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先生四因说讲演录1
2022-03-11 16:03阅读：
《四因说演讲录》全集本编校说明
卢雪昆
《四因说演讲录》记载牟宗三先生于1991年在香港新亚硏究所的授课内容，共计二十讲。此书由编校者根据录音及听课笔记整理成初稿，前十五讲曾经牟先生亲自修订。最后五讲因牟先生健康恶化，无法亲自修订，由杨祖汉代为修订。稿成之后，先在台北《鹅湖月刊》连载，由第20卷第3期至第21卷第10期（1994年9月至1996年4月）分二十期刊出，后于1997年3月由台北鹅湖出版社出版单行本。1998年6月，本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简体字本。本书之编校工作以鹅湖出版社的上述版本为依据。
序
1991
年春，民国79学年度下学期，牟师宗三先生在诚明堂（香港新亚硏究所）讲授“四因说”。课程以亚里士多德“四因说”作入路，藉“四因”的分析衡量中国哲学儒释道三家，同时，于衡量过程中即对人类智慧五大系统作出论衡。论衡即康德所言“批判”，牟老师说，“critical”一词译作批判容易生误解，其本义是“论衡”，“论衡”就是简别、衡定的意思。
如果说康德在解消理性的虚幻之工作中，教人懂得自省理性之本性及其运用的原则；那么，可以说，牟老师毕生的工作就是以康德抉发的健全理性为慧眼，拆穿重重因习而起的言语底魔障，解开种种计执而有的意识底牢结，让人类在历史行程的每一特殊性中创发的智慧各各如其所如，安其所安，并由之揭示这种种姿彩无不源自一人类实践智慧的大生命。无论是依中国智慧的传统会通并消化康德，还是采取“四因说”的入路以论衡人类智慧的五大系统，牟老师所作的皆非“比较哲学”。凭着综合的心量，贯通的智慧，以理性把限制撑开，而透出共同性。每一哲学，不论东方与西方，只要能客观化，皆是共同的，即是世界的，人类的。此乃牟老师的真知灼见。
梁启超说过：“康德者，非德国人，而世界之人也；非18世纪之人，而百世之人也。”吾人亦可说：“牟宗三者，非中国人也，而世界之人也；非20世纪之人，而百世之人也。”有人欲以“民族文化的救亡说”封限牟先生，差矣！
牟老师时常感慨学风士习之苟偷鄙俗，知识分子僵化的心思只停留在平面的广度的涉猎追逐，封于干枯的琐碎的理智中以自矜。“没有一个是有根的，没有一个能对他自己的生命负责，对民族生命负责，对国家负责，对文化负责，来说几句有本根的话。”（《五十自述》）向往最高善——这原是哲学的灵魂，人类智慧生命的光芒，在现代人物化的“心”中沦陷成可供讥讽的虚妄。哲学的本义——实践的智慧学已然绝续了。哲学或被贬为无用的废词，或沦为纤巧的理智的游戏。道术之裂，人类智慧生命的绝续，这一切引发了牟老师的“客观的悲情”，为人的命运激动不安，由之发悲心愿力，以清澈明朗人类智慧生命为己任。
牟老师在课堂上常说：这个时代的问题是哲学的问题，哲学的本分就是要为社会提出一个指导的方向。一切时代的问题，无论是发展国家的现代化问题，或是发达国家的后现代化问题，都是生命的问题，个人的生命与人类的生命，或悲或喜，这不能只看生命本身，须透到那润泽生命的德性。此即康德“实践智慧学”的问题，亦即儒家“自明诚谓之教”之教的问题。老师常吿诫我们，念哲学就要担当哲学的使命。消极地说，要承受这个命运，要奋斗，要受苦；积极说，要有担当，担当时代的使命。人类的生命发展到今日，实在是支解了，僵化了，今日这个时代实在是处处令人泄气使人厌倦。幸得牟老师为我们立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典范，时时督策我们精进。学力不足，冲不破意识牢结语言魔障的桎梏，透不出实践智慧的光明。此所以牟老师常言“为道尊孟轲，为学法荀卿”。
这个时代，学理之事即道德实践之事、生命之事。真正儒者以生命为终极关怀，儒家之本义原来就是践仁与宏道不离不隔。故阳明云：“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传习录》）有学者只以“修身之学”视儒家，因此批评牟先生的儒学是“知识化的儒学”，认为牟先生乃“现代意义上的专业哲学家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儒者”（见郑家栋著《没有圣贤的时代》，台湾《鹅湖》1996年2月号）。“实践”的本义为何？“生命”的本义为何？学者们倘且懵然无知而随意针破议论，此岂不反证牟老师力倡真学力真学问之切中时弊？！
牟老师的学问系统，背后的本源是振拔人类的正面积极精神，育和人类的生命，力挽人类纯物化之下堕的大悲心。因此故，牟老师的学思进程同时是生命智慧的实践过程。人类的生命总会有疾痛，用康德的话说，总会有“自然的辩证”，则总要有对治，总要有“辩之以相示”。就学问体系观之，康德哲学、牟宗三哲学不能不说是博大精深，专家之学，然牟老师说过：康德哲学所言其实是家常便饭。牟宗三哲学不也正是家常便饭！有人曾问托尔斯泰，说：“康德的哲学是常人所能理解的吗？能否用通俗的方式来阐明它？”托尔斯泰回答说：“如果能通俗地阐明他的哲学，那该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呀。不知西方是否有人做过这种尝试。应当说，这样做是非常需要的。”（古留加著：《康德传》）同样，吾人亦深切感到，牟宗三哲学之通俗地阐明是需要的有意义的。演讲录之出版，其用意即在于此。
牟老师去世那年七月，一封发自中国大陆的未署名的信寄到新亚硏究所，信中有这么一段话：
牟宗三先生如今以后将永远活在每一个“有心人”之内，每当忧他所忧、思他所思的客观问题时，你我同在，我俩一心。故知在漫长广大的时空中，更有无尽知心，上下遥契！
牟老师实践的生命已然客观化了。“宇宙一切人之有价值之人格精神无不被保存于天地。”（唐君毅先生语）牟宗三时代永不会完结。
此时，因著校稿工作，翻开《四因说演讲录》的稿纸，凝注纸页上牟老师批改的字迹一句句一行行。牟老师，我永远感念他。
还得感谢杨祖汉教授。自第十六讲以后未经老师批改的稿子，蒙杨教授代为过目校订。
民国八十五年八月初卢雪昆序于香港
第一讲
亚里士多德“潜能”与“实现”原理及“四因说”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首创“潜能性”(potentiality)与“实现性”(actuality)原理，两千多年前提出来，一直到现在没有人能反对。这两个成分一定要有。
potentiality与actuality相对。potentiality指质料(matter)讲。actuality指形式(form)讲。actuality有两重意思，开始是“实现”，作动词，由实现变成现实的。
为什么从form讲actuality、从matter讲potentiality？matter跟form相对，这与一般泛说“心物相对”不同。与form相对，matter是质料的意思。任何东西都有它的材质与形式。譬如粉笔这一个体物(individual
thing)，form就是粉笔的形状，matter是它的那些化学成分。粉笔是一个组合物，分解地说，里面有材料，有形式。你怎么可以把那个形式拉掉呢？同样，matter也不能拉掉，不能说粉笔只是一大堆形式。具体的东西总要有质料，没有质料，只是那些形式，不可以成为一个具体的东西。
matter加上form才能成一个东西，才能是什么，一加上这个form就是现实的东西。所以，这个form代表物之现实性，没有form的地方什么也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