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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雨迷茫忆乡情

2022-06-08 22:42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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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雨迷茫忆乡情
邓运双
[摘要] “往事依稀浑似梦，皆随风雨到心头。”一场夏雨袭来，让我忆起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头两年，我在老家开荒种地，修建烤房种烟烤烟，用“鹞子网”在塘堰河流里赶鱼……由此与山水田地结下的深情厚谊，不禁感叹：“昔日鼎沸今安在？田地荒芜人寥落。”
烟雨迷茫忆乡情
今年春夏之交，鄂东北部少雨。我多半时间住在农家小院，虽然天气晴热，可小院掩映在绿树浓荫之中，室内气温倒是不高，待在家里比较舒适，只是总想到山水田地里去转转。前日天阴，我就上了笆篱洼那道山梁，不想林子里花草树木越来越厚密，竟然在林间迷路了，好不容易从树林里钻出来，到了与大田铺门口大冲那片水田的遗址，这儿是我们新建大队与三联大队毗邻的地方，昔日的稻田早已撂荒，变成了一大片长满各种杂草的沼泽地，我站在年少时常常拦鱼摸虾抠泥鳅的稻田涧沟边，见那涧沟里还有活水在缓缓流动，只是不再像往常那样有鱼虾游弋、嬉戏，再抬头向四周张望，却看不到一个人影，只见远处有几头自由放牧的牛群，算是田野里唯一的一片生机、一道风景。在老家常记起唐代诗人贺知章《回乡偶题》中的佳句：“惟有门前镜湖水
，春风不改旧时波。”可眼前的情景却让我不禁感叹：“昔日鼎沸今安在？田地荒芜人寥落。” 烟雨迷茫忆乡情
这两天总算盼来了一轮不大不小的降雨，从点点滴滴的零星小雨，到迷迷茫茫的霏霏烟雨，一开始雨脚如麻，缠绵如细湿的纱线，后来就淅淅沥沥、哗哗啦啦的，雨丝变得索线一般大了，像是中雨的样子，有飘忽的风，院内的雨帘便像斜织的网。我登上二楼露天阳台，撑起一把雨伞来，注视雨中的物象：雨丝忽东忽西，随风摇摆不定，眼前的村落、涵洞、树木、山影渐渐地变得有些朦胧，但依稀可见。忽又记起年少时借阅过的一本破皮旧书《家》中的佳句：“往事依稀浑似梦，皆随风雨到心头。”那时候，我少不更事，并没有完全读懂巴金老先生的意思，现在似乎才体验到巴老句子里潜藏的意念：往事虽然都早已随风雨而去，不堪回首、也不忍回首，可是此情此景，却触动了心中沉淀的某种情愫，伴随着这飘飘洒洒的风雨又返回来了，如梦境一般一股脑儿地涌上了心头！
烟雨迷茫忆乡情
时间真是一种奇妙的药剂，它如同眼前这飘荡的风雨一般，可以清除、洗刷掉过往岁月里落在心头的尘埃，同时又能唤醒对往昔生活中的一些记忆，进而刷新一些认知，让某些人在某个当下，心中豁然开朗，眼前忽然一亮，进而使其内心潜在的某种情愫燃烧起来，迸发、奔放出炽烈的火焰般的激情。虽然我从小驰骋在乡间的山水田地里长大，可进入“青春叛逆期”时，却曾一度对其产生过强烈的“厌倦情绪”，以至于“离家出走”，在外漂泊、流浪多年。真正与这里的山水田地产生浓厚的亲情，应该是在我们这儿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开始的那两年。 烟雨迷茫忆乡情
当我走出了大山深处的对天河，结束了两三年外出“搞副业”的打工生涯，回到丘陵起伏、冲冲畈畈、河渠纵横的家乡时，前几年想要外出时的那种厌倦情绪才消除了许多，再看祖坟山、面前山、庙卦山、坛山、尖山、响壳山、双喜山，标子岗、蔡家岗、山山岗岗青翠欲滴，被一条条田冲和水塘间隔开来；大洼、塘洼、窑洼、黄土洼、屋基洼、笆篱洼，丘丘田地平整得有模有样，形似一弯弯半边月、一道道彩虹弧降落到人间，温柔地或仰卧、或依偎在一道道山梁之下；门前冲、龙井冲、冷水冲、大冲、长冲、短冲、方斗冲、杨家垄冲、柳絮冲、透冲，条条田冲傍着两边的山麓，像是搭建起一层层阶梯，环绕在村庄的周围；大塘、新塘、井塘、泗水塘、大漩塘、细漩塘、黄土塘，口口水塘星罗棋布地镶嵌在村落、山冈、田冲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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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家乡的山水田地让我感到既亲切又陌生。由于“包产到户”了，塆里人不再像“大集体”时那样，“一条龙”的出工、“一窝蜂”的干活，而是各自围着自家的山水田地打转，似乎把那些山水田地摆弄得一年四季都是“热乎乎”的。开春犁耙翻新，泥土里的气息散发出丝丝缕缕的希望，在村头、田野、地角、山冲四处飘逸、回荡着；油菜、小麦、大麦、荞麦等夏收作物，一垛垛地堆满“大集体”时留下的两个公共稻场，还有的人家新辟了私家稻场，堆放收获的油菜、麦穗垛子；秋后硕果累累，满田满地稻棉流金挂银，红苕、花生从各色土壤里翻爬出来，显现出它们潜藏已久的金身，还有高粱、玉米、黄豆、绿豆等杂粮，增添收获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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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虽然我种田只是随着父亲当“跟班”，不能独立行使种什么，不种什么的权力，但是也是一刻都不偷闲地在山水田地间奔忙，同父亲一起共享着春种秋收的希望与喜悦。此时，我们家早已是祖孙三代同堂，算得上是一个“小集体”，全家十多人分得的水田就有十余亩，还有几亩旱地，母亲操持家务，烧火料灶，还要带看孙儿孙女，大哥做木工、二哥是面匠，父亲主持田地耕种，两个嫂子只是唱“帮音道”，到田地里干活不多时，就要回家给孩子喂奶，姐姐已出嫁，大妹在县城，小妹尚小，只有父亲和我是“满劳力”，长年累月“出满勤”。父亲对我说：“一年能学‘庄稼佬’，三年学成‘手艺人’。你今年学会了种庄稼，明年就可以跟大哥学做木工手艺，‘百艺好藏身’，你这一生就不愁没得吃穿。”这话语重心长，既是教诲，也是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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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田作地的活儿，终日与山水田地打交道，我能够吃苦耐劳地干。可不知怎的，那时让很多人看得眼馋心热的木工手艺，却无论如何也难让我上心。我自己至今也没弄明白，当时是哪一根神经搭错了弦。那两三年间，先后有彭家岗的乐伢、上徐家的少喜、供销社的三伢、本村的才元、袁家湾的苕货、大板冲的岳平舅，求亲托友找上我们家的门来，有的叫我父亲“降旨”，有的让我母亲“说情”，拜我大哥为师，学起了木工手艺。他们早出晚归，都干得挺欢的。眼见着大哥的手艺红极乡里，徒弟成群，事业兴旺，“乡脚”大展，做出了方圆十多里，我仍然对此毫无兴趣，父亲劝我好几次了，大哥给我买好了一把崭新的斧头，还给了我一些他用过的锯、锤、凿、刨，找来几根木头，让我试试看。我被他们逼得没法，就试图做一个搁箱子的木架，从开锯下料、斧砍木材，到划线打眼，憋足劲儿干了一周，箱子架的四只脚怎么也不在一个水平面，放在地上总有一只脚不能落地。我很沮丧，将那些木工用具一应交还了大哥，并向他和父亲表明了我不学木工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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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意已决”，谁再劝我也于事无补了。我这么死心塌地地只种田，让家人和村里人都不甚理解，甚至被一些人看成是个“另类”。可我当时还是坚持“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我找来了一些野史杂书，在农闲和夜晚翻看，以消磨多余的光阴，偶尔也动动笔，记下一些名言警句、心得体会，以至于后来尝试着写起小说来。摆弄田地，父亲是行家里手，我从小在父亲跟前长大，早已跟他学会了在田地里播、扯、插、薅、割、抱、捆、挑、打、扬、晒等一般性的农活，直至此时，我才跟他一本正经的学起那些所谓的技术性农活：在田地里使唤着耕牛犁、耙、宰、耖。这年下来，我果真学成了“庄稼佬”，田地里的活儿再也没有什么不会干的了，对化肥、农药的性能和施用方法，我比父亲还要掌握得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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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收之后，乡村进入农闲，勤快的村里人都在积肥送粪，为来年的好收成打基础。我在心里盘算了好多遍，多积肥送粪，只能提高固有土地面积的产量，每亩一季最多不过增产三十至五十斤，而化肥促产更有潜力可挖，效果也很好，可成本却老高。如果能够拥有更多的土地，增产增收才大有可为，增一亩地，要多收好些麦子、油菜、花生和红苕，比多积肥送粪，或是购买碳酸氢铵、尿素等化肥施用成本更低、效果更好。那时只要睁眼一看，“大集体”时荒废了的田头地角都有拓展的余地，山边洼地，渠沟两旁处处都有开荒种地的空间，我们何不将其开垦利用起来呢？村里人大概心有余悸，都怕又被认为是长出资本主义“尾巴”来，在一声令下中全都“割”了，只有我大着胆子挥锄就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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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卦山边，送水渠下，有一块在60年代取过土，修筑了送水渠的地方，年长日久，四周被风化的表层土皮被雨水冲洗，流到了低洼处，积少成多，形成一大块潮湿的沙质洼地，地上芳草萋萋。我一锄头挖下去，连草带根挖起厚厚的一大块沃土来，喜不自胜地在这儿连干两天，将这荒废了近20年的土地开垦成一块圆圆的菜地。正当我美滋滋地抽起手卷“辣椒烟”，在新地旁边的树荫下一边过把烟瘾，一边兴致勃勃地欣赏这块新开的土地时，小队队长却走过来拿我是问，让我有些扫兴。
“你这地怕是不能随便开的呀？”听他这语气，像是责备，又像是心中没底似的。
“谁说不能开？是大队，还是公社？有文件规定吗？”此前，我在外“搞副业”时，曾到豫东南去看望几位朋友，他们那里早就实行“包产到户”了，正鼓励开荒种地，我在那儿帮一位朋友家开过两天荒，这会儿心中多少有点底，估计开荒种地不再会犯什么“法”了，反诘的语气就比从未出过远门的小队队长要硬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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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就不准私自开荒种地，这政策规定是早就有的，而且不是大队，也不是公社，是党中央的。”小队队长拿我没法，就搬出“党中央”来吓唬我。
“以前党中央不准分田到户，现在怎么搞了‘责任制’呢？”我哪里肯买他的账，“你那老黄历，就别再跟我翻了。”
“这可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一队之长还是那么注意“政治方向”。
“这年月，谁是谁非，谁都说不准。”我懒得跟他讨论“大是大非”，有些不耐烦地说，“上边要是追究下来，我‘好汉做事好汉当’，没你的事儿，好吧？”
小队队长怏怏地走了。
秋冬两季，我在新开垦的地里种了一茬萝卜，一茬冬菜，收成颇丰。记得那茬冬菜“上海青”长得好生盈嫩，鹅卵形的叶子一片片鲜亮发光。把锅烧得红红的，多放些油，那“上海青”炒出的味道甜柔可口，一大盆一家人很快就把它“抢”光了。
我笑着对母亲说：“我这‘上海青’，比你那‘几十年一贯制’的本地老白菜要‘俏销’得多！”
母亲说：“你别跟我咬文嚼字的，几十年你不都是吃老白菜长大的吗？”
我说：“我们家以后不再种老白菜了，菜地里全部改种‘上海青’。”
母亲却坚持要保留一点老白菜，免得以后“脱了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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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过庙卦山，跟着送水渠走过一段路，就是破屋基。这里还有一大片因取土筑渠而裸露、荒空的黄土地，贫瘠得这么多年来连草都没有长出几根。这块地虽然离我们的塆子较近，只是与我们塆的土地接壤，属于董家大塆的，但它与董家大塆隔田隔地、隔山隔水，还隔着一条高高的送水渠堤，因而一直没有被开垦出来，这下子被我瞄准了。已是隆冬时节，草上结白霜，风中带寒流。我仍脱衣卸带，甩开膀子在这块不毛之地上干得热汗湿衫。好不容易开垦出三块地：一块长方形，另一块椭圆形，还有一块像一面巨大的油桐树叶。本小队队长管不着这儿，董家大塆有人见我在这儿开荒，也没谁阻拦，不曾想到的是，父亲却出面干涉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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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是瞎乱办，走的是错误路线。”一生迷恋土地、惜土如金的父亲，看着这三大块新开的土地，没有露出一点喜悦的神情，反而板着脸严肃地说：“上头要是有人追究下来，你可得坐穿牢底。”原来他跟小队队长有着同样的担忧，他此时也是小队的财经，大小也算是个“干部”，一生都是守法公民。
“坐穿牢底我也不要你送饭。”我的话是斩钉截铁的，就像前些年某些革命“积极分子”纠斗“阶级敌人”、揭批“四人帮”似的硬气，“这土地撂荒多少年了，难道开垦出来还会有罪吗？”我认为当时政策形势的走向，可能不至于再“向后转”，就不肯对任何人妥协转弯。
我往新地里挑上了一层塘泥，再翻耕一次，改良了土壤，准备来年春季种上花生。我盘算着，这三块新地，种一季花生要打一榨多油，种一季小麦要打两百多斤，由于新开垦的土地尚未登记纳入“责任田”的范畴，算是打“擦边球”踢出来的“法外之地”，在当时既不承担上缴“皇粮国课”的任务，又没有各种摊派款项，算是“净赚不赔”的买卖，心里乐滋滋的，没有一点像父亲他们那样的余悸。上面也真的没像过去那样来找什么麻烦，看来不会再来“割资本主义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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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平浪静，天道酬勤。我开垦的那三块新地，在次年种下的花生喜获丰收，如愿以偿了。于是乎，我们小小的山村沸腾起来，只见田边地角银锄落，山边处处开新荒。细爹把我家老宅冷水冲那边的旧屋基、还有那旁边两块已近荒废的竹园都开垦成了耕地。
“大的戈壁，晓得不会出么事，早就该把这块地方开垦出来。”我父亲有如大梦初醒，一边骂着“朝天娘”，一边迫不及待地赶着牛、扛着犁来到破屋基，在我头年开的那三块地旁边，又犁了两大块新地出来！我不无讥讽地揶揄道：“这下不怕割‘尾巴’，也不怕坐牢呀？”父亲不好意思再吭声。
从后头畈黄土塘上沿到冷水冲我家老宅基地，还有一片因修筑送水渠取土留下的荒坡，塆里有两位长者也将其开垦成了耕地。当时有传言说，他俩在那里开荒时挖出一个“金银罐”，悄悄地掇回家去收藏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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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细爹老是说他二哥家里积攒有不少“现大洋”。因为解放前，他二哥经常利用农闲时节往返于古镇宋埠、河口之间，做过“贩棉花”的生意，常以“现大洋”作为交易货币。他怀疑他二哥可能将积攒的那些“现大洋”，用一个瓦罐子装着，埋藏在我家老宅附近，或后山反背的黄土坡下的黄土塘边的地底下。因此他开垦荒地时，就老在我家老宅基地和黄土塘附近挖，想把他怀疑的那罐“现大洋”挖出来，听到那种传言，他就神秘兮兮地对我说：“那可能就是我这些时挖来挖去，一直没有挖出来的东西啊，不想现在却被外人挖走了。”
我细爹那一辈的人，有弟兄三个，他排行老三。他大哥叫开榜、二哥叫开胤、他叫开书。开胤是我父亲的继父，早年间，我们这里“大革命”的形势闹得如火如荼，我父亲的生父开榜参加“赤卫队”，后来在陂安南县磨盘区担任过区委书记，因“肃反”扩大化，被诬陷为“改组派”、“AB团”成员而错杀，年幼的父亲就被迫过继到开胤名下抚养长大成人，继承了开胤的家产。细爹说，自古以来“肥水不落外人田”，他鼓动我去向那两位长者要回那传言中的“金银罐”。我阻止说：“你既无人证又无物证，凭什么问人家要呢？”细爹也感到有些无奈，就只好作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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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觉得这件事挺有趣的，就是果真如我细爹所怀疑的那样，一罐子“现大洋”即使是果真被挖出来，在当时直至现在，也兑换不出多少人民币，倒是有点“出土文物”般的收藏价值。我想，要是被我挖出来了，我们家当时已经不再缺吃少穿了，我是不会去找银行兑换人民币的，更不会上报文物管理部门，而是自己悄悄地将其收藏起来，留作纪念，没事时拿出来瞄一瞄、瞧一瞧，看看那上面的图案，是我国那个短命皇帝“袁大头”，还是英国那个一手持着战戟，一手握住盾牌的“女神像”，拿在手里抛一抛，把玩一番，回味无穷，挺有乐趣！
众人开垦荒地时，我却不再开垦了。我在新开的那三块地和父亲犁出的那两块地里，全都种上了“包产到户”之后没人再种的烟叶。这下又招致父亲的反对了：“现在单家独户的耕种田地，别人不种烟，你种，你有烤烟房吗？你会烤烟吗？有人收购你的烟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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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指着那片新开土地西边的一个山坳说：“才红不是在那里种烟烤烟吗？烤房和技术他都有，我就不能借‘鸡’生出几个‘蛋’来？”
“那你就试试看，可不能盘泼了。”父亲这下没什么好说的了，其实在新开的荒地里种烟是不会“盘泼”的，即使“盘泼”，只是人工白废，又不需要上交什么“提留”，也没有什么经济损失。
才红是邻村三联大队易家塆的，在西边那个山坳的大队林场里承包了大片土地种烟烤烟，当时是公社树立的一面“专业户”旗帜，我常常笑称才红“正红得发紫”，官方将他弄到全县各地去作过“致富能手”巡回演讲。我父亲年轻时，跟才红的父亲仲春打得火热，多少年来友情一直未断。我跟才红又是初中同班同学，估计我“借鸡生蛋”的想法能“靠得住”，是不至于“鸡飞蛋打”的，父亲就应允了我在新开土地里种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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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季烟果真获得了好收成，都是送到才红的烤烟房去“搭班”烤成的，比种花生增收了一成半。我向父亲提出要将家里的土地腾出一些来，大面积地种烟，并且自己修建一座烤房来烤烟——不再“借鸡生蛋”，而是自己“养鸡生蛋”。父亲又反对了，他说还是要牢记毛主席“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教导，坚持要大量种粮，只同意少量种烟。我拿他没法，就把那片新地作为我的“自留地”继续种烟，父亲假装通情达理，把门前和村后的两块“鸡口地”调整出来，让我种烟，我当然“乐意”地接受了。可是种这几块地的烟叶，还是远远不够一座烤房的烤烟量，我便邀约幺叔和华哥合伙种烟，共同修建烤烟房，他俩都同意了，我们就大干起种烟烤烟的行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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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集体”时的小队保管屋旁边有一块空地，被我们选中为烤烟房的基建地。幺叔会点石工手艺，烤烟房放线和下脚自然是他的事，我和华哥到石头窝里取石头，借辆板车往地基边拖。基脚做出地面两尺多高，我们就在上面打土墙。干这活儿，我们没经验，就请才红来指导。打土墙的一整套工具，我们也是找才红借来的。他说，他们的烤烟房是请专业师傅打的土墙，墙壁上的土筑得非常牢固，不走气，烤烟时容易把握和控制好室内温度，也能减少煤耗量，叫我们千万要注意这一点。幺叔在墙上负责装卸打土墙的夹板，这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活儿，关系到墙身正不正，能不能一直打到顶，否则就会发生安全事故；我在墙上照才红说的办，负责将土筑紧，一锤一锤的砸下去，打牢了再上新土；华哥负责地面作业，挖土、上土、挑土，将那土筐系在绳索上，由我或幺叔扯上墙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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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墙打到了一定的高度，就要上搁烟杆的横梁了，一时间哪来的那么多树木做横梁呢？我们三人协商后，各自从家里找出了一些来，最后还差三根横梁，怎么办？我们决定晚上上山去偷，偷树不能在本村山地里，那样人家一看就知道是我们几个干的，肯定会拿我们是问的。那日白天，我们到与二程桐柏交界的寨鸡山那边转了一圈，瞄准了三棵树，做上了记号。那晚真是“天助我也”！刮着北风，下着零星小雨，我们正好实施预定的“偷树计划”。我们带了把手锯，摸黑登上寨鸡山，绕到山的西面，找到了那三棵“记号树”，拉锯锯断了两棵，卸了枝桠，山上林场和山下董家田、细张家塆的狗都“呜呜汪汪”地叫成一团，幺叔责备是华哥的动作太大了，才引起了狗吠声，叫他将那两棵树扛到路边的草丛中隐蔽起来，让我这个有着“伐薪烧炭”经历的人，同他一起留在山上锯断最后那棵树。我在黑暗中将幺叔的肩膀摁下，同他在树丛中静静地蹲了一会，等山上山下的狗吠声都停了，我们才重新开锯，将那棵树锯到快要倒地时，我就将树身扶住，让它轻轻地倒在地上，因而没有再引发狗吠声。我紧握锯柄“三下五去二”地卸了枝桠，跟幺叔将那棵松树两头一抬，到路边与华哥会合。就这样，我们三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三棵树在夜里扛回了村，第二天安装进了烤烟房的土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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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烟房建成了，高高地耸立在保管房边，很有些惹人注目。塆里一些原来没有打算种烟的人，见我们的烤烟房建好了，都想搭乘我们这辆“车”，也在“鸡口地”里种烟了，预先跟我们打招呼，说到时要请我们帮他们烤烟。我们三人一时间在塆子里成了“香馍馍”，谁都想“啃”一口！
我们种烟、烤烟都很艰辛。烟苗在霏霏春雨中挪棵，移栽到大田里事先打好的烟埂上，成活后，往往就有一种可恶的地蚕躲在烟苗地底下的土层里，暗暗地蛀食烟苗的根系，简直是叫人防不胜防，常常是补了一棵又蔫了一棵。待到烟苗根茎粗壮时，地蚕不再蛀食烟苗的根部，可地里又长满了杂草，我们常常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还有技术问题须得注意，最主要的是要把握准施肥的精确度：施肥过多，底叶成熟了还不泛黄，烤不出“黄金叶”，卖不出好价钱；施肥少了，烟苗长不高，叶片小而少，等级上不去，产量也不高，不仅卖不出好价钱，而且因低产要少一些收入。烤烟季节一到，我们就忙得不可开交：顶着烈日打底叶，赶着时间绑上杆，耐着闷热上烤梁，日以继夜添炭火，定色熄火闭三天。过了第三天就要下烟杆了，我穿条短裤赤膊上梁，在那蒸笼似的烤房里要焖个把小时，汗水溢满全身，顺着背沟“汩汩”流淌，滴打在还带着热气的火炉管子上，发出“哧哧”的声音，额头上的汗水有时渗入眼里很难受，因两只脚踏在两根横梁上，一只手要抓住上方的一根横梁稳住身子，另一只手要一个劲地往下递烟杆，顾不上擦一擦汗水。下完一烤房烟杆，我往往就会冲出烤房门，不想说话、也不想吃喝，只是一溜烟冲向新塘边，跳进温度较低的水中，游向水中央，洗去一身汗盐，在水里浸泡上大约一个小时，才能把身上的体温降下来，这时才会产生食欲，上岸回家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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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的水让我感到亲切，除了它能在炎热的夏季为我降温解凉，还因为它给我的那段田园生活增添了许多情趣。山乡的水，多在塘堰河流之中，把村落、青山和田地装点得十分美丽。我有时伫立在塘堰河流边胡思乱想：这人世间要是没有那些塘堰河流里的积水，那该是多么的糟糕？那田地自然就没有水的灌溉，当然就不能耕种田地，种不出五谷杂粮，人又该是怎么个“活法”呢？那也许就没有村落，只有那孤山野洼，还是一片蛮荒的原始森林，人类社会就要回归史学家所称的“蒙昧时代”。那么，这世间该是多么令人感到寂寞、阴森和恐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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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口口塘堰，宛若一块块明亮的大镜子，或环绕在村落四周，或躺卧在山洼里面，或镶嵌在田冲上方，照映出山峦、村舍、人像、绿柳和垂杨的影子，当轻风吹过的时候，常常荡漾着皱褶的波纹，碎了水中的那些影子；那一条条弯弯曲曲的小河，长蛇般的蜿蜒在山麓田冲之间，似银带，如玉链，缠来绕去的，流淌着一弯弯清澈的山泉溪水；那潺潺的流水声，像是一曲优美动听的乐章，婉转而悠扬，一年四季伴奏我们耕耘、播种和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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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塘堰河流不仅给了我美的享受，还使我有了一种嗜好——用“鹞子网”赶鱼。那“鹞子网”是我大嫂用棉纱线编织出来的。大嫂娘家在红安与黄陂、大悟三县交界的古镇河口附近的一个村庄，是方圆数十里都有名的“大塆子”。据说，她们那个塆子里人多地少，姑娘们从小除了要学做针线活，还得学会织网，网织好了，就送到河口街上去卖，每张网赚个三块、五块的，也不差于田地里的收入。她到了我们家后，那织网的手艺就被“埋没”了，我们这儿田地较多，女子都没有织网的习惯，男女都一样要下地干活。也许是由于她怕把那织网的手艺忘了，还是抽空在家里织起了网来，说是要在回娘家时，带到河口街上去卖，可还没等到她回娘家，那网就被我要过来，派上了用场。我从畜牧场屠夫那儿买回一盆猪血，将她织好的那张白棉纱线网放到盆里搓揉一阵，染得通红，借来一副蒸笼，将血淋淋的网放在蒸笼里蒸上一个多小时，猪血便牢牢地粘附在了网线上，网由红变黑，网线变得经久耐用，安上浮子和秤子，再系在两根长度相等的竹竿上，就可以到塘堰河流里“赶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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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鹞子网”赶鱼这活儿，也是幺叔教我干的。他以前曾有一张“鹞子网”，经常抽空赶鱼，现在网用破了，又舍不得花钱买，就鼓动我将嫂子织的新网要了过来，他也可以与我共享。有了那张鹞子网，一年的春夏秋三季，我就没有闲时，每天在田地里干活时，还想着收工后要到塘堰河流边去撒上几网，遇上下雨天，田地里的活不能干了，我就穿上雨衣戴顶草帽，背着笆篓扛上鹞子网，在附近几个村子的塘堰河流里赶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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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鱼也是挺有技巧的活儿，在肚子上绑上用一双旧解放牌胶鞋底拼合成的“抵掌”，从左肩到右臀部斜挎着一个笆篓，两根竹竿顶在“抵掌”上，两只手各握住一根竹竿将网支撑开来，右手上还要附带着捏住兜鱼环。撒网时，先是要在肚子上憋足劲，往前打着挺，将右手上的那根竹竿轻轻地向前甩、慢慢地往下放，放到了恰到好处时，左手上的竹竿再随之而放，那张网就渐渐地张开了，向前甩出一条弧线，网便轻轻地落在水面，慢慢地往下沉，沉到了水底时，两手就开始将竹竿在水里轻轻地赶动，边赶边从两边向中间合拢，然后抬起两只竹竿来，放回水里打个“扑通”，鱼儿就都惊到了网兜里，又将两根竹竿都抵在“抵掌”上，肚子和双手三点同时用力，动作加快一点，使劲往上提，鹞子网很快就出了水，这时再把肚子往前挺两下，双手紧握竹竿甩两下，刚提出水面的网便像“鹞子翻身”似的，摔掉了网眼间布存的积水，鱼儿在网中活蹦乱跳，左手腕揽住左边的一根竹竿的同时，伸过来握住右边的一根竹竿，将两只竹竿同时揽在胸前，并且就势把网收到胸前，腾出右手来用兜鱼环兜起网兜里的鱼儿，再将环柄移到左手上握住，右手将环兜里的鱼儿抓到笆篓里，才算是打完了一网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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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赶鱼的活儿这么辛苦，可我却乐此不疲，似乎成了我那段田园生活里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除了收工之后抽空赶鱼，趁雨天歇工赶鱼，我有时还在夜晚赶鱼。收工之后吃饭之前的时间短，我就在本塆四周的大塘、新塘、黄土塘、柳絮塘、龙井塘、大漩塘、细漩塘、泗水塘里赶鱼；在雨天和夜晚，附近的八角嘴、昌家田、姚家榜、董家大塆、大田铺、易家塆、耿家、吴家塆、吴家嘴门口塘、面前堰、畈中河里，都曾留下了我甩动鹞子网赶鱼的脚印。春季赶鱼，岸边杨柳依依，水中鱼儿扳子，盎然的春意和勃发的生机，会增添我不少生活情趣；夏季赶鱼，凉风习习，河水淙淙，或浓或淡的夜色和清凉，都会减退我心中的许多烦躁；秋季赶鱼，碧水清澄，明亮如镜，每每撒网水面，便会激起道道涟漪，波纹由近及远，渐渐地放大到水中央，由此引发种种遐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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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咕噜、缸瓦片、沙河佬、耍口餐、翘嘴白、肉股嫩、黄桑鱼、白鲫、红鲤、花鲢、青鱼、草鱼、黄鳝、泥鳅、龟、鳖、虾……只要是塘堰河流里有的鱼类，都被我捕了个够。在春夏秋三季里，要数春季里最好赶鱼：一场场春雨洒落下来，田地里一条条沟缺就被打开排水，由天上降落到人间的雨水，便成为田地里的源头活水，哗啦啦往塘堰河流里灌，入水处就有成群结队的鱼儿上水了，我轻轻地走近入水口，乘其不备地甩下网去，提起来就是一大网兜；春雨过后，气温上升，鲤鱼就要扳子了，驳岸边、垂杨下，常常鼓起一圈圈水泡来，还时不时地传来鲤鱼打挺的水响声，只要我把握住时机，盯准了浪花，冷不防将鹞子网甩将过去，那鲤鱼就会落入网中，一阵横冲直闯之后，体力便消耗殆尽，身子就会软下来，于是，我便收网、取水，拖到岸边，将好不容易逮住的一条大鱼装进笆篓里，躲躲闪闪地往回赶，把笆篓往家里一放，就迫不及待地跑到幺叔那儿去“报喜”，大吹一通我是如何逮住那条大鱼的。夏季里的鱼儿最油滑，别看那水里面总是大个浪细个花在翻，好像有满塘满堰的鱼儿等着你去捕似的，可你一旦下网，它却逃之夭夭，提取网来，往往是“空空如也”。要是在黑夜里撒网，运气好时，也能逮住几条大鱼，但是我撒网的技巧远不如幺叔，也不如我二哥和小明哥，他们的“命中率”总是比我高。不过，在秋季里逮“缸瓦片”，我总比他们强，哪几口塘里的“缸瓦片”多，什么时候来水边，我都比他们掌握得准。每当秋日暖洋洋地照射在水面上的时候，“缸瓦片”们就会活跃、游动起来，像人类“大聚会”似的，靠近岸边晒太阳，这就是我撒网逮捕它们的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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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破屋基我开垦的那片荒地下面，有两口属于三联大队的水塘，谁也想不到这两口远离村庄的塘里，有那么多的“缸瓦片”，而且个儿比门前塘的还要大，长得也挺肥。那日艳阳当顶，我正要到塘边挑水浇灌地里的麦苗，忽见岸边涌动一团团的“缸瓦片”，我怕惊动它们，就放下水桶不到塘坝边舀水，而是回到家里去拿来了鹞子网，第一网撒在我常常舀水的塘角里，把那些密密麻麻的家伙团团围住，轻轻地用两只竹竿慢慢地赶着，待到鱼儿全部入网时再打个“扑通”往上提，差一点让我提都提不起来，那网底兜揽起滚圆滚圆的一大砣“缸瓦片”，活蹦乱跳的，我索性不用环兜，将网放到堤坝上平摊起来，再用双手将网底束拢，把兜底那一大砣鱼倒在笆篓里，笆篓已装满三分之一，接下来每一网下去虽然不如这第一网多，但都是令我惊喜的。这时我母亲去大板冲岳平舅家，刚好路过这里，我见她手里提着个“蛇皮袋”，就喊住她，叫她从笆篓里倒了一些“缸瓦片”到蛇皮袋里，带到岳平舅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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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赶鱼除了改善家里的伙食，有时候也能赶点人情，或者变点现钱。
刚从塘堰河流里捕到的新鲜鱼，倒在盆里刮掉鳞片，开膛剖肚，清洗干净，撒一些盐粉搅拌均匀，腌制一两个小时，放在筛子里晾干，随时可以做成各类菜肴食用，不拌盐就倒在锅里用油煎，煎到“二面黄”时，加一瓢冷水煮沸，可熬出白嫩鲜甜的鱼汤。偶尔逮住一两只龟或鳖，别人都怕吃了这类五爪肉“有过”，我却不肯“放过”，不信那种“有过”的邪说，偏要把它们杀掉、切块、爆炒、漩水、炖汤。那时，我总是觉得龟肉、鳖汤都别有一番风味，是我们农家的美味佳肴。不曾想在后来的岁月里，这种被我们乡里很多人看不上眼的东西，却有传言称其具有“抗癌功效”，硬生生被城里人说成是一种“大补”，上了正席，荣登宾宴，用来招待达官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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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初进城的那几年，龟、鳖的价格曾一度被炒得昂贵，成为一种高价“进贡品”，取代了此前的各类土特产品。我曾经跟几位同事在“送鳖”的路上调侃：难怪我身体比你们这些从小吃“皇粮”的人好，原来是由于我在老家时常常食用龟鳖，进过了“大补”，说得一车人哄然而笑。在那个时期，老家要是有人偶尔逮住了龟或鳖，就再也不怕“有过”了，而是如获至宝地送到集镇的农贸市场去高价兜售，一只龟或鳖往往能卖几百元。由此，乡村还派生出一批“养鳖致富”的养殖专业户,在那些年，他们都大赚了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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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邻们家里要来客人了，有的人就事先跟我打招呼，让我给他们家赶鱼去，我把赶回来的鱼给了他们，他们象征性地给点钱，以示酬劳，我有时候接着，有时候不接，接是心安理得的，不接留下一份人情来，日后相见就添了点“亲热劲”。有时候手头“贬”得很，烟钱都没了，我就把鱼送到畜牧场的代销店去卖。代销店里有三个人：一个是公社供销社派来的主任、一个是跟我同塆的本族族兄、还有一个是我高中时的邻坐同学。这伙人那时候都拿国家工资，我就不跟他们讲客气和情面，因为他们手里不缺钱。卖鱼时，我往往要价较高，而且是文斤文两，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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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两年多的田园生活，我每天都与山水田地打交道，到处都留下了我的足迹，浸润过我的汗水，付出了我的艰辛，维系着我的情感，关联着我的欢乐与喜悦、忧虑与怅惘。我怎么会不魂牵梦绕回故园呢？而今居住在推陈出新的农家小院，环视着烟雨迷茫的山水田地，尽管它已几近荒芜，或在不久的将来彻底湮没、沦陷在工业化、城市化的汹涌大潮之中，但我依然想在余生与其为伴，直到终老……
（2022年6月4日至5日写于农家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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