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母娘的故事（三）：从辍学到再返校园
2022-06-08 22:15阅读：
在辍学的日子里，俞家弄里的生活似乎又回到了之前的模样。这时大妹缘娣出生不久，记忆中照料弟弟妹妹、操持家务，是我每天都在重复的节奏。弟弟、妹妹一天天地在长大，继父的身体也在逐渐好转，然而印象中日子却似乎愈发混乱。
记得我们82号里，二楼的木工作坊是一家温州人，为人很霸道，仗着他家儿子是甲长，上面有保长和区公所给他撑腰，将一楼的漆匠作坊赶走，把一楼也改为他家的作坊。而后，又蛮横地将我们一家赶到二楼东面转角处一间7平方米的小房间里，把我们原先居住的17平米大房间让给区公所一位吴姓官员的同乡居住。
母亲曾据理力争，和他家争吵过几次，但是投诉无门，感觉是无法无天。二房东一家也是在那段时间搬到88弄里，与她公婆挤在一处，是否也是因为甲长家的蛮横无理，不甚清楚。二房东搬走后，印象中大房东是自己来收房钱的，好像大房东姓许，不在俞家弄里住，82号的房子是他家买来专门出租用的。我当时还小，不清楚这个蛮横的甲长是否也会支付房租。
保甲制度是一个历史悠远的社会统制手段，最早可以追溯到汉唐时期。上海地区的保甲始于清朝康熙年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保甲制度进行了修订，以10户为甲，10～30甲为保，10～30保为区，上海编为31个区、1088个保、26752个甲，当时的俞家弄属于邑庙区。
1948年的上海，当局政府已经山穷水尽，破产、戒严、挤兑、逃亡……，整个社会风雨飘摇，处在翻天覆地的前夜。保甲制度名存实亡，据记载，当时国民政府的自己人也有这样的评价：“一般公正人士多不愿担任保甲长，一般不肖之徒又多以保甲长有利可图，百般钻营”。
屋漏偏逢连夜雨，约莫是在1949年初，弟弟妙生当时6岁，不幸染上称之“出痧子”的传染病。其时
的上海，局势愈发混乱，物价暴涨，看病求医昂贵。虽然当时离我家不远处就有一家南洋医院，医院后门还开在俞家弄上。但是经济拮据的父母，却不敢、也无力踏进医院的大门。弟弟发病凶猛，日重一日，无奈之下，请来私人医生。记得当时医生说：小子孩的肺已经烧坏了，只有打盘尼西林了（大意如此）。
盘尼西林，即青霉素，在当时几乎是治疗传染病的神药。其时内战如火如荼，青霉素被优先用于军队，当时国内药厂还不具备大规模工业化生产青霉素的能力。上海药房每天有限售的数量规定，个人须有医师处方和身份证限购一支。青霉素成为当时上海黑市交易最为频繁的药品，黑市的价格堪比黄金。
情急之下，母亲将一直珍藏着的唯一一个金戒子当了，金戒子重约两钱，换回两支盘尼西林（两针），然而还是没有能够挽回弟弟幼小的生命。
麻疹，当时江浙一带称之为“出痧子”，是那时儿童中最常见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之一，其传染性很强，当时的发病率在20种急性传染病中居首位。常伴有急性肺炎、麻疹脑炎、亚急性硬化性全脑炎等严重并发症，尚无特效药物治疗。麻疹在人口密集地区极易流行，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前，上海几乎每2～3年就会流行一次。自1965年我国开始普种麻疹减毒活疫苗后，发病显著下降。
延续上千年的香火传承意识，一般家庭都很看重儿子。母亲曾多次对我说过：如果你是儿子的话，我就不会再嫁人了。从弟弟妙生这个名字中，也可以看到继父和母亲对于弟弟的期盼。弟弟的夭折，对于母亲和继父的打击是极大的。尤其是继父，每每将丧子之痛迁怒于我，认为我属相是老虎，命太硬，将弟弟克死了。为此，母亲常与继父争执：这个女儿又不是你的，外面属老虎的这么多，难道都是你儿子的克星？！
一年后，小妹美娣的降临，应该是父母亲想再要一个儿子的结果，或许也是父母亲之间感情的维系和改善。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新政权的建立，处处感受到一种清新，社会的烟火人气逐渐回归，母亲还是为邻居家做家务杂活，继父还是断断续续地拉车，但是收入一天天地相对趋于稳定。而我，依旧是照料两个妹妹和操持家务，生活依旧清苦，但是改朝换代带来的新希冀，又在我心中萌动。
新政府接管各类学校后，提出“学校向工农子弟开门”的口号，这个口号直击我的心底。我要上学，当时只是一个想法而已，一个能够在新政权下得以实现的一个小小的想法。在许多年过去以后，乃至于现在，我才深深地感受到，正是那样一个新时代，让我有了改变人生轨迹的新起点！
那时小妹美娣已经可以不用随时抱着了，两个妹妹也不必随时看护着。我向母亲提出想再要上学的念头，母亲依旧是无条件的支持。我和弄堂里的小姐妹一同去考位于王家码头路上、靠近篾竹路的仓基小学。
仓基小学，创办于上个世纪初，创办人陈懋言先生已经湮灭在历史中，百度查找不到关于该先生的任何资料。但是，仓基小学却一直作为名校，传诵于当时的街坊。上海沦陷期间曾一度停办，抗战胜利后恢复，称仓基国民学校。1951年改名中华路第二小学（我去考的时候还是仓基小学），1956年群学会小学并入；1960年蓬莱区和邑庙区合并时，改名为中华路第三小学，一直沿用至今。1975年乔家路小学和小南门小学并入，校址迁到乔家路7号。
当时的面试并没有录取我，回顾整个过程，自我感觉所有问题的回答，似乎都没有差错。面试时老师曾问及父母的工作，我回答母亲是为别人洗衣服的，疑心极有可能是这个环节的因素，使得学校没有录取我。因为与我一同去的小姐妹被录取了，而她家里是开帽子作坊的。据说，在淮海路（原为霞飞路，上海解放后改名）上有好几家商铺里都有她家制作的帽子销售。
回家向母亲叙述了面试的情况，母亲说：侬也太戆了，为啥不说妈妈是在银行里做的呐（大意如此）。
我说：这个我也不能说谎的。
虽然政府号召是向工农子弟开门，而社会上对于底层百姓的歧视，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现在想来，也有可能是面试老师的善意，担心我被录取后，会给母亲微薄的洗衣收入增加新的负担。或许，也正是这样的原因，为解决贫困家庭小孩能够读书，新政府在许多有条件的全日制小学里开设儿童晚班，免除学费，仅收一点书簿杂费，印象中费用很低。后找到资料，当时收取书杂费1.5元。
于是我报名了仓基小学的儿童晚班。当时儿童晚班仅设立1年级到3年级，因为之前在小普陀街小学读过一年级，就直接报了二年级。
儿童晚班并不全是在晚上上课，全日制的学生下午3点钟放学回家，晚班制的学生下午3点进校上课，一直上到晚上7点左右。学校对儿童晚班也有正规的教材和教师配备，班级有级长（类似现在的班长），也会和全日制班级一样有活动组织。在准备本文时，看到网上看到有拍卖当时董家渡路小学儿童晚班的三角形铜质臂章（类似现在校徽）。据查，当时上海市教育局还专门颁布了《儿童晚班暂行实施办法（草案）》，对设置儿童晚班的目的、原则、入学年龄、上课时间和课程设置等都有具体的规定。虽然称之为儿童晚班，但是去读书的人各种年龄都有，有相当一部分是成年人，是工作之余来报读这个儿童晚班的。
每当上学时间快到了的时候，我总会带着两个妹妹，找到母亲在干活的人家，向邻居借两个小板凳，让两个妹妹坐在母亲的身旁，看着母亲洗衣服或干其他活。两个妹妹应该也是很懂事、很乖巧，印象中没有听到过母亲抱怨两个妹妹影响她干活。
再次回到校园，再次坐到课堂上，时代让我有了实现自己心愿的可能，生活有了新的期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