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师大教授赵勇《〈赵树理的幽灵〉后记》里的荒谬
2019-01-31 11:48阅读：
最近两年，特别能睡觉，躺在沙发上能睡着，躺在椅子上能睡着，躺在地上也能睡着，好像这困来了什么也挡不住。按妻子这个半个大夫的说法，原因是脑缺氧。不过，也有不缺氧的时候。刚才躺在沙发上迷迷糊糊看微信朋友圈，读到《赵勇｜〈赵树理的幽灵〉后记》一文中的一段话时，睡意全无。看来，今夜又要熬会了。
赵勇先生在文章中引用了董大中先生与他往来的一则邮件，意思是赵树理的《一份简历表》是伪造。虽然赵勇先生在文中没有就这份简历表的真伪发表片言只语，但是，引用这份邮件的意思也当是公告天下了。如果不是这个意思，我还真想不出赵勇先生引用这则邮件，在《赵勇｜〈赵树理的幽灵〉后记》一文中起着什么作用？难道是在以经常与董大中先生邮件往来而倍感自豪？作为一名大学教授，此种心态是固然不会有的吧？
为了避免犯下“轻信他人”的错误，我赶紧找出《一份简历表》与赵树理其他手迹进行比较。经比较，我认为《一份简历表》为赵树理亲笔书写，系赵树理手迹无疑。
其一、《一份简历表》笔迹书写特征与赵树理的书写特征相吻合
《一份简历表》，用钢笔填写，封面有赵树理的签名，填写的文字很多，其中还有一大段“个人认为历史上需要说明的问题”，笔者将里面的文字与赵树理其他手迹、尤其是与《赵树理工作笔记影印件》中赵树理的手迹相比较，笔迹书写特征相吻合，应当为赵树理亲笔书写，尤其是其中的“思想领导”四个字，书写特征特别明显。
其二，董大中先生在说谎
董大中先生在给赵勇先生的邮件中讲：“1979年和1980年我曾向省委组织部提出查阅赵树理档案的请求，省委组织部让我到中组部去查，我才去了北京，在中组部查阅三天，抄了一本子。那个人说，这份简历表是在县上找到的，这就很奇怪，县里怎么能够保存中管干部的档案呢？据此，这次坚决删去这一篇。”我们《长治赵树理研究》（原名《赵树理研究》）刊登《一份简历表》的时间为1991年，即便按提供者所言，“这份简历表是一九八七年发现的”，也比董大中先生“1979年和1980年”在中组部查阅到这份简历表的时间晚了10余年。我家里有一套北岳文艺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赵树理全集》，董大中先生为主编，里面就收有《一份简历表》。是什么原因让董先生把《一份简历表》收录进去的呢？为什么现在又以“那个人说，这份简历表是在县上找到的，这就很奇怪，县里怎么能够保存中管干部的档案呢？”为理由，“据此，这次坚决删去这一篇”，显然说不通，也是路人皆知的谎言。
从《赵树理研究》1991年刊发《一份简历表》至今，已经28年，在这期间，董大中先生始终未提过其在中组部发现《一份简历表》一事，现在提出来，恐怕只是在为其在赵树理研究资料造假上做辩护，想试图删除其在赵树理研究资料上造假的这一有力证据。长治市赵树理文学研究会与董大中先生的恩怨起始于董先生发现的赵树理先生《致王璧先生》一文。2003年、2004年，多位赵树理研究学者和当年的老同志给《赵树理研究》写信、写文章，认为董大中先生发现的赵树理先生《致王璧先生》一文为伪作。而《一份简历表》正是研究赵树理先生这段时期经历的最有力的资料，证明《致王璧先生》系伪作的有力证据。
其三、《一份简历表》并非为张文君先生所发现
董大中先生在给赵勇先生的邮件中讲：“这份简历表在长治《赵树理研究》上发表以后，我一直拿不定主意，当时考虑最多的是这种档案材料能不能公开发表，最后收入《全集》时在题注中强调已在刊物发表，意思是，我不负首先公布档案材料的责任。这次从《全集》中删去，成葆德的怀疑是主要原因。我还想到，前几年出现的赵树理的几篇伪作（《致徐懋庸信》和赵任阳城四区区长《就职宣言》，都是这同一个人提供的，想及此，真令人寒心。”
《一份简历表》刊发于1991年《赵树理研究》（总第13、14期合刊），《就职宣言》刊发于2006年《赵树理研究》（总第45期），均为杜如湘先生发现；《致徐懋庸信》刊发于2005年《赵树理研究》（总第43期），为张文君先生发现。《赵树理研究》在刊发这三篇文章时，来龙去脉都有交待，特别是发现者名字写的很清楚。显然，董大中先生“都是这同一个人提供的”是在睁着眼睛编瞎话。董大中先生发现的《致王璧先生》才是赵树理资料造假的始作俑者。
其实，许多人，特别是赵树理研究圈内人士都很清楚，董大中先生的所作所为针对的是张文君先生。在为什么要针对张文君先生、并且曾把长治市赵树理文学研究会告上法庭这件事上，董大中先生多次的说法都不一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赵勇先生在“北师大学报”上刊发过其与董大中先生的一些信件往来，董大中先生在里面说原因是有人到省领导那里告了他的黑状，后来，他办中国赵树理研究会便很困难。（应当没有记错，时间关系一下找不出来，随后如找出赵勇先生这篇文章，再把文章链接贴本文评论里）。有一次，在晋城开会，董大中先生发了个言，意思是状告长治市赵树理研究的原因是因为长治赵研会对《致王璧先生》提出了质疑。
董大中先生所说有人到省领导那里告了他的黑状，应当是他看到《赵树理研究》刊发的一篇曾与董大中先生同在省作协工作的范彪先生一篇文章后的胡思乱想。范彪先生在文章中讲：当年，董大中多次去抄赵树理家，据赵树理的妻子关连中女士讲，董大中抄家与别人不同，别人喊喊口号就走了，董大中却是翻箱倒柜，能拿走的都拿走，有一次，逼着她把她珍藏在包袱里的两个赵树理笔记本也交了出来，被董大中取走。
说到董大中先生办中国赵树理研究会的困难，让我想起一件事来，董大中先生因为办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困难，便打起长治市赵树理研究会的主意来。因为长治市赵树理研究会从1988年成立起便得到市委、市政府大力支持，每年财政上至少给3万经费。董大中先生便来长治“接管”《赵树理研究》，张文君先生及时发现后，告知了会长高烘，这才未让董大中先生的如意算盘得逞。恐怕这也是董大中先生为什么要一直针对张文君先生的原因之一。即便张文君先生已经含笑九泉之下，董大中先生仍然在说瞎话针对张先生。
张文君先生曾含冤20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四处奔波，为自己平反，当时，他哪里有精力和心思伪造《一份简历表》？董大中先生多次抄赵树理先生家，“1979年和1980年”在中组部查阅赵树理资料终成赵树理研究专家。让人情何以堪？
至于董大中先生在给赵勇先生的邮件中提到的：“几年前，成葆德给我信，对这份简历表的真实性发生怀疑，他主要根据是填表的日期早于沁水合并于阳城之前几个月。”沁水县与阳城县正式合并时间为1958年10月，此表填写时间为1958年7月。为什么赵树理会用“中共阳城县委组织部翻印”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制”的《干部简历表》，有待考证。据我所查，1958年7月，赵树理确实到过阳城县。
最新的《赵树理全集》，我还没有看到，不知道董大中先生“这次坚决删去这一篇”的想法如愿没有？如果如愿，只能说明一点，晋城市人民的钱又白花了，出了一个不是赵树理全集的全集。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脑袋偶尔缺氧也遗害甚微。北师大教授赵勇先生却不然，脑袋一旦缺氧，以其之影响力，危害甚也！
刚看到《赵勇｜〈赵树理的幽灵〉后记》一文时，在下面留了个言，“董大中老了，也就罢了。赵先生难道也老乎？赵树理简历表，许多文字，亲笔填写，一看便知真与伪。写文章，靠道听途说，而不是亲自求证，不仅仅是先生一人，当前怪诞病也。”算作本文的结语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