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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转星移，光阴悠悠，滚滚的历史车轮驶进了大清朝。
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 ），朝廷颁布御旨，令全国各省兴建省会书院，各省积极响应。当时全国共建有书院23所，湖南、江苏、广东、广西各建2所，其他省各建一所。尽管城南书院元朝被焚、明朝被毁，但它仍与岳麓书院同为皇上钦点的省会书院，并享有朝廷拨发的一千两帑金作经费。说明康熙年间，城南书院的生员们自发集资修复学院，规模虽有缩小，但讲学活动在康熙、雍正年间仍有着极高的声誉。只是城南书院真正能成为诸子学识肄业之胜地，并纳入官化管理却是在清乾隆年间。
乾隆十年（公元1745）湖南巡抚杨锡绂在岳麓书院课试童生，但应试者寥寥无几。他心感奇怪，自己古长沙文风向尚，为何来岳麓书院应试的童生这么少，问原因：原来是长沙城与岳麓书院隔着浩浩湘江，那时江上无桥，过江只能渡船，风高浪大，童生们不愿前往。于是，杨锡绂巡抚决定顺应民意，在长沙城内天心阁下的都正街寻得一处闲院，用于改建书院，免除童生们乘舟过江之苦；而天心阁位于长沙城南，该院便称为“城南书院”。杨巡抚此举大得人心，司、道、守、牧各级官员纷纷解囊，积极捐出俸薪银两，仅一个月内就落成书舍80间，分正谊、主敬、进德、存诚、居业、明道六斋，并在讲堂上悬挂了“城南书院”四字匾额。更有岳州（现岳阳）知府黄凝道为书院独捐建一栋“御书楼”，楼上拜祀张栻、朱熹等等城南书院群体有功先贤。于是，天心阁下又如当年的妙高峰下一样，读声朗朗，书香蒸蒸。

妙高峰下，丽泽风长（中篇）

转眼间到了清道光二年（公元1822），新任的湖南巡抚叫左杏庄，他认为天心阁是商贾繁华之地，车水马龙，嘈杂喧嚣，不宜学子们静心修业。于是，左巡抚将天心阁下的城南书院复迁回600年前它的创始之地 一 妙高峰下，左巡抚本着“复前贤之盛绩，培昭代之人文”的意愿修复城南书院，即有书斋120间，藏书超万卷，并要求该书院面向全省择优招纳生源。当时向全省招收了学正、附课生共138名，与大名鼎鼎的岳麓书院数量相等。除了重建院内的城南十大景观外，为纪念书院创始人兼第一任山长张栻及朱熹等先辈，还增添了“南轩夫子祠”和“文星阁”。妙高峰下新建的城南书院，课程仍是以程朱理学和四书五经为主，但规模大大超越了600年前妙高峰下的旧城南书院，它如一颗璀灿生辉的明珠，光芒四射。
当时清道光进士、云贵总督劳崇光，游览了城南书院及城南十大景观后，感慨万分，倾情作了《城南书院赋》，赋中云：“草对回环，山川萦束；纳湖供其溯洄，高阜任其瞻瞩。访旧基于月榭，危栏之影依然；叩曩躅于云亭，隐几之吟可续。舫名听雨，闲垂软涨三稿；舟乏采菱，缓度新歌一曲。轩开半亩，养蒙迪我聪明；堂矗三椽，丽泽成吾学问。看红波岳色，潇湘之灵秀如新；仰圣域贤关，闽洛之渊源伊近。... ...”

巡抚左杏庄将城南书院重建新兴之绩上报朝廷，道光皇帝龙颜大悦，挥毫御书一匾“丽泽风长“ 赐之，城南书院自此走向鼎盛。


历史上许多著名学者大儒都在城南书院任山长或任主讲，如：孙鼎臣、余廷灿、龙瑛、贺熙龄、胡达源、陈本钦、黄道让、何绍基，周玉麒、易堂俊、郭嵩焘、王雁峰、王先谦等等；他们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胡林翼、邹汉勋、曾国藩、曾国荃、李元度、左宗棠、王闿运、罗泽南、瞿鸿机、张百熙、黄兴、陈天华、杨昌济、谭云山、谭延闿、刘人熙等等，都是城南书院修学结业的优秀学子。
王闿运后来成为晚清经学家、文学家，他满怀豪迈之情，为岳麓书院的大成殿撰联：
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
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


30年后，清咸丰二年（公元1852）七月，太平军占据城南书院，在妙高峰上架炮攻城。左宗棠率军勇猛抗击，太平军败退，长沙成为历史太平军唯一没能攻下的省会城。但太平军占领城南书院长达81天，学舍及十大景观惨遭摧毁。后经陈本钦山称竭力修整，城南书院很快得以复原，书香馨深，人文昌盛。


城南书院虽几经磨难，几经更替，但它始终坚持第一任山长张栻的“成就人才，传道济民”的教育宗旨，务实求学的校纪校风，它从不固步自封，及时顺应时代风云，追随时代变迁，吐故纳新；为湖南近代史培养了五大人才群： 李星沅、唐鉴、贺熙龄等等，代表经学主变派；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等等，代表理学经世派；樊锥、皮锡瑞等等，代表维新变法派；谭延闿、黎尚雯等等，代表君主立宪派；黄兴、陈天华、杨敏麟等等，代表辛亥革命派。这群精英们走在时代的最前面，不断推进湖南乃至近代中国的发展。曾任湖北布政使的梁鼎芬是黄兴的老师，他曾在武昌撰有一联：
燕柳最相思，身别修门二十载；
楚材必有用，教成君子六千人。
有人感叹说，梁鼎芬的这副撰联虽是为武昌所写，但用于赞扬城南书院是最贴切不过了。故，我特地向他借来放在文中。


妙高峰下，丽泽风长（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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