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词（2）
2025-05-19 10:42阅读：
唐宋词（2）
最初成为气候的文人词，只是这种被视为“艳科”的香而软媚的词。在此后宋词的大的风格流派的分野中，这种词就算是“婉约派”。婉约派一直延续到宋末，虽然其中有的作家不一定只是写些男欢女爱，但他们总的风格无疑是柔美，柔媚，或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柔。柔也不是说绝对就是缺点，但柔得太多了，在加上题材的狭隘，甚至无聊，这样的词就会显得差一些了。
北宋时期，婉约派占主流地位。我们挑几个婉约派的名家看一看。先来说说柳永。柳永也考中过进士，但后来做的官都不大，他一生的特点，大约就是一直与能歌会唱的妓女们来往甚多。于此说一下柳永的代表作——《雨霖铃》（寒蝉凄切）。这首词写的是男女的离别，许多评诗的人，只说是男女离别，却不愿点明女方的身份。其实，很明显，这是写作者自己与相好的妓女的离别，而决不会是夫妻的离别。这是一首典型的儿女情长的词，要命的却不是夫妻之情。评论的学者们，无不赞赏这首词的艺术成就；其实，可以肯定的也就只有这一方面了。我也承认这首词的艺术水平相当不错，但我想到该词的思想内容时，总是难以承认它是什么重要的词作。诚然，离别与相思，是婉约派词人头号重要的永恒题材；柳永这首词，就是婉约派词风的典型代表。于此，我不禁想起了李白的《今陵酒肆留别》，诗只六句：“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此诗写的是男人间的送别，读来是何等流畅；一派男子汉的气概，情绪是何等的昂扬。以此诗与《雨霖铃》相比，后者与妓女分别时那样的缠缠绵绵、悲悲切切，二者的境界高下，难道还不显明么？
现在说说婉约派另一位重要人物秦观。秦观的一首《满庭芳》（山抹微云），也是写男女离别的，据说当时也“名噪一时”。词中有几句道：“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此词倒算是写明了“青楼薄幸名”，说清了离别的男女之间的关系。这首词与上面柳永的词是同样题材，一样格调，就不再
说了。现在说说秦观一首格调较高一些的词，写牛郎织女故事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这首词只有末尾两句“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别有新意，格调不俗。这首词是从天上的牛郎星织女星写起的，主要写牛郎织女的七夕相会。牛郎织女本是两个劳动者，但由秦观写来，没有了一丝一毫的劳动者的气息，其中“柔情似水，佳期如梦”两句，完全写成了一对才子佳人的幽会。看来秦观表面上是写牛郎织女，实际上写的是他自己的生活。我们于此可以对照一下《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这首诗全文如下：“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两相比照，高下自现。
金元之际的元好问，有著名的论诗绝句三十首，其中有一首就是专说秦观的。诗曰：“‘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
[1]
头两句引用的是秦观《春日》绝句中的两句诗。元好问认为，和韩愈的《山石》诗一比较，秦观的诗就像是女人所写，意思是秦观的诗太得柔弱、媚软。元好问的看法，来自王中立。元好问的《王中立传》中写道：“先生举秦少游（观）《春雨》诗云：‘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此诗非不工，若以退之‘芭蕉叶大栀子肥’之句校之，则《春雨》为妇人语矣。破却工夫，何至学妇人？”实际上，早在宋代，敖陶孙就说过“秦少游如时女步春，终伤婉弱”的话。
[2]
以上古人说的是秦观（字少游）的诗，实际上，他的词也是同样的风格了。
秦观的风格特点，基本上也就是整个婉约派的风格特点。
婉约派，柳永可算是北宋前期的代表，秦观可算是北宋中期的代表；现在再说一个周邦彦，可算是北宋后期的代表。周邦彦不仅是北宋后期婉约派的代表，甚至可以算是南北宋婉约派的总代表。
周邦彦精通音律，是北宋的亡国之君宋徽宗所任命的大晟乐府的提举官，即国家的音乐机构的大总管。也可以说，是个典型的御用文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中国文学史》中关于周邦彦写道：“他无论是做地方官或在京城里，都经常和歌妓舞女们有交往，过他偎绿倚红、眠花宿柳的生活。据说他和宋徽宗都是当时京师名妓李师师的狎客。……他的许多艳词，都不过是把一些寻花问柳的生活用华丽的词藻装潢起来，加以美化，而且，有时总不免要透露出一些色情的底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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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些正是婉约派许多男性词人共同的特点。还想附带说一点，除1960年代社科院的文学史外，我能见到的1980年代的上海教育学院的《中国古代文学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唐宋词一百首》等书，都提到周邦彦的词思想内容方面的缺陷，而进入21世纪后的袁行霈的文学史，则对周邦彦未提一个字的缺点。周词一直享有盛名到真是事实，“周邦彦的词，自宋代一直至近代，被士大夫中的文人推崇得很高，称他为‘词家之冠’，称他为‘词中的老杜’。”
[4]
王国维甚至有“两宋之间，一人而已”的赞词。 [5]
人们推崇周邦彦的，集中在周词的音律之美。“为使音律和谐，周词审音用字，也非常严格精密。他用字不仅分平仄，而且严分仄字中的上去入三声，使语言字音的高低与曲调旋律的变化密切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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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邦彦为大量的词牌确定了严格的规范，每一个字的平上去入都是规定死的。我们想想，文人词，愈偏后愈有并不入乐歌唱的趋势，后来大量的文人词都是像诗一样供人阅读的。即使要唱，是否有必要每个字都得符合规定的四声标准。板腔体的戏曲，如京剧、秦腔等，并无每个字的四声的规定，写戏词的人只要注意每两句的下句的末尾一个字是平声也就行了；难道这样写出的戏词，唱出来就肯定不好听？现在有的歌曲，两段甚至三段用同一个曲谱来唱，几段歌词在同一位置上的字，平仄四声肯定有许多都不一样，实际上照样能唱，而且唱得非常入耳好听。可以看出，把词的每一个字的平仄四声规定得这么严格，在一定程度上说，是故弄玄虚。词，同诗一样，更重要的是思想内容，即便从艺术角度说，也有许多方面，并不只是个音律的问题。一些文人称赞周邦彦为“词中的老杜”，指的就是周像杜甫一样格律严谨。后来不少人，努力学习周邦彦的格律。《中国历代文论选》在对一篇古代文论的说明中讲道：“南宋词人讲究音律的多奉周邦彦的《清真集》为典范，方千里、杨泽民、陈允平都有和清真词，都严格遵守周词的四声，字字不敢移易，因此往往弄得文理不通。”在举了一些例子后又说：“这些都因为‘守律’而成为‘不辞’。”
[7]
也就是说，为了适应音律，弄得文句不成文句了。
[1]
见《中国历代文论选》，郭绍虞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一版，第216页。
[2]
以上两段引文，见《中国历代文论选》，郭绍虞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一版，第223页。
[3]
见《中国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写，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一版，第二卷第616页。
[4]
见《中国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写，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一版，第二卷第616页。
[5]
见《中国文学史》第三卷，袁行霈总主编，莫砺锋、黄天骥分卷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二版第99页。
[6]
见《中国文学史》第三卷，袁行霈总主编，莫砺锋、黄天骥分卷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二版第99页。
[7]
见《中国历代文论选》，郭绍虞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一版，第23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