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籍贯考：历史脉络、文本证据与文化认同的交织廖理南
2026-01-23 16:40阅读：
黎元洪籍贯考：历史脉络、文本证据与文化认同的交织
廖理南
黎元洪，自武昌首义都督而至两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其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中的历史地位与功过是非，经百余年学术梳理与公共讨论已形成基本共识。然而，关乎其身份标识核心的籍贯问题，却自其登上历史舞台之日起便众说纷纭，成为一桩悬置已久的历史公案。这一争议并非单纯的地理归属之争，更折射出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变动中，地域认同、家族记忆、行政沿革与政治符号建构之间相互缠绕的复杂图景。本文拟系统爬梳有关黎元洪籍贯的各类文献记载、口述传闻与实物证据，通过辨析不同史料的效力层级，厘清说法源流，并尝试解读争议背后所蕴含的近代中国社会身份认同的深层逻辑。
一、众说纷纭：五种籍贯说法的源流与语境
关于黎元洪的籍贯，近代以来形成五大主流说法，分别对应不同的地理空间、宗族叙事与历史语境，其产生与流传各有特定背景：
安徽宿松说：此说为最早出现的争议性表述，几乎与黎元洪成名进程同步。1911 年 10 月 16
日《神州日报》刊发的《革命军总统黎元洪小史》明确记载：“黎氏先祖为皖之宿松人氏，自其祖与父经商于湖北，遂改入黄州府。”
同日《民国报》转载的《黎元洪传》亦沿用此说，称 “其先祖皖宿松人，父经商鄂省，遂家焉”。实物证据方面，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的一批
1915 年烧制的彩瓷瓦罐，器身清晰镌刻 “鄂军都督黎元洪原籍皖宿”
字样，印证了此说在民初的流传广度。考其成因，或与黎氏家族早年商业活动中与宿松黎氏的交往有关，亦可能源于清末民初信息传播不畅导致的宗族谱系误传。
湖北黄陂说：此为流传最广、认可度最高，且经黎元洪本人屡次公开确认的核心说法。“黎黄陂”
的尊称不仅见诸时人著述、报刊报道，更成为其社会身份的重要标识。1911 年 10 月 20
日，黎元洪接受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埃德温?丁格尔专访时，明确
回应：“我是湖北黄陂人，出生于黄陂木兰乡。” 其留存的书法作品中，“黄陂黎元洪”“黎黄陂”“黄陂黎宋卿” 等落款多达 30
余件，私人印章亦常刻 “黄陂黎氏” 字样。更具权威性的是清代官方档案：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黎元洪升任北洋水师广甲舰管带时填报的《官员履历清单》，明确载明
“籍贯：湖北汉阳府黄陂县，寄籍江夏县”，为黄陂原籍说提供了原始官方佐证。
汉阳说：此说实为黄陂说的衍生表述，源于行政区划与居住地的双重混淆。历史上黄陂县长期隶属汉阳府，且黎元洪幼年随父迁居汉阳县城，青年时期在此求学、从军，故部分文献如《清稗类钞》《民国人物传》直呼其为
“汉阳人”。细究可知，此说并非对原籍的根本否定，而是对其成长地与行政隶属关系的简化表述，本质上与黄陂说并不冲突。
大悟说：此系现代行政区划调整后的地理表述更新。黎元洪出生地黄陂县木兰乡东厂畈，在 1933
年国民政府析黄陂、孝感、黄安三县交界地带置礼山县（1952 年更名大悟县）时，划归大悟县彭店乡。因此，“大悟说”
实为黄陂说在当代地理范畴下的具体化延伸，并未改变其家族世居黄陂的历史事实。值得注意的是，黎元洪之孙黎昌晋在填写个人档案时，明知行政区划沿革，仍坚持自填籍贯为
“湖北黄陂”，这一选择生动体现了家族认同对行政边界变动的超越性。
江西豫章（南昌）祖籍说：此说关乎黎氏家族的远源迁徙史，为贯通诸说的历史背景。1914
年纂修的《黎氏族谱》（黄陂黎家河支）明确记载：“始祖讳仲先，明洪武二年由江西豫章郡南昌县铁树观迁居湖北黄州府黄陂县中和乡。”
这一记载得到其他黎氏分支谱牒的印证，表明 “祖籍江西南昌” 是黎氏家族共同的迁徙记忆，常与 “世居黄陂”
并提，构成其籍贯认同的双重维度。
二、证据辨析：档案、谱牒与身份表达的三重互证
面对多元说法，需从史料效力层级、记载语境等角度进行审慎辨析，构建档案、谱牒与自我认同的三重互证体系：
官方档案的权威性与确定性：清代《官员履历清单》作为选拔任用官员的原始官方文件，具有无可替代的史料权威性。其中
“黄陂县寄籍江夏县” 的表述，精准区分了 “原籍”（宗族世居地）与 “寄籍”（长期居住地）的核心概念 ——“寄籍”
指因经商、仕宦等原因长期居住于异地并在当地登记户籍，其本质是对原籍身份的补充说明，而非否定。这一记载与黎元洪成年后主要活动于武昌（江夏）的史实完全吻合，有力支撑了黄陂为其原籍的核心结论。
族谱的谱系厘清与证伪功能：1914
年创修的《黎氏族谱》是厘清黎元洪籍贯的关键文献。该谱由黎元洪堂弟黎元圣主持纂修，收录了黎氏自赣迁鄂后的完整世系，明确记载
“元洪公，生于黄陂县中和乡东厂畈”，并详细列明其父母、祖父母的墓葬位置均在黄陂境内。虽有学者指出，民国初年宗族谱牒常存在
“追溯远祖、强化认同”
的建构色彩，但该谱关于近世三代世居黄陂、黎元洪出生地的记载，因编纂者为同族亲属，且距黎元洪出生仅数十年，具有极高的可信度。更为重要的是，该谱清晰梳理了
“江西 — 黄陂” 的迁徙脉络，未提及任何与安徽宿松黎氏的宗族关联，直接动摇了 “安徽宿松说” 的谱系根基。
自我认同的文化符号化与政治意涵：“黎黄陂”
这一称谓的形成与传播，超越了单纯的地理标识意义，成为黎元洪主动建构的文化身份符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籍贯相称是对士大夫与官员的尊称，蕴含着对其地域文化根源的认可。黎元洪不仅欣然接受这一称谓，更在公开演讲、书信往来、政务活动中主动使用，如
1916 年就任大总统时发布的《就职宣言》开篇即署
“黄陂黎元洪”，这种持续性的身份表达，是其对黄陂籍贯最坚定的认同宣言。相较之下，“安徽宿松说”
虽见诸早期报章，但始终未得到黎元洪本人的任何回应或确认，现有史料中亦无其与宿松黎氏建立宗族联系的记载，推测可能源于清末民初新闻报道的捕风捉影，或与黎氏家族早年寻根过程中的误传有关。
三、“寄籍” 与寻根：近代家族流动性的身份困境
《官员履历清单》中 “寄籍江夏”
的记载，揭示了黎氏家族在近代社会流动中的身份特质与微妙处境。据《黎氏族谱》与相关口述史料记载，黎元洪祖父黎世义原为黄陂乡绅，因经商失利迁居汉阳，父亲黎朝相投身军旅后辗转湖北各地，这种频繁的地域流动使得家族谱系的口头传承出现模糊地带。有学者考证，黎元洪早年曾试图通过科举出身的黄陂籍官员黎大钧归宗，后发现两支黎氏并非同脉，最终仅结为异姓兄弟；同时期亦有宿松黎氏族人主动联络，希望借助黎元洪的政治地位重振宗族，虽无直接证据表明黎元洪参与其中，但此类交往可能成为
“安徽宿松说” 的传播源头。
这些未果的寻根尝试，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流动性增强的家族在身份认同上的困惑与诉求。对于黎元洪而言，选择 “黄陂”
作为最终的籍贯认同，既是对家族世居地的历史回归，也蕴含着明确的政治考量 —— 武昌首义后，以 “湖北黄陂人”
的身份示人，能够有效拉近与湖北军政各界的地域情感联结，强化其作为 “鄂军都督”
的合法性基础。这种将个人身份认同与政治现实需求相结合的选择，正是近代政治家身份建构的典型特征。
四、结论：层叠认同中的历史定论与文化符号
综合各类史料的交叉考证，可对黎元洪的籍贯形成层次分明、逻辑自洽的结论：
远祖祖籍：依据《黎氏族谱》的明确记载，黎氏先祖于明洪武年间自江西豫章（今南昌）迁居湖北黄陂，“祖籍江西南昌”
是其家族迁徙史的远源记忆，构成籍贯认同的第一重维度。
世居与原籍：自明代迁居以来，黎氏家族在黄陂已繁衍十数代，形成稳定的宗族聚居地，黎元洪本人亦出生于黄陂木兰乡东厂畈，清代官方档案、族谱记载与本人认同形成三重印证，“湖北黄陂”
是其籍贯的核心界定，构成认同的第二重维度。
当代地理归属：因 1933
年行政区划调整，其出生地划归今湖北省大悟县，“大悟”
是当代地理语境下的出生地表述，并非对历史籍贯的否定，构成认同的第三重维度。
争议澄清：“安徽宿松说”
缺乏宗族谱系、官方档案与本人认同的支撑，应属近代信息传播中的误传，不足以作为界定其籍贯的依据；“汉阳说”
则是对行政隶属关系与成长地的混淆，可视为籍贯表述的衍生变体。
因此，最符合历史事实的完整表述应为：黎元洪，祖籍江西南昌，世居并出生于湖北黄陂（今出生地属大悟县），近代社会通称
“黎黄陂”。
黎元洪的籍贯争议，本质上是近代中国社会剧烈变迁的缩影 ——
人口流动的加剧、行政区划的调整、信息传播的滞后、地域荣誉的竞争与个人身份的主动建构，多重因素交织形成了这一历史公案。而 “黎黄陂”
这一称谓最终超越了单纯的地理指称，凝聚为标识其首义元勋、民国总统历史地位的文化符号，深刻烙印于近代中国的集体记忆之中。这一争议的厘清，不仅为近代人物研究提供了籍贯考证的典型案例，更揭示了近代中国社会身份认同的复杂性与多元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