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母娘的故事（五）：辍学危机
2022-08-18 13:40阅读：
初中三年，是我真正享受上学的三年，能够坐在蓬莱中学的课堂里，学校的师资、教学和氛围，都让我极为兴奋和珍惜，切身感受到了新政权所宣传的“换了人间”。学校“向工农子弟开门”的政策，使得类似我这样贫苦人家的孩子，能够在这样好的学校上学。那时我们班里类似我这样的有近五分之一，年龄都偏长于同班的其他同学。因我年龄稍长，相对比较成熟，被推选为班级卫生员，负责班级所在教室的环境卫生检查和管理工作。由于顶真负责，也常常会与班级个别顽皮同学发生争执。
记得有一次的争执比较严重，当时班里有位童姓的男同学，那天课间，他打开课桌盖板（当时的课桌是翻盖式的，桌面是翻盖，可以拿下来），将课桌内的纸屑等扔在地上，恰巧被我看到，我当即制止他，并要求他将地上的纸屑捡起来扔到垃圾桶里。他不听不从，我不依不饶，于是争执发生了。
他拿起课桌盖板作势要打我的样子，我说：你试试看！他终究不敢，悻悻然地放下了盖板。争执声惊动了教室对面的老师办公室，班主任来了，当时班主任批评童同学的具体细节已经记不清楚了，印象中他后来再也没有犯过类似的问题。
因为我的工作认真负责，继而被班主任老师推荐为学校的卫生员，协助校卫生老师管理全校的卫生工作。学校卫生老师是一位黄姓的转业军人，除了日常的环境卫生工作的督促和检查外，黄老师也带着我们学习一些日常急救知识。
初一的第二学期，发生了一件大事，不仅是改变了我们家庭的命运，也使我面临着再次辍学的危机。幸而，有母亲的坚持、有学校班主任的支持、有邻居的帮助，我的学业得以继续，我的人生轨迹并没有太受此事的影响。
前面提到过，继父的职业是拉黄包车。黄包车，作为旧上海的一个象征，如同舞场、妓院等，被列入新政府要取缔清理的行业。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不断深入，人力车的生意日趋减少，黄包车车夫（包括踩三轮人力车的，解放后称为“车工”）人数总体呈明显减少趋势，从解放初的十万人下降到1955年的24000名左右。其时，市政府提出了“加紧管理、限制发展、逐步转业”的方针，并成立专门机构，负责该行业的淘汰与车工转业。
至1956年3月，黄包车完全淘汰，但还留下了少部分三轮车来维持市民的出行，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才最后消失。
如何安置这些
车工，保持社会稳定，是取缔这个行业的关键。据查，当时转业安置主要是三个方向：一是远赴江西垦荒，约有15000余名车工及家属被安置到江西奉新、安福、峡江、宜丰、高安、上高一代垦荒，这是转业安置中最主要的方向；二是回乡务农，据不完全统计，这部分车工约有8000余名；三是赴宝山长兴岛开荒，当时政府计划在1956至1957年内完成该岛实际可耕田
15600亩的开荒工作，但由于当地岛民劳动力明显不足，部分不宜远地移民的车工就成为长兴岛开荒工作的动员力量了，安置到长兴岛的车工是转业安置中人数最少的，仅为450户。
虽然具体的细节，已不甚清晰，依旧记得那段时间放学回家，总是会见到父母亲在争吵，争吵的内容就因为我家也被列入参加长兴岛开荒的四百五十户里。
对于继父而言，开发长兴岛，还是非常有诱惑力的。因生意清淡，继父每天的黄包车收入不仅交不起会费（管理费），更是难以维持日常生活（据当时的一份资料显示，当时车工的日均收入不到0.5元，生活普遍困难）。继父自己没有更好的转业方向，去长兴岛显然是一个看似不错的出路：一是不用像许多同行那样背井离乡，远离上海去到举目无亲的江西垦荒（长兴岛当时属于江苏省，但与上海仅一水之隔）；二是开发长兴岛是政府的战略，宣传的很好，政府免费给住房、土地和生产工具，学校、邮局和医院等配套齐全，岛上环境优美，滩涂上野鸭成群，鸟蛋俯首可拾，生活完全可以自给。
在参加区里的人力车管理所动员会后，继父心动了，回来做母亲的工作。母亲来自苏州太湖边上的农村，自幼跟着表姐到上海来“讨生活”，深知农村生活的艰难和不易，并没有被这些宣传所打动，坚决不肯去长兴岛。
去与不去的话题，成了父母每天争吵的内容。狭小的房间、父母的争辩声，使得我无法安下心来做功课。居住在楼下漆匠作房间里的张家，他家小女儿比我大一两岁的模样，是平时一起玩耍的小伙伴，因家境相对比较好，街坊一般称她为“张家小姐”。她得知情况后对我说：“我一个人睡，你就到我房间里来吧，马上冬天了，一个人睡还有点冷”。于是，只要父母一开始争执，我就会躲避到楼下去看书做功课，与张家小姐挤一张床睡觉。
可能是来自于人力车管理所转业安置的压力，父母的争执还在继续中，母亲做了一点让步，说是可以让继父带着两个妹妹迁往长兴岛，我不是他的亲生女儿，不要跟到长兴岛去，留在俞家弄继续读书，而母亲也要留在上海，需要打工供养我读书。这个方案，继父显然是不能够接受的，两个妹妹还小，继父的谋生能力很差，母亲不跟着去，继父是无法抚养两个妹妹的。
现在想及，那时母亲如果顶不住压力、不再坚持的话，我将不得不中断在蓬莱中学的学习。此时，距离我考进蓬莱中学才不到一年，虽然宣传上说在长兴岛有学校可以继续读书，但是对蓬莱中学的不舍，如同乌云一般笼罩着我。显然，班主任注意到了我的模样，了解到情况后，认为我中断学习非常可惜，让我不要担忧，基于我家里情况，学校可以为我申请甲等助学金，每月有10.5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款项，母亲在街坊帮佣一个月也不过十来元左右，继父一个月的拉车收入也就十元多一点。
这个消息着实让我激动不已，有了助学金，供养我读书的压力没有了，父母亲之间争执最主要的障碍也没有了。然而，母亲又担忧我一个人生活在这里不安全，当时俞家弄82号里的木匠作、漆匠作，都有好几个年轻的男性学徒工，对于我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母亲不放心我一个人住在82号里。
对于母亲的这一层担忧，邻居及时伸出了援助之手。之前提到过的82号原二房东，这时已经搬到88弄5号里，也不再做二房东了。她家先生很早就过世了，两个儿子和小女儿都在江南造船厂工作，平时住厂里宿舍，家里房间空着。得知我母亲的担忧，她提出让我住到她女儿的房间里，平时也有个照应。
有了学校的助学金，有了邻居的相帮，我得以留在俞家弄，能够继续在蓬莱中学读书。母亲也不再坚持了，终于同意和继父一同迁往长兴岛了。
在初二开学后不久，应该是1956年的三月份，母亲、继父带着两个妹妹举家迁往长兴岛。因已开学，他们离开我没有去送行，直到当年的暑假，我才去了长兴岛，第一次看望离别几个月的父母和两个妹妹。
到了长兴岛，方才理解了母亲当初的坚持，正是母亲的坚持，以及学校和邻居的帮助，使得我逃过了再一次的辍学和命运的劫难。
当时动员迁往长兴岛开荒的，除了450户黄包车车工外，还有145户黄浦江和苏州河上的船民，移民约有1700余人，与长兴岛的本地住民不在一起，而是安置在当时的解放圩。政府提供的住房，是两间草房，一间住人，一间作为灶间。这是我见过的、真正的草屋，屋顶和墙壁都是草盖的，地上是稍经平整过的泥地。生活和饮用水是在附近河里取水，用明矾沉淀后使用。记得母亲说，刚到长兴岛的那一晚，小妹妹一直闹着要回家。
记得听母亲讲开荒主要是种植土豆，对于这些移民来说，大都不会干农活，其实是赶鸭子上架。在后来的几次去长兴岛，印象中被告知当时几乎没有收成。其时，不仅是没有收成，还面临着水患，可能是由于居住点和土地都靠近江边，每当涨潮时便会淹没，几乎无法生活。母亲告知，第一次涨潮时，家里都是水，感觉像是生活在水上。
当时移民们的生活，根本无法自给，只能依靠政府的救济度日。印象中好像是两年后安置点就解散了，但是车工们并没有回到上海，而是被分散到长兴岛和当地住户一起生活。我父母亲和两个妹妹被安插到当时的新兴十四队。至此，真正成为了长兴岛的农户。
其时当时的安置点里只建了一所移民小学，还没有来得及建中学，很是庆幸自己能够有母亲的支持、学校和邻居的帮助，而没有跟去长兴岛，得以在上海，在蓬莱中学继续我的学业。
