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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果园里“老泉遗风”

2025-03-04 15:34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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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果园里“老泉遗风”
白果园里“老泉遗风”
从长沙城南丰盈西里牌楼往里走，有一条名气老街叫“白果园”。一说白果，人们就知道是指“银杏”。确实“白果园”是因街口长有两株大银杏树而得名。但真正让“白果园”大长名气的，倒不是这两株银杏树，而是因为白果园里有一条“苏家巷”。
苏家巷西起黄兴南路，东与白果园相接，巷子又短又小，长不过百米，宽不到三米，为什么它能让白果园大长名气呢？这就得从当年白果园里住进了一个人说起：原本白果园里是没有苏家巷的，就因为来了这个人，让白果园不仅有了苏家巷，还让另一条更小的小巷叫“老泉别径”。

这位住进白果园的人名叫苏洵，是苏轼、苏辙的父亲，“老泉”是他的别号。
从历史记载看，苏洵成名比他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都要晚，所以说苏洵是大气晚成。
苏洵生于公元1009 年，卒于1066年，是四川眉山人，早年受教于欧阳修。他生性淡泊，看轻名利，自己从没有积极的谋取过仕途，更不屑参加科举应试。他至所以后来能入仕为官，完全是因为当朝皇帝爷宋仁宗是个比较注重才干的人。苏洵虽大器晚成，但名列唐宋八大家、还是“三苏”中的老父亲 ，能让宋仁宗另眼相待，完全靠的是苏洵自己的才气和名气。于是皇上愿意给他一个入仕的机会，封给苏洵一个小小的秘书省校书郎职务，苏洵虽自己不谋求官职，但皇上的这番好意他也不能拒绝。只是他一生没有任过高官要职，最高的职务也只是县属主簿，先是在文安任县主簿，后来在长沙任长沙县主簿。县属主簿大约就是负责衙门文书之类的工作，一般管理衙门钱粮事务和司法事务。主簿职位比县丞稍低一点，比县尉又稍高一点。
一日，苏主簿在长沙城南的白果园，看到园口有两株亭亭玉立的银杏树，绿叶婆娑、秀姿美极，苏洵一下就爱上了这两棵银杏树。为了能与银杏为伴，他舍弃衙门不住，在有银杏树的白果园内建一陋院安居下来。他还在自家小院开一个后门，可通往另一条偏僻、幽静的小巷，这更让苏洵喜不胜喜。经常傍晚时分，从官府纷杂事务中脱身的他，放慢脚步、放松心境，沿着院后那条麻石板的小径散步、漫行，他走走停停，看看听听；风很轻，人很静；巷很小，夜很深；别样的韵味，别样的风情，让这条小巷生出了那种月夜深处探幽径的意境来。“老泉”本是苏洵的别号，于是，这条石径小巷诞生为“老泉别径”。
白果园里“老泉遗风”


人们常会“爱屋及乌'，苏洵亦是如此，爱上银杏树，他就爱上了白果园。而长沙人亦是如此，因喜爱苏洵，敬慕“苏老泉”，于是长沙人就将白果园苏家小院开辟成为了”苏家巷“，苏家小院后的小石径就成了“老泉别径”。直到民国时期，在长沙城的地图上还能寻找得到“老泉别径”的街名。
因为是苏洵住过的地方，爱屋及乌的人们，就把白果园、苏家巷当作自己心中向往之地，说它：“密竹都含露香气，绕池三五好垂杨。”加之它又得天独厚，与长沙商贸最繁华的南正街、坡子街紧紧相临，于是许多历史名人的公馆都云集在这里，有商、有文，有武、还有官。

如清道光年间云贵总督贺长龄、清道光年间两淮盐运使黄冕、清同治年间湖南巡抚刘崐、清光绪年间翰林、大书法家郑家溉、清湘军水师名将李朝斌、清末民初藏书家版本学家叶德辉、近代实业家章克恭、近代革命党人“南北大侠”杜心武、湖南省长程潜等的公馆都在这里。


白果园31号原来是“南北大侠”杜心武公馆，杜先生曾是孙中山、宋教仁的贴身保镖，后成为同盟会革命党人。杜公馆易主后，新主人因仰慕苏洵老先生，便用“老泉遗风”作为自家白果园31号的大门匾额，以此纪念“苏老泉”为长沙留传的优良文化遗风。
长沙人郑家溉（公元1871 - 1944年）是清光绪二十九年翰林、大书法家。1934年他从北京回到长沙，居在白果园8号，以卖字为生。1937年抗战爆发，他应邀出任省府顾问，勇赴国难。1944年长沙沦陷，郑先生斩钉截铁拒绝出任日本维持会长，为此被日军杀害。1945年，程潜在重庆为他举行公祭；徐特立也为他撰文：“长沙老翰林郑家溉，拒绝任维持会长职务而遭杀害，以死成全了自己的民族气节。”并将此文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
刘崐（公元1801 - 1888），字玉昆，是云南景东厅人，道光进士，历任翰林侍讲学士、户部右侍郎、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会试读卷官，是同治皇帝的老师。后为湖南学政、湖南巡抚，他督修《湖南通志》，重修天心阁，大修岳麓书院，为湖南的文史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刘崐虽身居高位，却一生清廉，自己连住宅都买不起。后来是曾国荃（曾国藩之弟，晚清湘军将领）为他在白果园里买了一个四合院作公馆。曾国荃在清咸丰二年（公元1852）时考取优贡生，成为了刘崐的得意门生，学生见老师身居高位而居无定所，便私下特意买一个四合院赠送给老师，曾国荃认为，只有老泉遗风的白果园才是最适合老师安居的地方。刘崐也非常喜欢白果园的公馆，后一直住在这里，并在此安享晚年，他曾作一联颂之：
细捡茶经，朗吟橘颂；
闲论画舫，坐拥书城。

白果园里有一座青石牌坊，上面写的是“贺家胡同”，这是贺长龄的居所旧址，白果园41号老房子的外墙上还有镶嵌了一块石碑，上面写着：贺长龄（公元1784 - 1848），字耦耕。湖南善化县（今属长沙）人。 嘉庆进士，选庶吉士，入翰林院。道光以后，先后任江酉、江苏、山东、贵州等省地方官。官至云贵总督，是清朝廷掌管西南一方的重臣，亦是嘉庆道光年间湖南经世派的代表性人物。
嘉庆年间（公元1817 - 1818）贺长龄出任岳麓书院山长，后因其母去世，他辞官守制三年，就居住在白果园41号。

白果园里“老泉遗风”
白果园、苏家巷不仅公馆云集，许多公馆、庭院还成了当时文人雅士们观花赏月、吟诗涂鸦的聚集之地，比如清朝大诗人、大书法家何绍基就经常邀上三五好友知己，光顾黄冕在苏家巷里的“宛园”。黄冕（公元1795 - 1870），字服周，号南坡，长沙人，既经商也为官，曾任两淮盐大使，在治理淮扬时是很有政绩的。“密竹都含露气香，绕池三五好垂杨”这两句诗，就是出自于何绍基在宛园时所作的诗《晨过宛园五首》。

随着历史的车轮、时代的进步，古风朴朴的白果园、苏家巷也吹进了新文化运动之风。
1916年，实业家、企业家章克恭先生创办了湘鄂印刷公司，白果园33号是印刷公司的一个印刷车间，当年的《湘江评论》就是这个车间印刷出版的。《湘江评论》是“五四”新文化时期影响最大的湖南学生刊物之一，虽然只出版过五期，但对湖南新文化运动有着重大的影响。


1949年8月4日，解放战争末期，时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的程潜将军，和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将军等人在白果园的程潜公馆联名发出湖南起义的通电：“正式宣布脱离广州政府，使湖南获得和平的解放。”
程潜将军说：“湖南是三千万人民的湖南，我以至诚至正的决心，以我们点滴归聚的群力，求使湖南免于战祸的惨痛，求使人民免于炮火的灾害，求使社会秩序安定，求使地方元气保全！这是我的愿望 ... ...'
拯斯民于水火，化干戈为玉帛，自古就是大德大义之举。湖南的和平起义，不仅使湖南人民免遭战争之苦，也促进了华南、西南、西北的解放进程，其历史功绩永垂史册。


白果园里“老泉遗风”
我从丰盈西里的牌楼下向白果园走去，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巷口那两棵亭亭玉立的银杏树，它们绿叶婆娑、秀姿美极；但它俩是风华正茂、朝气蓬勃，全然没有历经千年风霜雨雪的沧桑痕迹。显然，它们已不是千年之前苏洵看到、并爱上的那两棵大银杏树了。
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长江后浪推前浪，历史不就是这样吗，许多新的在不断弥补着旧的。正如这条逾越千年之久的白果园、苏家巷，曾经的故人们已远行，人去了，楼不空；白果园、苏家巷从来没有闲置过，一代又一代长沙人生在斯、长在斯。
新的银杏替代了古老的银杏，新的白果园人替代了老的白果园人；但只要走进白果园、苏家巷，你就会身不由己的沉浸在那悠悠绵绵的历史情绪里，心灵仿佛随时可隔空与先贤们交流，文脉在，遗风在，魂就在。
闲时，我很愿意在白果园、苏家巷的麻石板上走走，看看。虽说只是咫尺之长，虽然只是方寸之地，但我不在乎，因为总能续点文脉，总能薰点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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