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应辰借弭灾防盗进言起用张浚的政治谋略
2026-03-18 09:23阅读：
汪应辰借弭灾防盗进言起用张浚的政治谋略
——汪应辰《应诏言弭灾防盗事》探析
绍兴三十一年（1161）正月，风雷雨雪交作，完颜亮造船招兵，南侵之势已十分明显。四月，时久雨不止，殿中侍御史陈俊卿上疏宋高宗请下诏求消弭灾异之术、防守盗贼之策，权吏部侍郎汪应辰上有《应诏言弭灾防盗事》。汪应辰的奏议结构严密，首层开宗明义，以“天人一气”为理论总纲，将灾异定性为“腹心之疾”，确立了修内政以应天变的逻辑起点。第二层紧扣弭灾之术，提出“恤民力”以止痛、“通下情”以解郁，借批判秦桧余风，主张广开言路、破除以“好名”压制直臣的政治积弊。第三层转入防盗之策，通过对比民心与武备的反差，痛陈襄阳将帅刻剥士卒、军政废弛等五大可虑之事，揭示了依赖旧将无法御敌的现实危机。第四层收束全篇，直言张浚乃“忠义纯正”之望，以“虚名即实用”的辩证思维化解君侧猜忌，恳请高宗为了安天下之心而起用张浚。
奏议由此凝练出三大要义：其一，弭灾之本在于通下情、恤民力，意在打破主和派对言路的壅蔽；其二，防务之急在于更张军政，意在揭露现任将帅的无能与军队的腐败；其三，救时之策在于任旧臣，意在借重张浚的声望来凝聚人心、振作士气。这四层结构与三大要义环环相扣，将天变、民瘼、兵事最终归结于一点，即朝廷必须消解猜嫌、起用张浚。
一、借弭灾之说消解君臣相疑之障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厉兵秣马，南侵之势迫在眉睫，南宋内部因长期主和，武备松弛，正月风雷雨雪之异象更添人心惶惶。彼时张浚贬居永州，朝中陈俊卿、王秬等人先后上疏请起用张浚，其中王秬更因言辞激烈被外放通判，政治氛围一度压抑。在此内忧外患交织的背景下，权吏部侍郎汪应辰应诏上《应诏言弭灾
防盗事》。表面上，此奏疏是回应久雨之灾异与防守之急务，实则是一场精心构筑的政治游说。汪应辰深谙宋代士大夫“天人之学”的政治传统，开篇即从消弭灾异入手，为后续议题预设逻辑前提。
他指出“天地与人均一气尔”，天象之变实乃人事之映照，将久雨淫潦之灾异比作人体“腹心之间”的疾痛与郁塞。他直言：“今者淫而过节，物被其害，是病之发见于外者也。岂非腹心之间或有所疾痛而不宁者乎？或有所郁塞而不伸者乎？”这一隐喻极具政治穿透力：既病在内，则治病之方必在于内政。汪应辰提出“欲止其疾痛，则莫若恤民力；欲解其郁塞，则莫若通下情”。特别是针对“通下情”，他借批判秦桧余党壅蔽言路之弊，援引司马光论裴矩之语：“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暗示高宗若能广开言路，臣下之忠奸并非一成不变。他更进而反问：“然则何必逆探其隐伏之情也？……然则何必追咎其平素之行也？”这种论述在潜移默化中瓦解了高宗对张浚“心存异志”的心理防线——臣下的忠诚度往往取决于君主的态度，从而为张浚的复出提供了理论上的正当性。
二、陈国防积弊凸显易帅之必要
在转入“防守盗贼之策”时，汪应辰并未局限于战术布防，而是高屋建瓴地分析了南宋的战略困境。他指出南宋虽拥有“民心爱戴，有死无二”的优势，却因长期“勉就和好，确守信约”而导致“城郭不修，器械不备，堠障不立，烽燧不设”。这一论述直指高宗长期以来倚仗的“绍兴和议”路线之失。
紧接着，他犀利地揭露了现任将领田师中等人的无能：“刻剥其下，而奴隶使之”，导致士卒“平居无事，藉藉嗟怨”，甚至出现“捉募行旅，以补军籍，至有断截肢体以求免者”的惨状。他痛陈襄阳之地“平原广野，非有险阻之限”，若兵不足、将不和，“此其可虑者”凡五条。这种对现状“人所共知而窃以为忧”的严厉批判，意在向高宗展示：依靠现有军事体制及主和派旧臣已无法应对“金海陵王完颜亮兵分四路”的危局，从而制造了必须更换统帅的紧迫感，为起用张浚提供了现实必要性。
三、辩张浚之诬以安高宗猜忌之心
奏疏的最后部分，汪应辰水到渠成，将前文所有的铺垫收束于一点，其文字直指核心，实为力言起用张浚。他直言：“凡臣之所欲言者，既已陈其大概矣；而惓惓之诚，犹有不能自已者，敢遂言之。”这一转折明确昭示，前论弭灾防盗皆是铺垫，此刻方为“惓惓之诚”的核心所在。
针对张浚长期被贬的困境，汪应辰首先将其定位为“今天下所望以为忠义纯正而可以任今日之事者”，确立了张浚不可替代的政治地位。随即，他采用以退为进的策略，针对高宗内心深处对张浚的猜忌进行突围。他写道：“而臣窃有疑焉，陛下收拾人才，孜孜如不及，寸长片善，惟恐失之。有臣如此，陛下岂肯置之谪籍耶？”这种“存疑”实则是替高宗设问，引出“知臣莫如君”的论断，推测高宗必有“超然独览，而非天下之所知者”。这种写法巧妙地将高宗置于“圣明君主”的预设中，使其难以公开以“不忠”为理由拒绝。
针对高宗最担心的张浚“名过其实”或“恃功跋扈”的问题，汪应辰援引三国时期法正谏刘备重用许靖之典故。他指出，即便张浚如许靖般仅有虚名，在当前危局下，“今浚之名不下于靖”，起用他亦可“以慰远近之望”。他掷地有声地论断：“夫用一人，而用以慰天下之望、解天下之疑，则虽曰虚名，乃所以为实用也。”这一论断极具政治分量，暗示高宗：即便您认为他不堪重用，为了“解天下之疑”、凝聚人心，也必须用他。最后，汪应辰以儒家性理之学为张浚辩护，称“人恒过，然后能改；动心忍性，然后增益其所不能”，恳请高宗“不以人之一眚而掩终身之善”。这一结尾部分的文字，字字句句紧扣张浚，彻底消除了高宗对其政治可靠性的顾虑，实为整篇奏疏的画龙点睛之笔。
四、结语
汪应辰此番奏议，巧妙地以“弭灾防盗”为名，行“推荐贤才”之实。他避开直接攻击权贵的锋芒，借天人感应之理与军政废弛之危，层层递进地为张浚复出铺平了道路。据史料记载，汪应辰上疏后不久，王十朋、李浩、胡宪以论事不合求去。在九月金兵南侵的危急时刻，张浚终于被任为判潭州，再判建康府兼行宫留守。这一人事更迭，无疑与汪应辰等官员的持续努力密不可分。这篇奏议不仅展现了汪应辰高超的政治智慧与务实的救时之策，也折射出南宋主战派在逆境中寻求突破、共赴国难的艰难历程。
附件一：绍兴三十一年汪应辰上奏历史背景
绍兴三十一年（1161）正月，风雷雨雪交作，完颜亮造船招兵，南侵之势已十分明显。秘书少监汪应辰权吏部侍郎。殿中侍御史陈俊卿、和州进士何廷英、徽宗宣和六年的恩科状元冯时行等不断上疏要求起用张浚。时张浚尚责居永州，殿中待御史陈俊卿，间为上（宋高宗）言：“浚忠义，且兼资文武，可付以阃外。臣素不识浚，虽闻其尝失陕服，散淮师，而许国之心白首不渝。今杜门念咎，老而练事，非前日浚也。愿陛下勿惑谗谤，虽未付以大柄，且与以近郡，以系人心，庶缓急可以相及。”宋高宗纳其言。宋高宗才诏：“特进、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和国公张浚，湖南路任便居住。”
二月，敕令所删定官陆游以杨存中掌握禁军过久，权威日盛，多有不便，进谏罢免殿前都指挥使杨存中，宋高宗采纳，降杨存中为太傅、充醴泉观使。陆游任为大理寺司直兼宗正簿。
三月，枢密院编修官王秬斗胆上疏起用和国公张浚，王秬被宋高宗外出为洪州通判。周必大、李浩、陆游、王十朋分别作诗安慰王秬。
四月，时久雨，殿中侍御史陈俊卿上疏，请下诏求消弭灾异之术、防守盗贼之策。权吏部侍郎汪应辰上《应诏言弭灾防盗事》，请宋高宗起用张浚，消除其张浚不忠的忧虑。翰林学士何溥以“择将帅”，殿中侍御史陈俊卿以“宜择威望重臣以兼制之”“引裴度影射当世”，权礼部侍郎金安节以“厉将帅”“精选重臣有威望者，俾往视师，尽护诸将”，均建言起用张浚以稳局面。
五月，秘书省著作佐郎王十朋、李浩、胡宪以论事不合、丐祠甚力，宋高宗特将王十朋出知大宗正丞绍兴府供职，李浩、胡宪相继奉祠。同月，宰执召三衙帅赵密、成闵、李捧及太傅、醴泉观使、和义郡王杨存中至都堂，议举兵。既又请侍从、台谏凌景夏、汪应辰、钱端礼、金安节、张运、黄祖舜、杨邦弼、虞允文、汪澈、刘度、陈俊卿集议。
九月，金海陵王完颜亮兵分四路、自率精锐挥师南下侵宋。
十月，宋高宗手诏败盟之讨，急召太傅和义郡王杨存中，同宰执大臣商议对策。陆游反对起用杨存中，自敕局罢归。因请对，陈俊卿力言起用张浚，宋高宗让特进、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和国公张浚复观文殿大学士、判潭州。
十一月，张浚又被任命为判建康府兼行宫留守。
附件二：绍兴三十一年（1161）四月，御批：“比来久雨，有伤蚕麦，及盗贼间发。虽已措置，未至详尽。可令侍从、台谏条具消弭灾异之术、防守盗贼之策，各以己见实封闻奏。”权吏部侍郎汪应辰上《应诏言弭灾防盗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文定集》卷一）：
臣愚不肖，陛下过意，使备侍从。方陛下宵衣旰食、焦劳图治之时，而臣会无片言补助万一，窃位素餐，死有余罪。今者陛下只畏天戒，惟怀永图，亲发德音，赐以清问。臣犹不言，罪益大矣。谨昧死上愚对。
所谓消弭灾异之术者，臣不足以知天；然理之所在，有可得而见者。夫天地与人均一气尔，上下流通，初无间断，故天地之灾祥与人之善恶常往来相应而无穷。圣人以人配天地而谓之三才，且曰“人者天地之心也”。腹心之于五官，宜若不相为用，然疾病之作，其必蕴积于内者既久，然后一旦发见于外。善医者察脉观色，知其所从来，治其内而外症去矣。今者淫而过节，物被其害，是病之发见于外者也。岂非腹心之间或有所疾痛而不宁者乎？或有所郁塞而不伸者乎？以臣所见，此二者今皆有之。欲止其疾痛，则莫若恤民力；欲解其郁塞，则莫若通下情。
何谓恤民力？……
何谓通下情？何谓通下情？臣闻言路广然后下情通。凡自古明君所以求言纳谏，与夫祖宗所以贻谋垂裕者，陛下既已知之，而又躬行之矣，臣不敢广引以烦圣听。顷者臣下进见，陛下每谕以言虽切直，或有过当，皆能容纳，仰见陛下之意，惟恐下之有所不尽也。既而秦桧用事，……。昔公孙戍谏田文而得宝于外，文表而出以劝来者，司马光以为文可谓能用谏矣；苟其言之善也，虽怀诈谖之心，犹将用之，况尽忠无私以事其上乎？然则何必逆探其隐伏之情也。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司马光以为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然则何必追咎其平素之行也。庆历间谏官包拯上言，大臣颛政，恶才能之士有所开建，则议其近名。夫群下虽众，然有志于国家者甚少；其能处心积虑图补于上，又困于近名之说，是志士仁人终无以施矣。则夫指之以为好名者，是不欲其为善也。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故晏婴谓和与同异；则夫目之以为好异者，是欲其为同也。伏望陛下戒权臣欺罔之害，而知其说之为邪，察今日风俗之弊，而思所以救其失，览士大夫是非之论，而断之以理：进用忠谠，斥远谀佞，使天下知好恶所在，则中人以下，皆化而为忠矣。
其或狂妄而不知大体，迂阔而不适于用，亦置之而已，勿轻加以罪也。如此，则民庶之疾苦、臣下之情伪、庶政之阙失，皆毕陈于陛下之前，又孰有郁塞而不伸之叹哉！
至于防守盗贼之策，臣窃以为今日之计，内之所以立国、外之所以备患，虽曰时巡江左，而规模事体，实与六朝不同。民心爱戴，有死无二，立国之势赖以为固，此则非六朝之所敢望也。边境之上，经理防察，常若寇至，此则六朝之所以自固，而今日所未及也。
六朝之君，往往乘时崛起，初无积累之业。其继承统绪，号为中兴者，特东晋而已。方元帝徙镇建康，居月余，吴人莫有至者。假王导兄弟为之重，引顾荣、贺循为之先后，然人稍归附。既而王敦、苏峻、祖约相继称兵，宗社危疑，不绝如线。重之以桓温父子，而国非其国矣。恭惟陛下总戎河朔，四方闻风，云合响应，竭蹶奔走，惟恐居后。上下有常分，中外无异志。分阃之重臣，握兵之大将，尺一号召，则朝闻命而夕引道，是岂东晋所敢望哉？
然而勉就和好，确守信约，城郭不修，器械不备，堠障不立，烽燧不设。憔悴之民，襁负系道而不之纳也；闲旷之土，莽苍极目而未之耕也。使六朝之君而弛备如此，不有外虞，且有内患，将不能以一朝居。然则民心之为邦本亦大矣。故臣区区前说，以恤民力、通下情为先务，盖所以系斯民之心，使之固结而不解也。虽然，六朝之所以备患，又安可忽而不讲哉？
大抵国于江左，必保两淮，必据上流。然孙氏之吴，未尝有淮南尺地也，亦仅足以自守。魏文兵至瓜步，则淮已不守矣，而卒不能渡江。至于上流之地，万一敌据之，则鲜有不得志者，盖其顺流而下，通行无累，若高屋建瓴而莫之御也。今建业地阔，营伍相望，外论颇以为得其人矣；而上流之备，尚有可虑者。兵志曰：“以一击十，莫善于厄；以十击百，莫善于险；以千击万，莫善于阻。”襄阳之地，平原广野，非有险阻之限，所恃者兵而已。今兵实不足，此其可虑者一也。与士卒同甘苦，然后可与之同死生。今田师中刻剥其下，而奴隶使之。平居无事，藉藉嗟怨；一旦有急，彼能死其长乎？此其可虑者二也。捉募行旅，以补军籍，至有断截肢体以求免者，人情可见矣。其可驱而使、用命乎？此其可虑者三也。夫贵极富溢，而能以立功图报为志，此豪杰之士也。唐杜牧论用兵之弊，以为爵命极矣，田宫广矣，金绘溢矣，子孙官矣，焉肯勤于我哉？今师中不几于是乎？此其可虑者四也。李道之于师中，故部曲也。师中怒其去己，予以羸卒而留其家赀。夫两不相能，而欲望其彼此应援，如左右手，其可得乎？此其可虑者五也。
凡此数事，皆人所共知而窃以为忧者，独未闻执事者有所措画。岂其知两淮之重，而不知上流之为尤重乎？陛下诚留意于此，使将足以用其兵，兵足以为将之用，形势相接，声气益振。至于疆场之事，据险要、远斥堠、遣间谍、察奸伪，诸如此类，皆可以付之其人，而听其所为。惟是备御大计，所当有一定之说者，愿陛下密诏诸将，悉意条具，使议臣参订其可否；有未尽者，往复诘难，然后断自渊衷，裁处其当，表里相应，戮力而行之，非若率尔尝试而侥幸其或成者也。
昔赵充国上屯田奏，宣帝辄下公卿议。诸臣初是充国计者什三，中什五，最后什八，于是始诏报从之。庆历中，经画西事，亦诏帅臣议攻守二策以上，而裁择焉。近世以来，举事兴为，议论不一，政令数改，是以玩岁愒日，迄无所成。使其审之于初，奠而后发，岂复有纷纷之患乎？
凡臣之所欲言者，既已陈其大概矣；而惓惓之诚，犹有不能自已者，敢遂言之。今天下所望以为忠义纯正而可以任今日之事者，张浚是也。而臣窃有疑焉，陛下收拾人才，孜孜如不及，寸长片善，惟恐失之。有臣如此，陛下岂肯置之谪籍耶？古人有言曰：“知臣莫如君。”非必君而后知臣也，盖其左右奉侍，朝夕亲近，其志趣之所尚、才力之所能到，所以察之者熟矣，非如他人之想望而传说也。然则陛下之意，其必有超然独览，而非天下之所知者矣。虽然，法正言于蜀先主曰：“天下有虚名而无实用者，许靖是也。然天下之人不可户晓，宜加崇重，以慰远近之望。”今浚之名不下于靖，至于实用之有无，惟陛下知之尔。使其无也，犹当以人望见重；况其不止于靖耶？夫用一人，而用以慰天下之望、解天下之疑，则虽曰虚名，乃所以为实用也。
且臣闻人恒过，然后能改；动心忍性，然后增益其所不能。浚之得罪二十年矣。臣不知其所改悟增益者，止于陛下昔日之所知耶？其亦有未易知耶？古之圣人，不以己之独智而废众人之论，不以人之一眚而掩终身之善。每以知人为难者，盖在于此。惟陛下加察焉。臣不胜恳切之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