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影”杂说
2016-03-07 21:08阅读：
传统的过年文化，包括除夕守岁，吃年夜饭，祭祀祝福，烟花爆竹，拜年逛庙会，等等。小康之前，穿新衣，吃半个月美食，最是年味十足；小康之后，美食新衣只是象征，不再郑重其事。社会环保意识觉醒，使得烟花爆竹燃放量逐年下降。拜年的繁文缛节也因微信红包等新技术而变得轻松简易，刻意仿古的庙会未见得比商场有趣。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传统的过年方式在现代人的生活里逐渐淡去。有的家庭干脆选择旅游过年，但这种方式在很长时间里都只会是少数。绝大多数中国人仍然会在这个节日里选择归乡、回家，这其中有近乎整个人类情结的寻根心理。
于是，如何在乡土的氛围里寻找到过年的新方式，重新营造过年文化，就成为一个大难题。因为精神文明不同于物质文明，无法靠外力强行推进，只能听其自然产生。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个猴年春节，很多人是从大年初一开始获得“过年”感觉的。那一天，他们拖家带口、扶老携幼、呼朋引伴，走进了电影院。除夕夜里的央视春晚虽然显示评分（含自评）极高，并不能完全满足中国大众的需求。天亮后，他们选择了电影。不经常看电影的人，趁过年看个新鲜凑个热闹；经常看电影的，在过年时仍保持习惯。三四五线城市是近年电影市场发育扩展的重要区域，那里的人们发觉，城里的电影院多了，离家也近了，新建影厅很舒服，小零食小商品很有趣，有多部影片可供挑选，看下来感觉很刺激很享受。这样的消费体验显然没有人会拒绝。而在笔者看来，春节档期的中国观众不仅仅是在简单地看电影，而是在很投入地用相对新颖的文化活动来过年、过一个有文化感觉的年，顺便也行使了主动文化消费、追求精神享乐的公民权利。与春晚的被动观看不同，在电影院里，他们可以自己说了算，自由地用脚投票，走出影厅后可以恣意评说，喜欢就夸，反感就喷，还可以再换影厅看另一部。这感觉，有钱，任性，爽！
另一重满足来自于电影商品的高档感。电影观众消费的春节档影片，属于中国电影工业最高端的产品，喜剧、动作、魔幻、动画，是近年最成功的类型，出品方对高新电影技术的运用毫不吝啬，《西游记三打白骨精》《美人鱼》《功夫熊猫3》三部影片的主创都曾有过创下中国市场票房纪录的作品，《澳门风云3
》也是由曾经的港片吸金高手操刀，阵容足够豪华，带给电影观众物有所值的满意。此外，电影消费不存在价格上的级差，也就是说，亿万富翁和普通市民购买到的，是完全一样的体验。电影文化实现了对受众的平等，也就造就了绝大多数人可以投身其中的全民无差别狂欢。不仅如此，只要你感觉足够敏锐独特，语言表达足够精准机巧，一条微博微信就可以引来无数喝彩，从而由被动的观影者变身为主动的批评者，进入电影意义的再生产环节，而这时候也绝不会有人在意你的手机是不是大牌。
一直以来，电影作为大众文化，其重要意义和价值之一基于其强烈的公共仪式感，影院充当了仪式举行的场域，将分散的个体召集为群体，这是电影文化研究的一个常识。春节档期，中国观众“以家庭为单位”的特殊观影构成方式，在这个常识之上又叠加了另外一重意味，今后，电影的创作者和研究者们必然会考量中国的年文化如何影响电影，反过来，中国年文化的研究者也不得不思考观影如何成为新的过年仪式。
还必须注意到一点，传统的过年文化里，个体的存在感其实很弱，很多时候，个体差异被家族成员的标签掩盖。随便举个例子，春节期间，令无数单身青年痛苦和愤懑的经历是会被家庭的社会关系询问婚恋情况，而这种以关怀为名的干扰，在自己作为“个体”而非“父母的孩子”时，几乎不会发生。不得不看到，过年仪式的传统里有令现代人不能接受的一些问题。不同于这类令人不快的过年经验，电影带来的精神愉悦和满足，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每个观众对自身个性的明确意识并自觉显露。一同观影的仍然是家人及朋友，但在人选方面，一开始就会消除了陷入尴尬的可能。这两种状态当然不构成截然对立，但过年习俗中的传统宗族社会关系逐步为现代公民社交文明所取代，则是大势所趋。
由此可见，春节档期的中国电影现象——姑且称为“春影”，不期而至成为新的民俗，绝非偶然。如果只是把2016年春影看作是一个票房高企的档期，无疑忽视了更加深层次的社会变革和文明演进。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电影产业化改革20余年的积累无疑居功至伟，电影技术的革新、电影市场的培育和拓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质条件保证。这些已经是今天谈论中国电影的背景和常识。在笔者看来，最终促成春影民俗的，是城乡文化差异的壁垒被冲破了。
回顾1997年，冯小刚以贺岁片《甲方乙方》为当时处于低谷的中国电影市场带来一份惊喜，但那时中国电影市场的规模太小，其影响仅仅局限于屈指可数的几个一线城市。在当时，电影对中国民众来说是一种遥远的、存在感很低的都市景观，大多数时间里成为文化精英阶层的言说对象。电影的城市文化属性最晚一直保持到21世纪头十年，北上广深被视作中国电影最重要的市场。2010年前后，这个局面逐渐改观。一方面，随着中国社会城市化进程加速，电影院线建设深入内陆三四五线城市乡镇，另一方面，大量出身于三四五线城镇、而又在一二线城市生活工作的中青年已经养成了观影的习惯，当他们在春节假期回到家乡时（这无形中减少了一二线城市的观众数量），他们也把这种习惯带了回去，他们的观影经验和趣味无形中会影响到身边的亲朋好友。2016春节期间，笔者在西南一个小城市里过年，亲身感受到当地青年人对电影的热情，他们会询问和搜索新片信息，然后约他们觉得趣味相近的朋友前往，而且大多数都会选看一部以上。影院售票厅里人头攒动，有些家庭干脆在这里相互见面拜年。
2009年冬，美国影片《阿凡达》在中国上映，当时IMAX还很罕见，于是，少数几个IMAX影厅的影票骤然成为最紧俏的商品，位于北京郊区的中国电影博物馆门前，天未亮便人满为患，一张影票最高被炒到2000元。《阿凡达》的出现，催发了中国市场建设巨幕影厅的热潮，也引起了好莱坞电影工业对中国市场的高度关注，甚至直接影响了2012年《中美电影协议》的内容，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个事件还有另外一重意义，在当时被人忽略了。笔者曾听过这样的故事：中国电影博物馆附近工地上的外来工人以近水楼台之便加入了购票队伍，他们没有多少炒票的时间，在限量购得的影票里，他们一定会给自己留一张，宁可少赚一份钱。他们的理由是，自己家乡的亲友通过媒体听闻，这个传奇一般的电影大事件就发生在他们工地边上，纷纷电话打听这部影片到底什么样子；因此，他们决定要好好看看这部未必能懂或喜欢的西洋景，然后就可以在回家过年的时候向父老乡亲们讲述炫耀一番。那年春节，他们的观影经验为他们带来了文化身份的提升，在父老乡亲们眼中焕发着某种近似于时尚先锋的光环，这无疑比多带回2000元更有成就感。就这样，世界最新的电影文明向着广袤内地传播开去了，尽管还只能是口头传播的方式。《阿凡达》，便是这样一个开端性事件。
近两三年的春节，电影文化的传播在中国人过年返乡的大迁徙中不知不觉地完成着。2016年，我们甚至还没有意识到这种变化的意义和影响，春影已蔚然成风。电影文化的普及，会帮助内地乡土来理解、想象一种发生在民众身边的现代文化及生活方式。与此同时，内地乡土潜在的精神诉求和文化心理也会得到认知和尊重，从而保证这种现代文化和生活方式不会是西方样貌的。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笔者认为，《美人鱼》令人瞩目的票房纪录背后一定隐藏着乡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双重密码。去年的一个话题是，“小镇青年”正在主导中国电影市场。这个命题虽然简单明了，但并不严谨。更准确的说法可能是，城市文化与乡土文化共同完成着中国现代文化的建构，这是个双向流动的过程。
这个过程反映在电影市场表现上就是：不是公元纪年的元旦，而是中国传统的春节，成为了更加抢眼的档期，领跑该时段的世界电影市场。西方的圣诞-元旦，与中国的春节，就这样在电影领域里呈现了时间与空间的两个坐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