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诗的作者们(2)
2025-04-10 09:49阅读:
文人诗的作者们(2)
在白居易的诗中,比讽谕诗多许多倍的,是他所称的“闲适诗”。前面我们引用了他的《与元九书》中的一段话,说他担任左拾遗时写讽谕诗之事。那段话下来紧接着就是“岂图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矣”。
[1]
这是他在给挚友元稹的私信中的话,绝对是他的实话。由于他写讽谕诗得罪了朝中的某些人,所以他已后悔写讽谕诗了。不再写讽谕诗,自然就大写闲适诗。什么是他的闲适诗?同在其《与元九书》中,他明确指出其闲适诗的性质便是“知足保和,吟玩情性”。或者,我们用一个“玩”字便可大略概括其闲适诗的性质。据介绍,白居易刚入仕不久,即还在做谏官之前,他就已经在写闲适诗了。其一首诗的末尾写道:“窗前有竹玩,门前有酒沽。何以待君子,数竿对一壶。”
[2]
诗中所透露的,无非是一个官员的闲居生活的悠闲自得。袁书中选的这四句,是挑的最为正面的、较好的句子。关于白居易一生特别是后期所写的大量的闲适诗,袁书中有以下一段介绍与评论:“白居易的知足保和,源于他对政治的厌倦和佛、老思想的影响,他炼丹服药,颂经坐禅,释、道二家在他的人生态度、生活情趣中都留下了甚深的印记。当然,也源于根深蒂固的浅俗思想。他的很多闲适诗,都热衷于铺叙身边琐事,将衣实俸禄挂在嘴边,千篇一律,令人生厌。在大和八年所作的《序洛诗》中,他这样说:‘自(大和)三年春至八年夏,在洛凡五周岁,作诗四百三十二首。除丧
朋哭子十数篇外,其他皆寄怀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余,酣乐不暇,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岂牵强所能致耶!’这一时期的诗作,多‘称心而出,随笔抒写’(赵翼《瓯北诗话》卷四),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浅之又浅,俗之又俗。苏轼说‘元轻白俗’(《祭柳子玉文》),所谓白之俗,主要就表现在这里。”
[3]
白居易写讽谕诗,大约也就只有那么几年时间,而写闲适诗,则几乎终其一生。白居易一生都有官职,晚年所谓闲居,仍是朝廷挂名的官员,享有优厚的薪俸。他活到七十五岁,后期的生活甚为奢侈,家中蓄有歌女乐伎,极尽声色之乐。在上面的引文中,他自己也直言不讳地说他“酣乐不暇”。于此我们再想想,写讽谕诗那几年的白居易,与大写闲适诗的这几十年的白居易,如何来统一理解?我们再想想,白居易的内心中,对普通劳动者究竟有多少真正的感情?后来的几十年中,是他再未遇见过一位卖炭翁,还是他心中早已没有了卖炭翁之类穷苦人的位置?如果他当初是出于真心、本心关怀卖炭翁,自然在后来一定还会看到、想到卖炭翁。白居易根本的人生态度,决定了他早期的讽谕诗也只能达到那一定的水平。我们完全可以认为,白居易在几十年的长时间里所写的闲适诗,才表现出了更真实的白居易。白居易在一生大多数的时间里心中只有他自己的逸乐生活,自然也就“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了。
白居易大半生(也许是终生,只是晚年更突出而已)如此醉心于享乐,其原因,未必是由于晚年的喜好佛老。人们不会想不到,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什么时候曾宣扬过纵情享乐?道教的经典——老子的《道德经》,一再要人返璞归真,告诫人们“五色令人色盲”,享乐只会有害。老子连同庄子一再要求人们回到生活俭朴的古代社会,可曾有哪一句话叫人去纵情声色?佛教的诫律不许喝酒,不许吃肉,出家僧尼根本不许有性生活,怎么可能让人像白居易一样地沉湎于酒色之中?于此可知,白居易晚年的诵经坐禅,全是骗鬼。白居易大半生里估计也不会公开声言抛弃儒家,那么孔子孟子什么时候曾鼓励人纵情声色?总之,白居易的纵情享乐,佛、道、儒的任何一家的观念都不能成为他的借口。他的纵情享乐,只能由他的本性、他的思想意识来解释。
[1]
见《中国古代文论》,李壮鹰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第240页。
[2]
见《中国文学史》第二卷,袁行霈总主编,袁行霈、罗宗强分卷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二版第293页。
[3]
见《中国文学史》第二卷,袁行霈总主编,袁行霈、罗宗强分卷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二版第293、2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