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先生《中国哲学的特质》导言

2022-06-26 15:49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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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的特质》全集本编校说明
高璋谦
本书是一演讲系列，共计十二讲。前十一讲系牟宗三先生于1962年为香港大学校外课程部所讲，由王煜笔录而成；最后一讲《作为宗教的儒教》系牟先生于1960年3月26日在台南神学院所讲，后又于东海大学人文友会中重讲，此篇即杨树林根据这两次之所讲，记录、整理而成。
此书前十一讲曾以“中国哲学的特质”为题，分五期刊载于《民主评论》第13卷第2-6期（1963年1月20日/2月5日/2月20日/3月5日/3月20日）；最后一讲则以“作为宗教的儒教”为题，刊载于《人生杂志》第20卷第1期（1960年5月16日）。1963年6月，此书始由香港人生出版社出版单行本。1973年2月，台北兰台书局曾将此书影印流通。
1974年8月，此书改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但版式未改。此后，台湾学生书局曾多次重印此书，唯1984年3月及1994年8月两次重印时曾重新排版。1984年3月重印时，牟先生曾对此书作了若干文句上的修订。1997年11月，本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简体字本。本书之编校工作以台湾学生书局1994年8月之重排本为依据，间亦根据旧版校订文字。
再版自序
此小册便于初学，但因是简述，又因顺记录文略加修改而成，故不能期其严格与精密。倘有不尽不谛或疏阔处，尤其关于《论语》《孟子》与《中庸》《易传》之关系处倘有此病，则请以《心体与性体》之综论部为准，以求谛当，勿以生误解也。
此讲辞以儒家为主，盖以其为主流故也。若通过《才性与玄理》《心体与性体》《佛性与般若》，再加以综括之简述，则当更能尽“中国哲学的特质”一题名之实，而凡所述者亦当更能较精当而切要。惟如此之简述，内容虽可较丰富，然与西方哲

学相对较以显特质，即使不加上道家与佛教，亦无本质的影响也。故此小册题名曰“中国哲学的特质”，纵使内容只限于儒家，亦无过。
本讲演是香港大学校外课程部所规定的题目。约定十二次讲完，每次一小时。在这十二次里，想把中国哲学的特质介绍给社会上公余之暇的好学之士，当然是不很容易的。如果是轻松地泛泛地讲述，那当然比较具体一点，听起来也比较有兴趣。但这样恐怕不会有真正的了解，也不是这个倒塌的时代讲中国学问之所宜。因此，我采取了直接就中国学问本身来讲述的办法。这也许听起来比较艰难一点。但若因此而稍能把握一点中国学问之内在本质，或即不能把握，而艰难之感中，引起对于中国学问之正视与敬意，这也并非无益处。
中国哲学包含很广。大体说来，是以儒、释、道三教为中心。但我这里是以中国土生的主流——儒家思想，为讲述的对象。其余皆无暇涉及。
本讲演并无底稿。在讲述时，托王煜同学笔录。口讲与自己撰文不同，而笔录与讲述之间亦不能说无距离。如果我自己正式撰文，也许比较严整而详尽。但有这个时间限制的机会，也可以逼迫我作一个疏略而扼要的陈述，这也自有其好处。而王君的记录也自有其笔致。换一枝笔来表达，也自有其新鲜处。顺其笔致而加以修改，也觉得与我原意并不太差。紧严有紧严的好处，疏朗有疏朗的好处。是在读者借此深造而自得之。
中华民国六十三年八月牟索三序于香港
导言
近二三十年来，两岸的人文学者在交流切磋的学术活动中，秉持存异求同的态度，逐渐取得多方面的共识，正可作为今后的“异地同心，分工合作”的基础。
我一直认为，牟宗三先生的著作与讲论，最足以代表这个时代的中国哲学，也最能畅发儒家义理的旨趣和时代使命。《牟宗三先生全集》已在他逝世八周年时，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共计三十二册，另有总序与详目合成的附册，以为导引和查考。由于全集各册不能零售，而多数读者又无力购买全集。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有鉴于此，乃与台北“学生书局”接洽，辑印一套简体字的《牟宗三文集》，计汇集原由“学生书局”出版的牟宗三先生重要著作十三种。其中通论中国哲学的特质、内蕴与前景者，皆详确而精当；而探索中西哲学会通之道路者，尤其明通而条达。好学之土循而读之，必可日起有功，大有进益。
依笔者的体认，牟先生在文化学术上的贡献，可以从五方面加以说明。
（一）表述心性义理——使儒道佛三教的智能系统，焕然复明于世如：《才性与玄理》《佛性与般若》《心体与性体》《从陆象山到刘蕺山》，便是分别讲论魏晋玄学、南北朝隋唐佛教、宋明理学的专著。经过深透的疏导解析，再上通于先秦儒道二家的原始典型则中国哲学的系统骨干、义理纲脉及其思想演进发展之关节，便朗然而明白了。
（二）发挥外王新义——解答中国文化中的政道与事功的问题如：《道德的理想主义》《历史哲学》《政道与治道》三本书，便可代表牟先生的新外王学。传统的仁政王道、民本民贵，何以未能开出民主政体？经典中的“开物成务”“利用厚生”的教训，又何以出不来科学知识？这些问题，一直是中国知识界的世纪困惑，从来没有人能提供通盘的解答。而牟先生则作了彻底的大反省，他提出的“三统并建”，即（1）民族文化生命立本的问题（道统的光大）；（2）建立民主体制的问题（政统的继续，开出政道）；（3）发展科学知识的问题（学统的开出，所谓良知自我之坎陷，即是对此而发）。牟先生提供的是新外王实践的方向和途径而分门别类的具体工作，则是士人与公民都必须担负的共同责任。
（三）疏导中国哲学——畅通中国哲学史演进发展的关节如：《中国哲学十九讲》，书中所讲，不是一时的兴会，也不是偶发的议论，而是切关中国哲学之系统纲格与义理宗趣之综述。书中厘清的问题，对中国哲学之发展具有重大的启发性。牟先生能完成这样通盘兼顾的哲学大工程，不只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上的大事，从一个哲学家继往开来的意义上看，也是古今罕见的。而相关于“中国哲学史”的源流系别、开合发展，与重智一系之分疏等之问题，在他书中也做了深广详审的探讨。（笔者新近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便主要是依循牟先生开显的纲脉而写成。）
（四）消纳西方哲学——译注三大批判，融摄康德哲学本文集虽未编入牟先生对康德三大批判的中译本，却采编了牟先生消化康德与融摄康德的专著，如《现象与物自身》《圆善论》。牟先生对康德三大批判的译注工作，持续十年之久。他随时比对，随时查核，几乎每字每句皆细加考虑，一定要达于表意而且能站得住而后可。他译注康德书所表现的精诚审识，实已重现了晋唐高僧翻译佛经的风范。他不但译，还作注，有时一条注文便长达两三千言。译注之外，他还另撰专著，来消化融摄康德。这样的学术精诚，也是古今中外鲜见能与其比及的。
（五）会通中西哲学——疏导中西哲学会通的道路。如：《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是一部通盘考虑中西哲学会通的书。如所周知，中国儒道佛三教都讲生命的学问，和西方知性文化中的知识之学有所不同。中西哲学对“感触界”（现象界）与“智思界”（本体界）之或重或轻，或消极或积极，正是中西哲学会通的关键所在。牟先生借取佛教“一心开二门”（真如门相当于康德之智思界，生灭门相当于康德之感触界），而指出中西哲学皆是开二门。但二门孰重孰轻，或是否已充分开出来，则彼此有所不同。顺此而涉及的中西哲学之种种问题，牟先生都已作了层层之比对和深入之疏解。
除了上述五点，而尤为可贵的是牟先生的学术生命，一直在运转，一直在深入，一直在开扩。一般学者的学问，在四十、五十岁以后，通常只有“量”的增加，很少再有“质”的升进。而牟先生的一生，可说年年在进步、时时开新机，他所开显的思想家的型范，是极为罕见的。
总之一句话，牟先生的著作，无论深度、广度、高度、纯度，都是第一等的。读者细心循读，必可有得。愿与天下有志者共勉之。
东海大学荣誉教授蔡仁厚
谨述己丑（2009）十二月于台中市椰风北轩

牟宗三小传

牟宗三先生，字离中，1909年出生于山东省栖霞县山的小县。他自幼聪颖，喜读书，生长在四季气候分明、环山一块平原里的村庄。1927年，入国立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直升哲学系。1932年遇见熊十力先生，为其生命中的一件大事，从此开启了人生之慧命。这慧命就是耶稣所说的“我就是生命”之生命，“我就是道路”之道路。
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正逢“五四运动”后期，结束了清末民初的清客学风，同时也结束了清末民初的那浮浅的孤离的政治意识、民主共和意识，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以及孙中山先生和那时所具备的意识。他研读《朱子语类》因而引发了直觉的解悟，顺此兴会注意了当时流行于国内的西方学说；包括柏格森的创化论、杜里舒的生机哲学、杜威的实用主义、达尔文的进化论、罗素哲学、数理逻辑和新实在论等。课余进修的重点，则在于《易经》和怀悌海哲学研究。从怀悌海哲学中引发了对宇宙论的兴趣，从美之欣趣，想象式的直觉解悟，转入为何如何之“架构的思辨”；也要从外在化提升起来而向内转以正视生命。更由于广读易书，由此而认知中国除了历圣相承的“仁”教之外，另有一个“智”学的传统。
1934年，牟先生自北京大学毕业，先后执教于华西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浙江大学等校，讲授逻辑与西方哲学。自30岁至40岁间，由于致力于逻辑数学的解析，而写成《认识心之批判》，将西方近代学术的两大骨干——罗素的《数学原理》以及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融和调适，扭转罗素的歧出，照察康德的不足。同时自熊十力身上体认：吾华族有最独特最根源之慧命，不于此而讨安身立命，立定宗教，以自肯其大信，反而割截其根而从摩西耶和华犹太民族之历史，以数人家珍，是自卑自贱而甘于为国际游魂随风而飘荡也。牟先生自认，唐君毅先生是他一生谈学问与性情最相契的位朋友，他曾说“生我者父母，教我者熊师，知我者君毅兄也。”
1949年，牟宗三先生渡海至台湾，任教于台湾师大与东海大学。主授逻辑、中国哲学及人文课程。在台期间，本于对国家民族、历史文化、时代学术的沉痛感受，乃发愤从根本处疏导中华文化生命的本性，进而谋求民族生命的远大前途。这段沉潜反省期间写成《道德的理想主义》《历史哲学》《政道与治道》三本著作，三书共同的目的，即本于中国的内圣之学以解决外王事功的问题。尤其在政治方面，更笃信在治道之外，再开辟出政道，才足以完成近代意义的民主建国理想。
1960年，离台赴香港大学讲学，后由港大转任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哲学系主任。前后教授过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南北朝隋唐佛学以及康德哲学、知识论等课程。1974年退休，转往新亚研究所授课。
自50岁后，始终本于强烈的文化意识与学术意识，致力于儒、释、道三家义理的疏解。如以《才性与玄理》表述魏晋玄学，以《佛性与般若》表述隋唐佛教，以《心体与性体》《从陆象山到刘蕺山》表述宋明理学，即阐释自魏晋起中国学术的脉络发展，以及儒、释、道三教的义理系统。除了旧学的邃密加深外，亦兼顾到新知的涵养与开发，以期能光大中国哲学的传统，开创民族文化的生机。同时译注康德的《纯粹理性之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以资对照，并撰写《现象与物自身》以及《圆善论》，此乃对于康德前两批判之消化，以立基于中国哲学的传统，谋求与康德哲学会合，更借以体现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以弥补康德哲学的不足。
最后，谨以牟先生自己的话作为结语。
学术生命之畅通，象征文化生命之顺适；
文化生命之顺适，象征民族生命之健旺；
民族生命之健旺，象征民族磨难之化解。
附识：本文参考牟宗三《五十自述》，与唐君毅等《生命的奋进————四大学问家的青少年时代》。
吴文兴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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