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代的褶皱中照见友情的光芒——读黄裳散文《海内存知己》
2026-01-08 05:39阅读：
海内存知己 / 黄裳
前天到医院去探望巴老。坐下不久，曹禺来了。这是我最近第二次在医院里看到他。一年来，几次与曹禺相遇都在巴金家里。他们是老朋友，谈起天来热烈而随便，海阔天空地说着许多事情。坐在一旁听他们谈话真是一种快乐。他们对谈，有时也争论。曹禺的耳朵不大好，戴着助听器也还要时时把头凑到巴金身边去，因此巴金说话时就比平常更放大了声音。我坐在对面，他们就像发表演讲似的，对着我这个唯一的听众，摆出他们的看法，好像时时想打动、说服我。这真是非常地有意思。
记得是1946年，在霞飞坊巴金家里，我第一次见到曹禺。他是我敬重的剧作家和前辈，他在南开中学搞演剧活动，是在我进入这个学校的六七年以前。1946年，他好像正在
导演他自己写的电影《艳阳天》，剧本同时也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我得到一册签名本，顺便请他写字，他在诗笺上题写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两句诗。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写下这两句，也许是在哪个剧本前面的“献辞”吧，但却也能形象地写出他的为人。他是个天真的人，似乎随便和谁都能立即成为极熟的朋友——当然，这只是我从表面得到的认识。可以作为例证的，是在上海大光明电影院门口的一次经历。那是一部有名的美国西部片的首映日，片名译为《三叉口》。散场后，我在影院门口的人潮中碰到曹禺。我问他片子怎么样，他兴奋地连说好，很好，同时还做出了只有一个中学生才能做出来的表情动作。这使我很吃惊并留下了至今不能忘记的印象。我想，曹禺真是浑身充满着青春活力的人啊！
当时我们没有什么私人交往，也不怎么清楚他的生活情况，只从朋友们的谈话里听说他做电影导演并不如意。
这以后就是三十年不相见。
偶然听到关于他的种种消息。有人说他的身体很不好，情绪很不稳定，有时激动，有时颓唐。但对照过去仅有的印象，我直觉地感到，他会走过来的。我总觉得他身上有一种奇妙的能适应种种情况的强盛的活力，同时他还是一个有着高昂激情的善良的诗人（不一定写诗的才是诗人，这是我最近产生的一种强烈感受）。这样的人很难在风浪中被冲垮、卷走。
我的猜测可能并没有错。
近来曹禺常常从北京到上海来住一阵子。他是来工作的。工作之一是想完成他三十年前没有完成的剧本《桥》。工作是艰巨的，重拾旧梦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容易，然而这却是值得努力以赴的工作。在巴金家里有几次都谈到了《桥》。曹禺说他在设法寻找当年《文艺复兴》上发表过的前两幕原作，同时努力寻忆、收集40年代重庆的生活印象，他很努力地继续写，有时感到非常艰难。这时巴金就总是给他“打气”。“打气”并不是他们对话的全部，让我这个旁听者受到非比寻常感动的，是两个老朋友之间的对话。巴金已经是近八十岁的老人了。我看他就像推着一部车子过桥，他吃力，但耐心，一点点地使劲地推。他微笑着，说着笑话，但总不离开主要的目标。笑话有时是有点辛辣的，这时曹禺就像个爱撒娇的孩子，躲闪着，但也会承认自己当年有些举动是可笑的。在这种地方我看到了曹禺的诚直、天真，这是非常可爱的性格。我想，他终究会被一步步推上桥顶吧。
巴金对曹禺说的话，有些已经写进他的《随想录》了。近来巴金有机会就要劝朋友多写作品，多做工作。他对不同的对象说的话是不同的，方式也不同，但目的总是一个，希望我们努力工作，争取为人民多留下一些精神财富。老人拳拳的心是摸得到的，从温暖至炽热。从他和曹禺的谈话中，我仿佛看见了从当年读《雷雨》原稿时就已经点燃了的火焰，一直燃烧到今天，四十多年了，依旧、也许是更加炽热了。
这是我所看到的少有的一种人间美丽景象，也就是我们习惯称之为“友情”的东西。
【读与评】
黄裳先生笔下的散文《海内存知己》是一幅用时光浸润的文人剪影，在巴金寓所的方寸之间，在三十年离散的岁月长河里，两位文学巨匠的交往史徐徐展开。这不仅是一段跨越时空的友情叙事，更是一曲关于文学理想与生命韧性的双重咏叹。当曹禺戴着助听器凑近巴金耳畔，当泛黄的《桥》手稿在三十年光阴里辗转沉浮，我们得以窥见中国知识分子在时代浪潮中相互扶持的精神图谱。
一、文学理想：穿透时空的精神共振
在霞飞坊的初遇，曹禺题写的“海内存知己”诗句恰似一道谶语，预言了这段友谊的本质。当先生目睹两位文坛巨擘争论剧本时的激昂，见证巴金为《桥》的续写“打气”时的殷切，他捕捉到了文学理想最本真的形态——那是在战火纷飞中孕育的《雷雨》手稿，是《文艺复兴》上连载的未完篇章，更是耄耋之年仍要“推车上桥”的执着。这种理想主义的光芒，穿透了政治运动的阴霾，跨越了创作瓶颈的困顿，在相互砥砺中愈发璀璨。
曹禺在影院门口为西部片雀跃的天真，恰是这种理想主义的生动注脚。那个如中学生般纯粹的灵魂，在经历时代风雨后依然保持着对艺术的热忱。这种返璞归真的生命状态，与巴金“推车过桥”的坚忍形成了奇妙的和鸣，展现出中国文人在困境中守护精神火种的独特姿态。
二、友情范式：超越世俗的精神对话
在巴金寓所的对话场景里，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的另一种生存智慧。当曹禺像个“爱撒娇的孩子”躲避辛辣的玩笑，当巴金以八十高龄仍要为老友“打气”，这种充满文人趣味的互动，消解了传统师友关系的严肃框架。他们的交往不是简单的志同道合，而是在精神高地上建立的平等对话：既有对文学本体的极致追求，也有对人性弱点的坦然接纳。
这种友情超越了世俗的功利算计，在《随想录》的字里行间延续着四十年前的火种。巴金劝勉友人“多写作品”的执着，曹禺重拾《桥》的艰难跋涉，共同构建起知识分子的精神共同体。他们的关系恰如先生所言，是“推车上桥”的隐喻——既需要前行的勇气，更依赖相互支撑的温暖。
三、时代镜像：知识分子的精神突围
在三十年离散的叙事褶皱里，我们读出了更深远的历史回响。当曹禺在政治运动中“有时激动，有时颓唐”，当《桥》的创作成为跨越时代的未竟之业，这些片段折射出整个知识群体的精神困境。但先生敏锐地捕捉到了他们身上“奇妙的适应力”：那不是妥协的智慧，而是将生命韧性转化为创作动能的生存策略。
巴金寓所里的对话场景，俨然成为动荡年代的精神避风港。在这里，文学理想超越了现实困顿，真挚友情消融了时代坚冰。当两位老人谈论着四十年前的《雷雨》原稿，那些跳动的文字火焰，何尝不是对抗历史虚无的精神火炬？这种在困境中相互点燃的微光，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最动人的精神史诗。
在当代社会，当快餐式社交充斥生活，当功利主义侵蚀精神世界，重读这段近百年的文人交往史，我们更能体会“海内存知己”的珍贵。这不仅是对特定历史情境的追忆，更是对理想主义精神的当代召唤。在巴金推车过桥的身影里，在曹禺天真未泯的笑容中，我们看到了文学最本真的力量——那是用生命守护的理想，是用友情浇筑的信仰，是在任何时代都能照亮人心的永恒星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