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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浚在两宋名臣谱系中的地位重审

2026-02-24 14:11阅读:
张浚在两宋名臣谱系中的地位重审

在南宋史册的书写中,张浚是一个极具张力与复杂性的历史人物。他既被岳珂誉为“出入将相,垂四十年,忠义勋名,为中兴第一”,又被后世部分史家诟病为“志大才疏”。然而,若剥开层层历史迷雾,尤其是重新审视其“庙胜之道”的政治哲学和“三大败绩”的争议,并深入分析其一系列标志性政治实践,张浚作为“南宋立国第一台柱”、“南宋第一名臣”乃至“两宋杰出名臣”的历史形象便会清晰地浮现出来。他不仅是疆场上的统帅,更是南宋立国法度的设计师与政治精神的奠基人。
一、重塑朝廷权威:从“不知有国法”到“知有朝廷之尊”
南宋初建,武夫悍将横行,朝廷威严荡然无存。张浚的政治生涯,始于以非凡胆识重塑国家法度,确立“庙堂之尊”的底线。
建炎元年(1127),面对后军孙琦作乱、左正言卢臣中殉节,时任殿中侍御史的张浚不顾韩世忠勤王功臣的身份,毅然劾其师行无纪迫使朝廷夺韩世忠观察使之职,令“上下耸然,始知有国法”建炎三年,面对拥兵自重、甚至图谋为苗傅、刘正彦逆dang开脱的大将范琼,张浚与刘子羽mi谋,以计擒之,果断将其诛杀。朱熹盛赞此举:“自靖康后,纪纲不振……公首倡大义……复论琼zui,而后国法立,人心服。”杨万里更直言,此役之后,“强臣悍将,始知有朝廷之尊。立国之基,实肇于此。”
在这一重塑权威的过程中,张浚更将制度建设置于核心位置。他明确提出:“庙胜之道,在人君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这一理念将国家力量的源泉归结为君主心术与朝廷纲纪的端正。建炎二年,针对隆祐太后之侄孟忠厚的超擢,张浚力谏成功,促使朝廷下诏明确规定“后族自今不得任侍从官,著为令”。建炎三年“苗刘兵变”平定后,孟忠厚欲以护卫之功谋求实权,张浚力排众议,仅予其节度使虚衔,坚决阻止外戚借“定策”之
功突破制度防线。这两次行动,一为立法,一为守法,张浚以“尽循太祖、太宗之法”为名,行确立“外戚不得干政”成宪之实,为南宋朝廷确立了至关重要的权力边界。
二、奠定立国战略:从“经营川陕”到“庙胜之道”
张浚的政治远见,体现在他对南宋立国方略的顶层设计上。他最早提出“置藩镇”以守江淮;在“苗刘兵变”平定后,他敏锐指出“中兴当自关陕始”,主动请缨经略川陕,实施“前控六路之师,后据两川之粟”的宏大战略,负“半天下之责”,成功将金军主力牵制于西北战场长达四年,为南宋在东南立足赢得了生死攸关的时间窗口。金帅完颜宗弼(兀术)临终告诫部下:“独张枢密与我抗……我死,尔曹宜绝意”,从对手的角度印证了张浚战略的致命威慑。
至绍兴五年(1135),张浚将这一战略思想系统化为“庙胜之道”。他向高宗进言:“仰惟陛下躬不世之资,当行王者之事,以大有为,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国势既隆,强虏自服,天下自归。”这标志着其理论体系的正式成型:他将军事上的成败归结为君主心术的端正与否与朝廷政治的清明程度,强调只有在君臣一体、纲纪肃正的基础上,才能谈得上富国强兵、北伐中原。这一理念不仅贯穿了张浚的一生,更演变为南宋政治中对抗外戚、权幸的意识形态武器。他还是第一个向高宗提出建储抗金的高官,绍兴元年(1131)即上书议建储嗣,后促成建国公(孝宗)就学资善堂,为南宋皇位平稳过渡埋下伏笔。
三、政治遗产的传承:从“小元祐”到制度性制衡
张浚的政治格局,在其用人艺术与政治传承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主政期间,朝廷“多所引擢,人号为‘小元祐’”。他不仅擢拔了吴玠、吴璘、刘锜等一代名将,更不计前嫌,尊重并推荐李纲、赵鼎等不同政见的老臣,甚至关照已故宰相黄潜善之子。杨万里评其“荐进人才似邓禹”。他先后推荐胡安国、尹焞等理学名家,促进了宋学在南宋的传承;他所引荐的虞允文、汪应辰、王十朋、胡铨、张孝祥等,皆为孝宗朝的中流砥柱。晚年更将长沙私宅捐公建城南书院,遗泽后世。
更为重要的是,张浚的制度理念与政治风骨,通过家学与师承,形成了一股贯穿南宋中期的清流力量。张浚死后,其政治遗产在乾道七年的“张说任命案”中经历了严峻考验。面对外戚张说入枢密院的破例之举,张浚之子张栻挺身而出,引用“庙胜”之理力谏,最终迫使孝宗收回成命。张浚的门生故吏周必大等人亦坚决抵制,展现了道学士大夫同气连枝、不畏强御的风骨。这一精神延绵至南宋后期,无论是绍熙年间朱熹、彭龟年共击韩侂胄,还是绍定年间张浚从孙张忠恕冒死论救济王,都不仅是具体的政治抗争,更是张浚“正朝廷”思想的延续。他们成功将张浚个人的政治主张转化为道学群体的集体行动,使“庙胜之道”从一家之言演变为南宋士大夫的共同政治话语,对维护南宋政治的相对清明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忠诚与担当:在结构性困境中的坚守
张浚的政治人格,在“七起七落”的坎坷中愈发闪耀。无论是靖康之变后拒仕“大楚”、投奔康王,还是面对苗刘兵变的生死抉择;无论是单骑入薛庆大营招安,还是因反对秦桧和议而遭贬谪二十五年,他都践行了其母“臣宁言而死于斧钺,不忍不言以负陛下”的家训。即便贬谪永州,所携唯书籍与忧国尺牍,生活清贫至“葛裘布衾,类多垢敝”,令高宗感叹“张浚一贫如此”。
对其“三大败绩”的争议,需置于高宗朝特殊的政治结构中审视。富平之战是在关中“无粮草、无军马、无治理”的绝境下,执行高宗牵制金军的战略命令,其性质类同于抗战中以惨烈牺牲换取战略时间的淞沪会战,曲端拥兵自重亦为败因之一。淮西兵变根源在于高宗欲迎回生母而倾向议和,起用秦桧为专任枢密使,分割张浚兵权并干预淮西军整编,张浚实为代人受过。符离之败则是在太上皇赵构处处掣肘、前线将领不和的复杂局面下发生的,张浚通过北伐之举,仍成功帮助孝宗树立权威并促成了相对有利的“隆兴和议”,实现了“以战止战”的政治目的。即便在战败后,他仍苦心经营两淮防线,从未推诿塞责。康熙帝评其“忠勤忧国、终始不渝”,正是对此的精准概括。
结论:两宋政治史上的枢纽人物
综合观之,张浚的历史地位,绝非“中兴一名臣”所能概括。他于南宋立国之初,以铁腕树立朝廷威严,完成了从“武夫当国”到“朝廷尊崇”的根本转变;他以远见制定并执行立国战略,构建了支撑南宋一百五十年的防御体系;他更以公心构建制度法度,确立了抑制外戚、正心朝廷的“庙胜之道”,并通过政治传承塑造了南宋士大夫“以道抗势”的政治风骨。
张浚在两宋名臣中,无疑占据着极高地位,是宋代名臣的最高典范之一。更令人瞩目的是,张浚是两宋历史上惟一既被列为昭勋阁功臣又在明清两朝皆获从祀历代帝王庙(清顺治初短暂从祀)的文臣,这一殊荣不仅是对其个人忠贞的肯定,更是历代对其在两宋名臣中巅峰地位的盖棺定论。魏了翁称“南渡以来,蚤践政府,惟张忠献公人鲜异词”,正道出了其在南宋政治中不可替代的基石地位。因此,我们应当给予张浚更为公允的历史定位:他不仅是“南宋立国第一台柱”,更是当之无愧的“南宋第一名臣”。作为一位值得重新评价的“两宋杰出名臣”,他的功业、品格与制度遗产,共同铸就了一座连接北宋与南宋、战争与和平、危亡与中兴的历史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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