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正不逐流：新乡贤文化的本真回归与实践深耕廖理南
2026-01-27 14:26阅读：
守正不逐流：新乡贤文化的本真回归与实践深耕
廖理南
当“乡贤”从泛黄典籍中的精神符号，演变为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时代热词，我们既见证着传统智慧的现代激活，也面临着内涵稀释、实践异化的深层忧虑。将优秀教师、能工巧匠乃至革命烈士，与扎根乡土的德行楷模混为一谈，使“乡贤”沦为无所不包的“荣誉箩筐”，不仅模糊了其“公推德范、泽被桑梓”的历史本义，更消解了这一文化形态独特的治理价值与精神引领功能。如何剥去形式主义的浮华外衣，重返乡贤文化的价值内核？如何让新乡贤成为滋养乡土的“活水”，而非装点门面的“盆景”？本文试结合历史纵深与当代实践，在延续自己2019年《谈谈乡贤和乡贤文化工作》（先后刊载于2019年第3期《安徽炎黄文化通讯》、2021年9月面世的《宿松古今纵览》第四辑）既有思考的基础上，探寻新乡贤文化守正创新之路。
一、乡贤之“尺”：历史本源与精神标度
“乡贤”二字，重若千钧，其本质恰如一把“人间尺规”。此尺所度，非地理之远近，乃精神之高低。稽考源流，自汉代“乡贤祠”祭祀伊始，便确立了“德行昭彰、惠泽乡里”的核心刻度。唐代史家刘知几“矜其乡贤”的笔端自豪，明代沈德符笔下“公举乡贤”的民间慎议，直至清代名臣入祀所需的确凿实绩，皆印证传统乡贤之尺必具三重维度：乡土关联的深度——情感与责任深植于此；公众认同的纯度——由乡民自发推举而非上官钦定；精神引领的高度——其言行须契合“立德、立功、立言”的永恒追求。
这把尺规，从来清晰而严格。王阳明于思想僵化之际，在故乡余姚倡“致良知”“知行合一”，其“贤”在于为时代重立心性之坐标；张謇怀抱“父教育、母实业”之志，在南通进行近代化实验，其“贤”已超越传统乡绅的公益范畴，为乡土注入了现代文明的基因。他们皆非单纯的地方名流，而是以其思想与实践，为世道人心确立了超越性的“绝对尺度”。这亦与传统乡贤作为“官民之桥”“风化之轴”的治理功能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乡贤之尺的一体两面：既需深根于乡土，又能精神于天下。
二、泛化之“弊”：尺度失准与价值矮化
r>
自“创新乡贤文化”成为国家倡导以来，乡贤建设蔚然成风，然泥沙俱下之象亦随之凸显，恰似将璀璨“星斗”误标为寻常“街灯”。典型者如长江沿岸某县，编纂地方《历代乡贤》时，将拾金不昧者、当代巧匠与彪炳史册的革命烈士、商帮领袖并列其中，甚至衍生出“出资入传”的闹剧；亦有追逐名号者，将自身行业成就等同于乡贤精神，自封“新乡贤”而贻笑大方。此类“泛化”与“异化”，根源在于乡贤尺规的刻度模糊，其弊害深远：
其一，消解独特性，矮化崇高性。革命烈士如刘胡兰、方志敏，其生命所铸就的是超越地域、直指民族解放与人类正义的“绝对尺度”。将他们纳入地方性的乡贤谱系，实乃对其终极牺牲与普遍价值的简约化收编。同样，优秀教师矢志育人，能工巧匠追求极致，如《庄子》所载梓庆“斋以静心”“以天合天”，其价值在于对专业伦理与匠心精神的持守，具有普世意义。若仅视其为地方文化点缀，则忽视了其精神劳动的普遍高度。
其二，背离民间性，助长行政化。乡贤之本，在于“乡人推贤”。若以行政指令替代民间公议，以红头文件代替百姓口碑，则乡贤评选易沦为政策工程。皖北某地一夜之间评选出七百余名“乡贤”，标准何在？公信何存？当“公举公认”的古老原则让位于行政指派，乡贤文化便失去了其最宝贵的民间根基与情感认同。
其三，沉迷形式化，忽视实效性。一些地方热衷于成立研究会、修建陈列馆、编纂大部头丛书，却对乡村振兴中实实在在的产业发展、矛盾化解、文明滋养等问题着力不多。这种“重名轻实”“重形轻神”的做法，正如将尺规裱于墙上观赏，却不用以丈量裁衣，使乡贤文化沦为一场精心编排的“文化表演”。
三、新乡贤之“魂”：时代转型与尺规重塑
新时代呼唤新乡贤，其“新”绝非名号的简单更迭，而在于其精神“尺规”的现代性重塑。今日之新乡贤，应是乡土情怀、现代能力、高尚德行与普遍关怀的结合体，其精神刻度可凝练为“四维坐标”：
道德刻度——崇德向善的根基。德为贤之本。新乡贤首需以身作则，涵育文明乡风。如浙江德清乡贤参事会成员，以多年积累的公信力义务调解邻里纠纷，化戾气为祥和，这便是对“贤”之本质的当代践行。
情怀刻度——反哺桑梓的动力。深厚乡情是连接游子与故乡的精神脐带。浙江推行“浙商回归工程”，正是激发千万游子的乡土情怀，引导资本、人才、观念回归，累计投资逾万亿元，生动诠释了“饮水思源”的传统在现代的澎湃力量。
能力刻度——跨界整合的能量。新乡贤往往具备跨越城乡、链接多元资源的优势。退休官员的治理经验、企业家的市场头脑、学者的专业知识、艺术家的文化视野，通过乡贤平台得以整合，使其成为破解乡村复杂问题的“资源枢纽”与“智慧外脑”。
价值刻度——引领风尚的标高。其贡献应兼具“特殊性与普遍性”：既切实解决一乡一地的具体问题（如江西万载乡贤入驻“民间工作室”有效补位基层治理），其精神与实践又能贡献于更广阔的文明进程。如同张謇的探索之于中国近代化，王阳明的思想之于东亚文化圈。
此“四维坐标”清晰界定了新乡贤与行业标兵的区别：后者是在特定领域达到顶峰的“专家”，而新乡贤应是融通多元价值、促进乡土社会有机更新的“整合者”与“引领者”。
四、守正之“道”：在实践中持守尺度
避免乡贤文化在热潮中迷失方向，关键在于持守其精神尺度的精准与庄严。当下实践，尤需恪守“三重原则”：
尺度上，宁缺毋滥，精准界定。必须建立严谨的推选与认可机制，核心在于“民间发起、多方评议、实绩导向”。坚决抵制将各类先进模范简单“平移”为乡贤的做法。革命烈士的崇高、行业标兵的卓越，应与乡贤的独特价值区分开来，各归其位，各彰其美。正如对待历史人物，我们应倾听其独特生命所锤炼的“永恒尺规”，而非急于将其纳入某个现成框架。
实践上，务实笃行，力戒虚功。乡贤文化的生命力在于行动而非称号。应推动乡贤资源精准对接乡村需求：在产业发展中充当“顾问”与“红娘”，在治理中扮演“调解员”与“监督员”，在文化传承中成为“导师”与“守护者”。让乡贤之“尺”真正用于丈量民情、裁度事务，而非陈列于政绩的橱窗。
价值上，立足乡土，心怀天下。我们珍视新乡贤的在地贡献，但更要守护其精神产品的普遍意义。王阳明的“心学”、张謇的“实干”，其价值早已超越诞生之地。新时代乡贤的实践与思考，亦应追求这种既扎根泥土又照耀远方的品格，使其成为地域与时代共同的精神财富。
宋人欧阳修有言：“不畏先生嗔，却怕后生笑。”乡贤文化建设，亦当有此历史感与敬畏心。乡贤之尺规，贵在恒定、精确与超越。无尺规则世道失序，失精神则灵魂漂泊。我们追溯乡贤传统，推崇当代乡贤，最终目的并非编织一幅绚丽的地方文化图景，而是为了守护、传承并活化那些由历代贤达以生命与智慧淬炼的精神尺度——关于公平与正义，关于匠心与创造，关于家国与理想。
慎言“乡贤”，是对这一厚重概念的敬畏；坚守尺规，是对文明传承的担当。唯其如此，新乡贤方能真正成为乡土文明的凝结核、乡村振兴的助推器、时代精神的诠释者，让那穿越历史的“人间一尺规”，恒久照亮乡村前行之路，亦为纷繁时代锚定深沉的价值坐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