及一众理财官员对于前线作战的关键支撑作用。
六、离任与遗产
绍兴二年末，南宋中央宣布召回张浚，以王似出掌川陕宣抚司。张浚之所以被召还，除地方权力过分集中外，还在于他与朝廷在攻守战略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张浚主张积极进取，而宋廷鉴于东南压力，更倾向于收缩防御。继任者王似“镇重宽厚”、“能坚守”的特质颇符合宋廷对川陕的收缩防御战略，但他充分继承了张浚遗留下的财政、军队人事格局。
张浚奠定的三大将屯驻格局——吴玠主仙人关、王彦主金州、刘子羽（后由王似、王庶接替）镇兴元——基本得以延续。刘子羽随张浚被召回；吴玠始终坚守西线；王彦继续镇守东线。这一格局在绍兴四年的仙人关之战中再次经受考验，吴玠、吴璘兄弟大败金兀术，彻底稳固了蜀口防线。
从更长的历史视野看，张浚在阆州构建的立体防御体系：前沿防御（秦岭诸口）—纵深梯次（汉中盆地）—后方指挥与补给（阆州—成都）—侧翼呼应（金州—荆襄）的三级联动机制，不仅保障了南宋在西线的安全，更实践了一种“依险设防、分守协同”的战略模式。这一模式对此后南宋川陕防务产生了深远影响，直至宋蒙战争时期，南宋在四川仍沿用类似的防区划分与协同机制。张浚虽因富平之败备受争议，但他整合川陕、奠定防务基础的功绩，实为南宋立国江南的重要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