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闲。静下来读《民国文人风骨》《民国大师》等书，颇有感念。
民国如同春秋战国、三国时期，战乱不断，民不聊生。民国38年里，是华夏民族国力最为衰弱的历史时期，但随着帝制消失，社会转型，思想碰撞，短短近四十年间，在文学、美术、建筑、经济等各个领域孕育出了无数鼻祖和大师。可谓星光灿烂，大师如云。尤其是民国文人，以其个性学术改变了“一为文人，便无足观”的说法，更以其“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刚烈书写着风骨与担当。
这些民国大师在我心中最为敬仰且迷醉的，是他们清风朗月的品格，苍松劲竹的风骨。
蒋梦麟（1886年1月20日－1964年6月19日），原名梦熊，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1930年12月，受蒋介石之聘，正式出任北大校长。他一上任就调整北大原有体制，明确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方针。取消评议会，改设校务会议为学校最高权力机关。实行教授专任制度，辞旧聘新
，打破终身教授。他的这一改革措施遭到了不少非议。自北大成立以来，除了有教授因个人原因自已离任，还没有已聘教授被辞的的情况，当时校内之人都等着看他如何“辞旧聘新”。为了推进改革，蒋梦麟找来文学院院长胡适等各系（院）长开会，让他们就各系（院）就辞聘教授拿出名单来，蒋梦麟对各系（院）长说：“我是校长，矛盾的事自是我担，辞退旧人的事我来做，聘请新人的事你们做”。试想，现在恐怕没有人做这种傻事了吧。
同样“傻”的还有傅斯年。
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初字梦簪，字孟真，山东聊城人。
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教育家，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曾任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教授，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代理校长（1945-1946）和台湾大学（1949-1950）校长。
抗战胜利后，教育部拟让傅斯年当北京大学校长，可他觉得胡适当校长比他更合适，就推荐胡适。当时胡适在美国一时回不来，他说那我就当代理校长，等胡先生回来就交给胡先生当。1946年夏胡适回国，他果真让位于胡适。自已则潜心于做学问。
如果说辞让校长这在今人看来是“足够傻”的话，那么接下来傅斯年还有惊世骇俗的神操作。
抗战后期，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的孔祥熙被暴“美金公债案”。傅斯年知道此事后，决定在参政会上提议案揭发，并收集了资料证据。蒋介石知道此事后，让陈布雷以老报人的身份与傅斯年谈谈，说这样做对中国的形象不利，他听从了陈的劝告，表示不提议案，但一定要在参政会上提出质询。1944年9月7日国民政府参政会议召开，傅就在会上向行政院和财政部提出质询。对傅的质询，财政部的答复有些应付了事，有的就干脆坚决否认。于是傅就纠着问题不放，蒋介石怕事情闹大，最终不得不免了孔祥熙一干职务。
事情过后，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上说了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他说：“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我于此事，行之至今，自分无渐于前贤典型。。。。。士人之节，在中国以此维持纲常也。”这几句话，最能体现傅斯年的人文品格，该说的话要说，该做的事要做。一定要对国家负责，对社会负责。
1945年6月，宋子文接孔任行政院长，一开始傅斯年还是支持宋子文的，过了一段时间，看到宋子文办事太差了，就开始反对了。恰在此时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评论刊物《世纪评论》的主编张纯明向傅斯年约稿。傅斯年说，你要是一字不改我就给，张纯明当即答应傅斯年的要求。傅斯年就写了一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的文章。傅在文章中说：“要做的事多极了，而第一件事便是请走宋子文，并且要彻底肃清孔、宋两家侵蚀国家的势力。”等等。
有趣的是，这篇文章发表的第二天，傅斯年正好去国防部找陈诚，在楼梯上碰到宋子文，傅上楼，宋下楼，两人互不理睬。事后傅对人说：“我们两个人都把头偏向两旁，装作互相没有看见的样子。”
傅斯年这篇文章一发表，各地报刊纷纷转载，用这样激烈的言辞批评政府大员，痛快淋漓，无所顾忌，实在是惊世骇俗。事情闹大了，宋子文也只好辞去行政院长之职了。
抗战胜利前后间，傅斯年仅凭一已之力，迫使两任行政院长下台。放在今天看这事，奇葩吗！
再说说几位清华大师。
梅贻琦（1889年12月29日－1962年5月19日），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1914年，由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学成归国。历任清华学校教员、物理系教授、教务长等职，1931年至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
1938年9月，时任云南省主席的龙云女儿报考西南联大附中结果落榜，他让秘书去找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说情，因为清华西迁成立西南联大时，面临很多困难，梅校长在主持工作时，得到了龙云的许多帮助，他们之间感情很好。在龙云看来，这个顺手人情梅贻琦一定会做的。可秘书小声回答道：“我打听过了，梅校长的女儿梅祖芬也没有被录取。”
龙云一听顿时愕然，从此不再提及此事，让女儿上了一所普通中学。
还是在西南联大时期，梅贻琦多方努力向教育部要来一笔学生补助金，按规定他家的四个孩子都具备申请补助金的资格条件，他没有让一个孩子沾边。其实，那个时期他们家里相当拮，梅贻琦一个人拿着不多的薪水，要养活一家六口人，常常捉襟见肘，寅吃卯粮。可他宁肯举债，变卖家产，也不想让人说闲话。
在日子最困难的时候，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摆糕点摊来补贴家用，梅校长还把夫人做的糕点取名为“定胜糕”，意为抗战一定能取得胜利。韩咏华在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有人建议我们把炉子支在联大“冠生园”门口现做现卖产，我碍于月涵（梅贻琦）的面子，没肯这样做。卖糕时我穿着蓝布褂子，不敢称自已姓韩。尽管这样，不多久，梅校长夫人提篮卖糕点的事还是在联大周边家喻户晓了。
1946年，梅贻琦女儿梅祖芬参加高考，结果考分与清华分数线差了2分，有人劝她找她爸爸说说，可梅祖芬摇了摇头说：“没门儿，想都不要想，我可知道这倔老头！”她老老实实地选择复读，第二年考入清华外语系。
这一年清华还有两位名人的女儿落榜清华。一个是清华建筑系主任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一个是清华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冯友兰的女儿冯钟璞。当时，梁再冰的母亲林徽因认为女儿考卷判题有误，依照规定查看了女儿的考卷，看到判卷无误后，便尊重判卷结果，没有多说一句话。两位女孩也坦然接受现实，没有请求父母去走关系，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父母都是“迂腐”的教书匠，视贞洁如生命。后来冯钟璞在第二志愿南开大学念了一年，第二年以同等学历考上清华大学外语系二年级，梁再冰则就读录取分数略低于清华的北大西语系。
被誉为“清华四大哲人”之一的潘光旦，也是一“迂腐”之人。
1935年，时任安徽省主席刘镇华致信潘光旦，想让两个儿子入校旁听。但当时清华大学是不准学生旁听的。潘光旦回信拒绝说：承刘主席看得起，但清华之被人瞧得上眼，全是因为它按规章制度办事，如果把这点给破了，清华不是也不值钱了吗？
解放后，潘光旦任清华大学教务长，一天他接到高教局指令，责其办事最高法院院长沈钧儒之孙到清华旁听事宜，潘光旦按章办事，没有通融，直接拒绝。
还有写《红烛》《死水》的著名诗人闻一多。
在西南联大时，闻一多虽然生活艰难，但从无怨言，也不去求得别人的同情和帮助。他有不少朋友在重庆做官，也都对他表示过“关怀”，但他从不显露自己的贫寒。他一个年轻时代的朋友抗战前就混入官场，已经当到大学校长、教育部次长等要职，多次想拉闻一多去做，被闻一多谢绝。
有一次，他的这位次长朋友因公到昆明，专门去看望闻一多。眼见闻一多那清贫如洗的处境，他再次提出建议说：“何苦这样苦自己呢，至少也要去重庆休养一段时间，我负责接待。”
闻一多回答说：“论交情，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过去不分彼此，你来我往，也是常事。你如不嫌弃简陋，我愿意留你小住，但你那儿我不能去！”
好友问他为什么？他回答得很简单：“你那儿和过去不一样了，那是衙门，那里有官气！”
为了不沾这“官气”，从此以后，闻一多毅然与这位好友断绝了来往。
读民国文人这些轶事，总让人感到亲近，五脏六腑充满了清新之气。推窗仰望，他们是天空闪烁的星星，是远方不灭的灯火。读民国文人，总想迎着他们走过去，但不管我们怎样不停的走着，我们永过也走不到他们跟前，这不光因为我们与他们之间隔着时间的距离，还因为我们和他们之间还隔着时代的文化距离。
读民国文人，让人振奋，也让人气短。他们已经走远了，然而他们的流风遗韵，却不时地撞击我的心灵，有时温馨，有时痛楚。最让人可望而不可即的，该是他们那飘逸而刚烈的风骨，让我自感渺小和小汗颜。你无法用“此一时彼一时，那个时代和当代定然有所不同来宽慰自已，你只能自叹也自勉，昔时的明月仍然照着今人，岂可辜负了这一抹清辉。
最后我想说，读民国文人，令人感念的不是“迂腐”，而是一种对规则的敬畏与自觉遵守，对公平正义的坚持，对作为文人所负的道义与担当。
我们今天这所以如此感念，其实是因为缺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