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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关肩上雪

2026-01-30 12:02阅读:
年关肩上雪
一九七五年腊月,车摇进临朐时,黄土路上卷起的烟尘在冬日惨白的日头下呛人。总算把青海营盘和那刀子似的高原风关在车外了,可身子骨里还冻着一块化不开的冰。直到在县城汽车站嘈杂的人堆里,看见四姨矮胖的身影——她脸冻得通红,跺着脚,一见面就连连问寒问暖,又把一袋五十斤的面粉塞过来:“带上吧,家里缺。”那袋子是白粗布缝的,粗粝却浆洗得干净,满满登登,实沉得像座小山。
车只到公社。我下了车,将面袋在肩头扛稳。路是认得的,可肩上的陌生重量,却把每一步都踏得生疏。沂蒙山的冬野是褪了色的赭石与苍灰,山脊的线条瘦硬,像老祖父手背上凸起的筋络。十五里山路,起初还觉着冷风刮脸,不一会儿汗就从额角、从脊梁沟里渗出来,热烘烘地贴住里衣。肩上的面粉起初是座山,压得人喘不过气;走着走着,竟仿佛成了身体的一部分,那沉甸甸的坠感,反让每一步都更踏实。山路寂寂,只听见自己的喘息和鞋底碾过冻土的窸窣。这五十斤白面,在青海或许平常,可在这山坳里,却是一家子过好年的金贵底气,是四姨从牙缝里省下、最隆重的迎接。这么想着,肩上的酸痛竟也渗出了一丝甜腥的暖意。
翻过山梁,远远便望见村口老槐树铁画银钩的枝桠下站着两个人影——是大妹和大弟,按电报上约的,在这儿等我。我的步子陡然快了起来。姐弟俩抢过面袋抬上,边说边往家走。堂屋方桌上,一盏油灯早已拨亮,昏黄的光晕里,是爹娘两双红了的眼,和一碗直冒热气的姜汤。那光,那热气,像柔软的触手,一下子将我从千里风霜里拽回人间的烟火中央。娘说:“孩子,可算盼回来了。还是城里你四姨想得周到,有了这袋面,咱家就能过个肥年。”
一夜酣眠,仿佛把积年的乏都卸在了那铺热炕上。醒来时,窗纸已微微发白,映着院里薄薄的雪光。初一饺子初二面,初三初四走亲戚——这老例儿像山涧的溪水,又淙淙地流回来了。我成了这流水里一尾被簇拥着的鱼。叔伯大爷们挨户来请,那份执拗的、不由分说的亲热,是山岩般的实在。
在大伯家,炕烧得烫人,矮脚桌上一盆白菜炖豆腐,当中竟埋着几片晶亮的五花肉。大伯用烫酒的锡壶给我斟满,酒是地瓜酿的临朐串香,有劲,呛嗓子。“尝尝,家乡酒,比不上你们外头的。”他浑浊的眼睛望过来,望得我心头一颤。在戈壁滩上,我们喝过更烈的酒,吼过更野的歌,可哪一口,都没有眼前这杯烧得人心窝子发烫。
胡同口大爷的院子最敞亮,也最清寒。下酒的是
一碟炒得喷香的南瓜子,咯嘣咯嘣,能嚼出日头的香味。老人家颤巍巍地指着墙上新贴的年画,一个胖娃娃抱着鲤鱼,“瞧瞧,多喜庆。你在外头……都好啊?”他那句问话轻轻的,像怕惊扰了什么。我重重地点头,说好,都好。他便笑了,缺了牙的嘴抿着,眼角的皱纹堆成深深的菊。
每一家的饭食或许简单,可那滚烫的茶,那满得快要溢出的酒,那一声声掏心窝子的问询,还有临走时硬塞进我口袋里、焐得温热的炒花生与红枣,都成了熨帖的炭火,一层一层,敷在曾被高原风吹得僵硬的心肠上。这些天,我仿佛不是在吃饭,而是在用舌尖与肺腑,重新认领这片土地绵厚的气息——柴烟味、尘土味、陈年粮囤的米糠味,更有一种无需言说、却在每一道目光与每一次举筷间流转的稳稳的牵念。
正月十五,雪又悄没声地落了下来。我该走了。雪不大,细细的,盐粒似的,落在刚刚泛青的草芽上。村口老槐树下,爹娘的身影在雪幕里有些模糊。我转过身,没有再回头。肩上已没有了那五十斤面粉,却仿佛负上了更沉、也更柔软的东西:那是四姨在车站冻红的脸,是家家户户灶膛里为我燃起的火,是酒碗里晃动的质朴笑影,是这片山坳在冬日里,用最素简的饭食与最浓酽的亲情,为我窖藏下的一整个春天的暖意。
山路在脚下延伸,雪色朦胧了来时的足迹。我知道,从此无论走到哪里,哪怕是更高的高原、更远的远方,我的魂魄里都将永远耸立着这样一幅图画:一个归来的游子,在苍黄的山道上,扛着一袋雪花般洁净的面粉,走向一处亮着油灯的、名叫“家”的所在。而每走一步,肩上的重量便化开一分,最终渗入血脉,成为生命里最耐寒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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