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母娘的故事(六):从初中到高中
2022-12-05 19:38阅读:
父母亲和妹妹们去了长兴岛,我住到了俞家弄88弄的“妹妹头”家里(原二房东),开始了独自在上海继续读初二的生活。1956年的春天,犹如人生轨迹的交叉点,过了这个交叉点,我再也没有和父母亲、两个妹妹在同一个屋檐下共同生活。直到多年以后,我成家、有了子女,每年的春节期间,会接母亲到上海短住几天。随着时间的推移,城乡之间的鸿沟,使得我与家人之间似乎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每次假期的探望,彷佛是两个平行世界之间的虫洞窥探。
初二的读书生活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很主要的因素是有了每月10.5元助学金,对于21世纪20年代今天的初中生来说,似乎很难体会到这个10.5元对当时的我的意义。那时父亲一个月的拉车收入不过十来元而已,母亲为街坊邻居帮佣的收入也就在十元左右。因而,生活的压力不仅仅是减缓了,乃至于假期去长兴岛探望时,还能够买一点食品带去。
有了助学金,初二的我,能够和其他同学一样,在学校的食堂午餐。当时学校有食堂提供一日三餐,同学大都中午都会在学校食堂就餐。初一时为减轻父母的经济压力,我是每天带个饭盒,上学时放在学校对门的一个老虎灶加热保温,到中午时间再去取来午餐。
“老虎灶”即熟水店,烧卖热水与开水。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前,老虎灶在上海街头巷尾随处可见。老虎灶一般清晨3、4点钟就开始供应开水,一直到深夜。附近居民们一般都会事先到老虎灶去买好筹子,筹子是用竹片做的,拿着筹子去泡开水既方便,又不怕弄湿。最初的时候,是木桶挑水、舀子打水、木材烧火。随着社会发展,老虎灶也得以改进,开始烧煤(有条件的地方甚至烧煤气),水箱装水,用自来水和出水龙头,整个看起来像一个小锅炉。当时的老虎灶除了烧卖开水,还有兼营其他功能:
一是喝茶,有场地条件的老虎灶内往往会摆放着几张八仙桌,一般天蒙蒙亮,就会有街坊邻居来喝茶,茶客们边喝茶,边吃点心,边聊天,可以从早晨一直坐到中午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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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洗澡,大多数老虎灶会在后半间拉上一块布帘,里面放几个腰子型的木盆,旁边有个凳子,让顾客洗澡,称为“盆汤”,一般只限于男客。
另外,也有很多附近居民会在老虎灶里花个一两分钱热饭热菜,最多的是烧泡饭。
旧上海有个说法:有苦力的地方必有老虎灶。也就是说,老虎灶是穷苦人休息、喝茶聊天、补充能量和收工后洗浴的地方。上海市区最后一只老虎灶于2013年10月关闭。
不再有经济上的压力了,但新的烦恼却在心底里慢慢积聚。日常的午餐在学校解决,早晚餐和周日的三顿,是吃在“妹妹头”家,妹妹头妈妈很是热情和客气,不仅不收饭钱,也不收房钱。我却很不安,总是觉得如此受人恩惠,而无以回报,内心很不踏实。于是,每天放学后、周末,只要在家,无论是洗碗刷锅,还是拖地洗衣,我都会抢着做,以期能够平抚内心的不安。
然而,这样籍以回报的做法,占用了我做作业、复习预习的时间,学习上的焦虑感显然让班主任杜老师注意到了。
杜老师了解我的情况后,问:你家之前的房子是否还空着吗?
我说:目前还没有人住进去。
杜老师:你搬回去住吧,我们班里的王赛仪情况与你差不多,她父母回宁波乡下务农,让她和你一起住,两个女孩住在一起有个照应。
这样,到了暑期,我就从妹妹头家搬出来了,和王赛仪一起住到俞家弄82号二楼我家原来的房子里。
父母亲去长兴岛,是完完全全的搬家,房间里所有的家当全部搬走了,连个小板凳都没有留下。好在是木质地板,我和王赛仪睡觉可以打地铺,邻居送了一个50厘米左右高的矮方桌和两个矮凳,用于做功课。自己找了一个“品”字形的空墨水瓶,花1毛多钱买个纱灯芯,灌进煤油,做了一个煤油灯照明用。
类似我和王赛仪这样家人下(回)乡务农,独自留在上海读书,在我们一个班里就有20多个。学校食堂提供一日三餐,着实是解决了我们这些同学的一个大问题。
动员回乡务农,是当时社会的一项重大政策。据1955年上海市政府一份《关于编制紧缩人口方案的情况说明》所载,1955年4月底上海的699.7万人口中,被赡养者的比例高达62.93%,远远高于被认为是合理水平的50%,要求“从1955年7月起,到1956年6月份之前,坚决从各方面完成紧缩城市人口100万,其中动员40万至60万人回乡生产的任务,以达到贯彻本市紧缩与加强的方针,消除人口臃肿的不合理现象的目的。”这一政策意味着每十个生活在上海的人中,就有一个会离开上海。对于当时的普通上海人,都会有家人、亲朋,会下乡务农。
我和王赛仪俩人自己一般不开伙,平时一日三餐在学校解决,周末王赛仪会到亲戚家去,附近小餐馆里的阳春面,是我打发周末的主要正餐(由于那时吃得太多,以至于很久以后我都不喜欢吃阳春面)。
几乎所有的时间我们都用在学习上,学习成绩也没有辜负我们自身的努力。第二年的升学考试中,我和王赛仪一同考入蓬莱中学的高中。考前有个插曲,因家里经济状况,曾想放弃高中,直接考师范学校(中专),一是能够早日工作挣钱,二是师范生有生活补贴。所以初中毕业前,我升学志愿填报了位于制造局路上的一个师范中专。学校卫生老师黄老师得知后,认为我成绩很好,应该要考高中,要读大学,否则很是可惜。黄老师认为我的情况,在高中时,依然能够拿到助学金。
黄老师的开导,让我心动了,我说:已经将志愿送到师范去了,不知能否撤回来?
黄老师:你去说是父母不同意读师范,应该是可以的。
我:我在志愿上填写父母亲不在上海,说父母不同意,好像是在说谎。
黄老师:那你就说是在上海的叔叔不同意。
依黄老师的建议,我去中专拿回来了志愿,改为报考本校高中。
现在回想起,当时如果不是黄老师的及时指点,可能我就去师范中专了,然后在某个小学教书,而无法再成为一名大学生,一名中学教师,乃至于一位中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