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张浚“三战兼败”“志大才疏”的“近世说法”再检讨
2026-02-25 15:06阅读：
所谓张浚“三战兼败”“志大才疏”的“近世说法”再检讨
南宋时，李纲、赵鼎、李光、胡铨、岳飞、陈俊卿、虞允文、朱熹、吕祖谦、王十朋、汪应辰、张孝祥、周必大、杨万里、陆游、陈亮、吴猎、真德秀、魏了翁、文天祥等爱国名臣和端人正士都高度评价和崇敬张浚。如王十朋《祭张魏公(张浚)文》载:“惟公学造诚明，才全文武，忠孝根于天性，节操贯乎岁寒。社稷之功最高，亲曾取日；君父之雠未复，誓不共天。”南宋宁宗嘉定八年（1215）秋，曾从龙进除签书枢密院事，魏了翁致书相贺时说及：“南渡以来，蚤践政府，惟张忠献（张浚）公人鲜异词。执事年逾四十，即赞宥地，而士犹以望张忠献（张浚）者望焉。”如：“臣素不识（张）浚”的陈俊卿、王十朋高度评价张浚。
但明清以来，对张浚的评价逐渐层累出来“刻板印象”，如“三战兼败、志大才疏”“识人不明、嫉贤妒能”等等，这些未经严密考证的所谓结论，近世且还继续误导着史学学生。好在近十余年来的宋史以及张浚的研究，对富平之战、淮西兵变、隆兴北伐、张浚与赵鼎/秦桧/曲端等关系，做了不少再检讨，结论往往比“近世说法”要温和、也更合理，这些只是大忠、大义、大担当和大格局下的战术失误，张浚不失为南宋台柱型宰相。
下面一条一条说明为什么这些说法经不起考证。
一、富平之战：不是“轻率浪战”，而是有明确战略意图的“以攻代守”
1. 战略背景：执行高宗“牵制淮南”的绝境博弈
张浚不听曲端、吴玠“据险持久”的建议，执意在平原与金军决战，结果大败，丢掉陕西五路，让南宋失去收复中原的最佳机会。
2. 战役检讨：“焦土”防御与赵哲临阵脱逃的致命伤
——战前决策：执行高宗战略，以“焦土”为屏的绝境牵制
张浚是在执行高宗“牵制金军、保卫东南”的战略意图。建炎四年，金军主力在江淮，高宗命张浚在陕西发动攻势，“以牵制淮南金军，使其不能集兵南下”。张浚
自己也是认为“中兴当自关陕始”，主动请行。
更深层的背景是，此时的关中已非汉唐富庶粮仓，而是历经战火且三年无军马、无粮草、无有效治理、无完整城垣可守的“焦土”。张浚集结川陕五路兵力发动反攻，其核心战略意图与数百年后的淞沪会战异曲同工——即将金军主力牢牢吸引在西北战场，将这片广袤的“沼泽地”化为巨大的战略屏障，为南宋立足江南赢得宝贵的战略时间。
——战役过程：战术意图与惨烈战果
战役过程中，宋军一度将金左翼完颜宗弼（兀术）包围，金将韩常被射中一目，损失惨重。
——战后评价与政治博弈：战败后的升迁与猜忌
战后金军虽胜，但伤亡亦重，“得胜不追”。更重要的是，金朝将原在江淮战场的宗弼精兵西调陕西，此后数年主力被牵制在川陕战场，相对减轻了金军在江淮的压力。有学者甚至直接评价：富平之战“打乱了金军的战略部署”，“解除了金军对南宋的直接威胁”。
耐人寻味的是，宋高宗对张浚的表现给予了充分肯定，不久便擢升其为定国军节度使，使其成为宋代有史以来唯一获此殊荣的文臣。若富平是罪责难逃的惨败，何来如此隆重的奖赏？事实上，张浚随后被召回朝廷，并非因为战败之责，而是宋高宗“忧心其不忠”，猜忌其在川陕功高震主。
——战役失败的关键：诸军互不应援
富平之败，最关键的是环庆经略使赵哲“擅离所部”，率先逃跑，导致宋军大溃。张浚战后斩赵哲、贬刘锡。所谓“曲端反对决战、张浚不听”的说法，本身就被史书修正过，《宋史·张浚传》强调张浚是在高宗“敌萃兵淮上，命浚出兵以捣其虚”的背景下发动攻势。
3. 战后评价：胜败之间的战略得失与政治猜忌
富平之战当然是惨败，但把它简化成“张浚志大才疏、不听曲端、浪战致败”，是典型的“后见之明”式道德化叙事。从战略层面看，它确实达到了“调动金军主力、缓解东南压力”的目的；从战役层面看，失败的主要责任在于诸军互不应援和赵哲临阵脱逃。这是张浚作为忠诚执行者的悲壮，也是他一生遭受皇权猜忌的开端。
二、淮西兵变：收兵权困局中中枢决策失误与政治替罪
1. 削藩难题：淮西军的收编困境与朝廷分歧
张浚反对将淮西军交给岳飞统帅，坚持由吕祉节制，导致郦琼叛降，是“大错”。
2. 真相还原：高宗出尔反尔与张浚的被动补救
——淮西军问题本质：如何“削藩”和收编骄兵悍将
刘光世部本来就是“多陕西劲卒”“骄兵悍将”，纪律松散。朝廷罢刘光世后，这支军队如何收编，是南宋中央必须面对的难题。
——矛盾被放大：张浚与岳飞实为知己伯乐
传统说法认为张浚嫉贤妒能，故意不让岳飞掌军。但深入研究显示，张浚与岳飞关系密切，实为知己和伯乐。绍兴六年（1136）十一月，张浚上奏请高宗内殿面见岳飞；绍兴七年三月，张浚与岳飞的争执发生在高宗刚面见岳飞之后。岳飞上庐山在四月，其根本原因是宋高宗和秦桧作出出尔反尔的决策（先许岳飞接管淮西军，后又收回）。张浚当时在外督师，对朝廷中枢的错误决策并无主导权。被搞得十分被动的张浚，在知道情况后与高宗商量，派张宗元监军，意在保护岳飞。
——决策链条的真相：高宗、秦桧与沈与求的掣肘
然而，宋高宗与身边的主导军事决策的专任枢密使秦桧、知枢密院事沈与求，既否定岳飞掌淮西，又否定张浚都督府掌淮西军的决策。针对朝廷不重视王德与郦琼矛盾的情况，张浚对朝廷中枢的错误军事决策只能修正。张浚派吕祉监军试图补救，结果发生军变。因此，淮西军变的主要责任在于宋高宗与秦桧、沈与求的决策错误。
——张浚的责任：补救失败与主动担责
张浚提出的监军补救方案，由于吕祉处置失当，导致兵变，兵变发生后，张浚主动担责辞相。
3. 责任界定：用人失察与政治背锅
淮西兵变确实是张浚力争“削兵权”过程中的一次挫折，但把责任简化成“他故意不让岳飞统军、因此自食其果”，是政治漫画式的解读。更贴近史实的说法是：在“收兵权”的大方向下，由于宋高宗的出尔反尔与秦桧等人的掣肘，导致局势失控。张浚虽有责任，但他更多是在为朝廷的政治失信“背锅”，而非“替岳飞挡路”的阴谋。
三、符离之溃：隆兴北伐中的将帅失和与体制困境
1. 决策动因：孝宗的锐意恢复与太上皇的掣肘
张浚主持隆兴北伐，符离之战大败，导致北伐半途而废，南宋被迫议和，证明其老迈昏聩。
2. 溃败主因：李显忠、邵宏渊的将帅失和
——北伐决策：孝宗锐意推动，张浚被倚重执行
宋孝宗即位后锐意恢复，甚至绕过三省、枢密院，直接下诏命张浚都督江淮军马，发动北伐。但这场战争自始至终都笼罩在太上皇赵构的阴影之下。赵构退位后仍忧心张浚“不忠”，处处掣肘。他只授予张浚排名第三的枢密使，行都督之名，却不给实权（无人事任免权）。陆游诗中“张公遂如此”的感慨，正是对张浚在这种困境下勉力为之的同情。
——战况转折：将帅不和致溃败
北伐初期，宋军一度形势大好，收复灵璧、虹县、宿州。然而，主将李显忠与副将邵宏渊严重不和。邵宏渊“耻居李下”，在作战中“按兵不动，说风凉话”，甚至散布流言动摇军心。这直接导致宋军在符离大溃，此前战果付诸东流。此后南宋被迫议和，签订“隆兴和议”，北伐以失败告终。
——作为都督，张浚对将帅不和无法处理，对军队组织与军纪无法约束，指挥和人事责任是在授权有限的情况下协调高级将领关系、整肃军纪方面暴露了其统兵的局限性。
3.历史余音：军事失败背后的政治平衡
符离之溃是南宋军政体制、将帅关系、财政状况的综合结果，张浚只是重要一环。他在无实权、受太上皇掣肘的困境下，勉力支撑。更重要的是，这场北伐本质上是一场“以战止战”的政治行动，它向金国展示了南宋的抵抗决心，极大地帮助了宋孝宗稳固皇位，摆脱了太上皇求和路线的束缚。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在符离兵败后的同年十二月，宋孝宗反而将张浚升任右相，这表明孝宗深刻理解张浚以军事失败换取政治主动的深远功绩。因此，把“北伐失败”全部归罪于他，是典型的“替皇帝和体制背锅”。
四、结论：张浚的“失误”被严重放大为传统骂名
深入研究南宋初年内政、军事、外交的主要矛盾，可以发现其核心主线是：宋高宗赵构“以战止战促和迎金国人质母亲韦氏”的“小私”，与张浚、岳飞“以战北伐收复失土”的“大忠”之间的矛盾。赵构杀岳飞、贬张浚、赵鼎，本质是为迎回其母韦氏（迎回两宫为借口）而卖国自保。
赵构因对张浚、赵鼎、岳飞等失德失信失威而最终退位，但他作为杀岳飞的恶人，秦桧作为帮凶，将张浚塑造为“志大才疏”的替罪羊，掩盖了历史的真相。张浚作为南宋立国第一台柱，是中华先进文化得以保存的主要功臣之一。他与岳飞，一文一武，共同构成了“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的道德典范。
所谓张浚的“失误”，多是全局战略压力下的被迫选择或制度性矛盾的爆发。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在“道德楷模”与“误国权臣”两极间摇摆。张浚确非完人，其在富平的冒险、淮西的用人、符离的都督均有可议之处；但这些‘失误’并非‘志大才疏’四字可以概括，而是南宋初年皇权私欲、文武博弈与地缘危局交织下的产物。张浚之于南宋，正如中流砥柱，虽历波折而其志可嘉，其败可悯，其忠可鉴。比较稳妥的判断是：张浚确实有若干失误，但他不是“误国小人”，这些大忠大义大担当和大格局下的失误，不能否定张浚仍然为南宋台柱型宰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