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家弄小阁楼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陶阿福，一个拉黄包车为生的男人，出现在母亲和我的生活中。
黄包车，旧时一种用人拉的车，因车身一律漆成黄色而得名。1873年，法国人米拉向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申请从日本引进，故当时又称之为东洋车。由于拉车不需要文化和技术，只要有体力即可，而又要经受日晒雨淋，非常辛苦，因而是当时社会最底层百姓的谋生手段之一。
陶阿福何时开始与我们一同生活的，我已经记不得具体的时间了。模糊中记得有这样的场景，母亲让我改叫陶阿福为爸爸，我倔强地不愿改姓陶，希望还是姓我原来的徐。母亲很是生气，说我这样做是让她坍台，脸没处放。当时不理解母亲的想法，直到很久以后，才对母亲当时的处境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对于当时的社会习俗而言，母亲想是极力隐藏再婚这样一个身份。
很快，我就有了一个弟弟，阁楼显然不再适合我们居住了。于是，我们搬到了同一条街上的俞家弄82号，记得进门左手有个楼梯可上二楼，上下两层共约有十来间房间，围成四方，中间一个天井。楼上有个木匠作坊，好像占了三四间房，楼下有个漆匠作坊，加上二房东等，约莫有四五家人家。我家住在二楼东南角上的一间，房间的窗户朝着天井，大约有17个平方米大小，再一次有了自家的房间了！
俞家弄，以明代嘉靖进士俞文荣之族居于此而得名。这是一条比乔家路更窄的弹硌路，约2米左右宽，一下雨，街上会涨起大水。当时的俞家弄，仅是自小南门起，西至光启南路这一段，光启南路朝西到凝和路那段当时还是顾家弄（1954年12月改名为俞家弄）。
在搬家之前，母亲就已经不再跑单帮了，而是替周边的邻居家做些洗衣、煮饭、打扫房间等杂务活，类似现在的钟点工。陶阿福，我的继父，印象中似乎不太勤快，每天上午外出拉黄包车，赚到1元钱后，就会找个地方靠在车上休息了。直到两年后，继父因脚肿痛难忍，无法再拉车时，我才理解了继父的不容易。 记得那时母亲经常去到浦东乡下，割了许多菖蒲、艾草之类的草药，回来给继父敷在脚上。大约过了半年多后，继父才慢慢康复，才可以断断续续地再去拉车了。
由于继父的体质，拉黄包车的收入难以为继，家里的生活来源主要依靠母亲
黄包车，旧时一种用人拉的车，因车身一律漆成黄色而得名。1873年，法国人米拉向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申请从日本引进，故当时又称之为东洋车。由于拉车不需要文化和技术，只要有体力即可，而又要经受日晒雨淋，非常辛苦，因而是当时社会最底层百姓的谋生手段之一。
陶阿福何时开始与我们一同生活的，我已经记不得具体的时间了。模糊中记得有这样的场景，母亲让我改叫陶阿福为爸爸，我倔强地不愿改姓陶，希望还是姓我原来的徐。母亲很是生气，说我这样做是让她坍台，脸没处放。当时不理解母亲的想法，直到很久以后，才对母亲当时的处境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对于当时的社会习俗而言，母亲想是极力隐藏再婚这样一个身份。
很快，我就有了一个弟弟，阁楼显然不再适合我们居住了。于是，我们搬到了同一条街上的俞家弄82号，记得进门左手有个楼梯可上二楼，上下两层共约有十来间房间，围成四方，中间一个天井。楼上有个木匠作坊，好像占了三四间房，楼下有个漆匠作坊，加上二房东等，约莫有四五家人家。我家住在二楼东南角上的一间，房间的窗户朝着天井，大约有17个平方米大小，再一次有了自家的房间了！
俞家弄，以明代嘉靖进士俞文荣之族居于此而得名。这是一条比乔家路更窄的弹硌路，约2米左右宽，一下雨，街上会涨起大水。当时的俞家弄，仅是自小南门起，西至光启南路这一段，光启南路朝西到凝和路那段当时还是顾家弄（1954年12月改名为俞家弄）。
在搬家之前，母亲就已经不再跑单帮了，而是替周边的邻居家做些洗衣、煮饭、打扫房间等杂务活，类似现在的钟点工。陶阿福，我的继父，印象中似乎不太勤快，每天上午外出拉黄包车，赚到1元钱后，就会找个地方靠在车上休息了。直到两年后，继父因脚肿痛难忍，无法再拉车时，我才理解了继父的不容易。 记得那时母亲经常去到浦东乡下，割了许多菖蒲、艾草之类的草药，回来给继父敷在脚上。大约过了半年多后，继父才慢慢康复，才可以断断续续地再去拉车了。
由于继父的体质，拉黄包车的收入难以为继，家里的生活来源主要依靠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